第一节 文庙原始

作为专门祭祀孔子及儒门先哲的国家礼制性建筑，唐宋以后，文庙遍及京师及地方各级行政区域，其建筑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高，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庙”称谓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国学孔子庙被称为“夫子堂”，地方学校孔子庙名曰“宣尼庙”。唐开元年间，孔子被册封为“文宣王”，孔子庙又改称为“文宣王庙”。宋、金、元时，追随孔子封号的改变，其名称相继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等。从明代开始，地方学校称作“儒学”，孔子庙也改称“文庙”。

文庙的不断发展，与孔子地位的抬升密切相关。自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后世统治者无不把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治国的纲领，儒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尊崇，成为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顶礼膜拜的偶像，祭祀孔子的活动逐渐发展为一种国家祀典。文庙之兴盛实源于此。

一、文庙溯源

文庙的鼻祖，应追溯至曲阜阙里。据南宋时孔子后裔孔传所作《东家杂记》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这是关于孔子庙建立时间最早的记载，后世多从其说。如清儒陈锦所订《文庙从祀位次考》亦谓：“哀公十七年，即旧宅立庙以祀孔子。”但是，这个结论遭到了近代学者的质疑。讨论文庙祭祀，首先需要做的正是追溯文庙的源头。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学”教师，不仅开创了划时代的“教育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按《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卒，临终前命其子师从孔子。于是，“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不过，孔子真正开始大规模设坛讲学，大概从其三十岁开始。他晚年自谓“三十而立”，恐怕即是对此而言。从三十岁到七十二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仁慈的关爱、宽容的胸怀、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众弟子由衷的信任和爱戴，孔门内“其乐也融融”。尤其是经常见诸记载的十几位高足弟子，如颜回、子贡、子路、有子、冉有、曾参、仲弓、子张、子夏、子游等等，在长期跟随孔子的学习、生活中，与老师生发了极为深厚的感情，以后世之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喻之，亦不为过。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可以称之为“拟血缘关系”。

正因为在人格上的巨大魅力、在思想上的巨大影响，孔门师徒间这种“拟血缘关系”其实已超出普通血缘关系所能传达的感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孔子对弟子早卒所表现出的悲痛之情。孔子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短命早死”，孔子连声高呼：“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是孔子去世前两年的事情。孰料，祸不单行，第二年，另一位心爱弟子子路去世。《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记载，当子路在卫国被杀之后，卫国的使者告诉孔子，子路被“醢之矣”时，孔子动情地“令左右皆覆醢”，长叹道：“吾何忍食此！”这是孔子去世前一年之事。于此二例，我们可以见出孔子对弟子之深厚感情。

另一方面，从弟子对孔子的感情来说，同样表现了一种类似父子亲情又超乎父子之情的情感。《论语·先进》便记载孔子之言，“回也视予犹父也”，这自是实情。这种感情在孔子去世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如《孔子家语·终记解》所记，孔子去世后，“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为过去的丧服礼，并无为“师”服丧这一项，这属于前无成例可循的。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随后将夫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殡葬“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于是，弟子服“心丧”三年，独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于当时弟子及鲁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体认，不难想见，公元前479年，当为王道理想奔波了一生的孔夫子在鲁国去世时，人们是多么的悲痛！三百多年后，司马迁游历曲阜，“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后写下了《史记》中的名篇《孔子世家》，其中对孔子去世后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於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这段资料为我们探讨文庙及文庙祭祀的由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于理解文庙的源头非常关键。而恰恰在这关键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其关节点有二：一为“冢”是否为“家”之讹的问题，一为“故所居堂、弟子内”的理解问题。

关于第一个疑问，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引清儒阎若璩之说，以为“冢”当为“家”之讹，因为“乡饮、大射”在“冢”进行不合古礼。郭嵩焘亦曰：“此‘冢’字应作‘家’。”这一观点得到了王叔岷先生、韩兆琦先生等史记学专家的认同。而这又与后文司马迁所谓“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相合。

而李纪祥先生则以为：“阎氏与泷川氏之改字说似是而非，‘孔子家’三字能成词否？孔子当时岂有曰居处为家者，司马迁此处行文可致其疑而不可径改其字也，改‘冢’为‘家’，读作‘孔子家’尤不伦，不可从。”不过，一些记载似乎印证了阎若璩等人的观点。《水经注·泗水》记载：“（周公）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而宋本《北堂书钞》卷139则引作“孔子家大一顷”。但今人曲英杰先生指出了其中的可疑之处。他认为，此处所谓“家”当为“冢”之讹，而“宅”乃“家”之讹。因为根据《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尉缭子》“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等记载推测，孔子故宅不可能大至“一顷”，因此，《史记》作“冢”应当是正确的。《史记集解》引《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与此“孔子冢大一顷”相合。但，韩兆琦先生以为，汉代“一顷”，约当今之数十亩。言下之意，司马迁所谓“孔子家大一顷”，乃其当时所见者，非谓孔子时。可备一说。

关于第二处疑问，即对于“故所居堂、弟子内”的理解，司马贞《索隐》以为：“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对此，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道：“《索隐》所说非也，方氏《补正》曰：当作‘故弟子所居堂内’，传写误倒。”近人郑绪平《孔子世家商榷》承此说，曰：“《世家》原文，有‘故所居堂弟子内’句，词气殊失通畅，疑必有误。崔述所撰《洙泗考信录》，曾将‘弟子’二字删除，固较原句为善，儒者亦多从之，余以为似有不尽然者……是以疑其原句当为‘故弟子所居堂内’之误，‘弟子’二字，乃错简误置耳。”

而泷川氏引《汉书·晁错传》“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指出，此处“内”当作“室”解。王叔岷以为得之。弟子内，即孔子弟子所居之室。《礼记·内则》可以为证，以“堂”为“外”，以“室”为内。而上文所谓“故”，亦非“是故”“所以”之义，乃“旧”义。

李纪祥先生于此得出结论，此处所谓“后世因庙”的“故所居堂、弟子内”并非指“孔子故宅”，而位于“孔里”。进而得出结论，孔子庙最早位于“孔里”，而非“阙里”。这一观点其实承自曲英杰《汉魏鲁城孔庙考》。曲英杰先生通过对各种史料记载的综合分析，得出了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为孔子立庙于阙里。而阙里孔庙今址在孔林北。古阙里与今曲阜城内阙里非一处。而直至东汉中后期，孔子庙一直立于此处。孔子庙迁入孔子故宅，大约在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30）至阳嘉三年（134）之间。然而这一结论，多为推测之词，并非定论。

我们以为，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分属两事，不可混为一谈。而鉴于司马迁所谓“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说法与“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应为一事，则此“孔子冢”或真为“孔子家”之误，如从曲氏所言“孔子家大一顷”又与当时礼制不合，则此当作“孔子冢大一顷”，于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孔子冢大一顷”当为错简，应在“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之前，如此，各种矛盾才得以化解。

而曲氏谓孔子周游列国前居于旧宅，返鲁后旧宅则为子孙居住，而其主要居住在讲堂内，讲堂并不与旧宅一处，而是居于所谓“古阙里”。此亦为臆测之词。这里有两处疑点。一，孔子周游之前，已经拥有大量弟子，为何可以居于旧宅，而返鲁后年事已高，却弃旧宅弗居，而居于讲堂呢？二，孔子之子伯鱼先于孔子去世，其妻亓官氏已卒于孔子周游返鲁前，而其孙孔伋年龄不会成年，不可能单独居住。而且，孔子返鲁后，被尊为“国老”，虽不见用，但其地位仍在，我们经常会看到鲁哀公、季孙氏对孔子的造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孔子晚年不居于旧宅。

司马迁所谓“后世因庙”，孔祥林先生以为：“可见故居早期只陈放孔子生前服用的衣冠琴车书，是纯粹的纪念馆，并没有说明改造为孔子庙的时间。”并根据“大夫三庙”的礼制，推断孔子故居改为孔子庙的时间当在孔子裔孙子思去世之后，为孔子曾孙孔白所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记述说“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显然是有庙而后藏诸衣冠等纪念物。而我们从“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的记载来看，似乎不会太迟，而极可能即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为。曲氏以为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一事，可以证明此时旧宅尚无庙。我们以为，所谓孔子庙，只不过是孔子所居堂，并非整个孔子旧宅皆为庙。因此，从恭王坏宅，无法得出孔子庙不在此处的结论。

而《后汉书·明帝纪》的一段记载，值得引起重视。永平十五年（72）, “三月……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这段文字明确显示出，明帝是在孔子宅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因此，所谓孔子庙不在旧宅的说法就显得牵强了，而随后说亲御讲堂云云，则表明讲堂即在孔子宅或其附近。于此，我们可以推论汉高祖过鲁“祠孔”、光武帝过鲁“祠孔”皆极有可能与明帝同，都在“孔子宅”进行。

参诸《史晨前碑》：

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

又《史晨后碑》：

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仿佛若在。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

可知孔子“神坐（座）”即在孔子宅，“依依旧宅”更明确说明了“庙”与“宅”的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谓“庙”，并无“孔子庙”“文庙”之称，却是日后文庙的雏形，这是毋庸置疑的。彼时之“庙”，远非后世可比，恐怕只是在孔子旧宅中的“居堂”辟为“庙”予以祭祀而已，所以刘邦、刘秀、刘庄等来曲阜“祭孔”，史书皆未言“庙”。但我们却不能得出庙不存在或不在旧宅的结论。尽管当时的“孔庙”，其性质只不过是孔子弟子、后学和孔氏后人对其祭祀纪念的场所，不具有后世“文庙”的官方性质，但可以说，这恰是后世“文庙”的鼻祖，也是文庙祭祀的雏形。

综上所述，旧宅之“庙”其实蕴含有“家”与“国”两个向度的内涵。首先，它具有“家庙”的性质；同时，由于孔子的文化贡献，它又超出了一家之私，即作为“文化”行为，纪念先圣先师的“学统”“道统”的意义也蕴藏其中。难怪乎司马迁为孔子唱出了一首伟大赞歌：“《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可以说，阙里孔庙的性质是最为复杂的，“它既有孔子纪念庙宇的性质，也有孔氏家庙的性质，但还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作为世界上的第一所孔子庙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关于“文庙”的称谓

历史上，文庙有“先圣庙”“先师庙”“文宣王庙”等多种称谓。据《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注曰：“先圣，周公若孔子。”但“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 “第或圣或师，升降不一，迄于唐初尚无定论”。所以，文庙有时被称为“先圣庙”，有时又被称为“先师庙”。例如，南朝刘宋时，文庙被称为“先圣庙”。而在隋代，多称其为“先师庙”，这是由于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的缘故。直到贞观末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孔子作为“先圣”的地位正式确立，“先圣庙”成为官方认可的称谓。此后，文庙又有“文宣王庙”“至圣庙”的称谓，这是由于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缘故。例如，苏州文庙在宋代，就一度称为“文宣王庙”。

明清两代，孔子庙大多被称为“文庙”。究其原因，一是从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后世帝王对孔子的封号中大都含有“文”字。按照古代谥法，“经纬天地为文”“道德博闻为文”“学勤好闻为文”“慈惠爱民为文”。“谥号”是根据死者的生前事迹参照谥法追加的，它只适用于帝王、显宦和卓行德懿之人，而“文”字确实准确地表达出了孔子在道德、文章方面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文庙是国家行为的祭祀建筑，代表着国家的精神，是正统文化的象征。作为国家推崇思想文化的标志，“文庙”的名称是十分合适的。

对于“文庙”的称谓，历代并没有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给予明确规定。因此，其历史称谓还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例如，我们不能把“曲阜孔庙”称作“曲阜文庙”，也不能把“苏州文庙”称为“苏州夫子庙”。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文庙”的这些不同称谓，与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封号有着密切关系。从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首开帝王追谥孔子的先河，后世统治者不断地对孔子进行追谥加封。相应地，“文庙”的称谓即是对这种变化的封号不断调适的结果。例如，始建于北宋景祐三年（1036）的江阴文庙，范仲淹《景祐重建文宣王庙记》碑中称其为“文宣王庙”，这与宋真宗时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是有直接关系的。到了明嘉靖九年（1529），明世宗厘定祀典，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江阴文庙因此又奉诏改为“先师庙”。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尊崇孔子，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汉代以前，儒学未曾与君主权力结成密切关系，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从汉代开始，儒学转而与君权结合，逐步得到官方认可，成为统治者的“守成”之学，儒家思想一跃而成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历朝历代不断修建文庙，以显示国家崇儒尊道之决心。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形象由一个有教无类的“夫子”，逐渐转化为“帝王师”，最后汇归为“万世道统之宗”，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文庙”的称谓也符合上述发展变化，由“宣尼庙”，进而到“先圣庙”“先师庙”，再到“文宣王庙”，最后到“文庙”，体现出文庙由弟子、后裔单纯祭拜孔子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