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两年前，笔者曾在回顾和展望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文章中谈到：“近年来，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所带来的红利正日渐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探明可行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研究的未来之路必然会更加困难重重。而要让这一研究不断发展，最重要的不外乎研究者能够持续拿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以真正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学术的发展，并不断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依靠实力坦然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质疑。”一项研究要想取得持续的发展，无疑有赖不断有高质量的研究论著奉献于学林，而高质量的成果需要的不仅是研究者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扎实而深入的钻研，而且也往往离不开新鲜而有意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刺激和指引。对于当下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在作为新兴研究在名词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新鲜感日渐消退之时，适时地提出恰当的新的理念、方法和发展方向，凝练出新的概念，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如前所述，“生命史学”作为新的理念、方法和学术概念，对于当下的医疗史研究来说，不仅具有适切性、可行性，而且对于在总体上推进史学理念的更新，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终将大有助益。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若能较好地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践行“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贡献出有品质的学术成果，还将有助于更好地彰显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更有人性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振历史论著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和语境出发，将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具象的人拉回到历史中，去关注和呈现时人的疾痛体验、苦难经历、健康观念和生命状态等，必将会让我们的历史书写更具情趣和人性，也必将有更多的可能触动学界乃至社会之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和认知阀门，引发他们更多的兴趣、共鸣和思考。

其次，有助于从历史的维度促进对疾病和医疗的意涵和当今医学发展趋向的理解。现代科技，特别是生命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提升了现代医疗水平，然而在征服了人类众多疾病的同时，也遭遇了科技发展瓶颈以及诸多难以以科技解决的相关医疗社会问题，这些又推动了现代医学人文的兴起，众多的医学人文学者，尤其是医疗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者纷纷开始重新思考疾病与医疗的本质，现代医疗模式与医患关系的困境，疾病对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生意义的影响等等问题，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这些研究显然大大推动了人们对当今医疗技术、模式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反省，对于人类的健康和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些研究，若缺乏历史的维度，缺乏历史学的介入，显然就不利于更全面系统而深入认识疾病与医疗，也不利于目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对诸多深具文化意涵的疾病和医疗技艺的深入探究，比如上火、肾亏、麻风、肺痨以及温补、辨证论治和道地药材等等，不仅可以藉此从全新的角度来展示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且也可能和社会人类学一道来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疾病和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实际上，社会人类学家对此应该是相当关注和欢迎的，梁其姿有关中国麻风病史的英文论著问世后，很快就引发了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许小丽（Elisabeth Hsu）等著名医学人类学家的关注，并发表书评，就是很好的证明。

最后，有助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加强整个社会的生命与人文关怀。近代以来，科学和理性似乎一直在蚕食人文的领地，科技的日渐强势，业已成为现代世界一种常态。科技固然给人类带来无尽的嘉惠，但其宰制和利用的本性，不仅将自然化为利用和控制的对象，同时也使占有并操纵科技的少数人把多数人当作利用与控制的对象。故而，一个社会必须思考如何消化科技的危害，以便蒙其力而不受其害。为此，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会通过有意识保护和支持人文学术发扬科学文化来平衡科技的强势和人文的被挤压。不过在目前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虽然国家也有一定相应的举措，但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推崇和对人文的轻忽，则明显比发达国家严重。在这样大的情势下，不仅整个社会的人文与生命关怀相对薄弱，而且即使是历史学这样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在不断追求科学化同时，日渐淡化了其原本的人文属性，让我们的研究和教科书中，甚少有关乎生命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内容。故而，如果我们能够引入“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去关注不同时空中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入情入理地去梳理和思考健康文化和生命状态的变迁，一旦这样的成果有了足够的累积，必然会反映到历史教科书中去，而藉由教科书的传播和渗透，引导和熏陶人们更多地拥有生命关怀意识，推动整个社会的生命与人文关怀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