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差什么?
——《金陵十三钗》和《一次别离》比较研究
去年12月,在北美影坛上有两部“冲奥”的东方电影不期而遇: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以下简称“《金》”)和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一次别离》(A Separation)。这两部分别产自中国和伊朗的电影,均被各自国家官方推荐参加角逐2012第84届奥斯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金陵十三钗》于去年12月23日始在北美上映一周,其后,《一次别离》在12月30日开始在北美上映。
在美国《CNN》《电影》《纽约时报》《好莱坞报告》等权威报刊的专栏评论中,《金》遭遇了空前未有的否定评论,被一致评为“很差”(weak)的电影——充满低级噱头的大杂烩肥皂剧;《别离》却获得了美国批评家一致高调的赞美,被称为“伟大的家庭电影”,被一致评为“非凡”(exceptional)的电影。——除非2012年的“世界奇迹”出现,张艺谋投资合9400万美元的“冲奥巨片”《金陵十三钗》已梦灭北美,而伊朗导演法哈蒂的仅投资50万美元的“小电影”《一次别离》将摘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桂冠。
“冲奥”已过十年,张艺谋所代表的“中国电影”,就如踢不出亚洲的中国足球,个中原因,可分析一二。
《金钗十三钗》:一部被美国批评家“砸片”的“冲奥片”
面对舆论对自己的电影的批评,张艺谋先生又发明了一个“批大片即仇富”的说法。他对记者说:“现在‘砸大片’跟仇富一样。只是拍大的,就先挑毛病。我觉得投资大有时候树敌反倒多,大家反而会同情和欣赏那些小制作的、正艰苦创业的年轻导演的作品,认为他很珍贵,这也很正常。”
从报道的上下文看,张艺谋先生此番话语所指,当然是针对国内批评者的。张艺谋先生认为大片是富人才玩得起、欣赏得起,仇富而仇大片,“砸大片”就成了中国穷人的专利。其实,对大片的态度而言,“穷”未必“仇富”。比如这次《金陵十三钗》在北美和国内同期上映,该片的国内票房一片叫好,在北美却冷淡得令片商发毛。然而,想必,张艺谋也会同意,北美的富人多,中国的穷人多。如果张艺谋先生肯认历史的账的话,正是比北美富人普遍贫穷的中国观众热衷于为他的电影掏腰包,他才有机会做成了中国电影的票房英雄。
这次《金》片的拍摄,张导演与制片商拼了身家性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金》片获得山姆大叔的欢心,偿《英雄》以来冲击奥斯卡奖的夙愿。为了实现这一点,张导演的团队从电影内外都在实现从“爱国主义”向“国际主义”的“全球化”转型,不仅连上镜头的日本兵都要用日本人出演,而且一再修改剧情,最终完成了美国混混约翰在电影中如圣子显灵一般地化身为舍身救中国女人的英雄的电影定位。张艺谋们讨好山姆大叔的苦心特别表现在这个“约翰”的设置上。设想,如果遵照严歌苓原著,电影中的约翰是一个正版的美国牧师,而不是一个混混冒牌货,他对中国女人的拯救就显得不够美国了,真正的美国,应当是“混混皆可为英雄”——这就是张艺谋及其“冲奥”团队野心勃勃要送给山姆大叔的2011圣诞大礼!可惜,山姆大叔根本不买账!换句话说,对于张艺谋大片,中国穷人好歹都买账,“美国富人”却没有中国穷人的慷慨!
在看国内媒体的“外转中报道”时,我感觉到《金》片似乎已经被山姆大叔内定为明年84届奥斯卡奖影片了;张伟平一气给这部影片投报了奥斯卡全部13个奖项,似乎是交定金通吃了。然而,令我大跌眼镜的是,我不仅没有在美国媒体上看到“观众一致好评”的信息,而且来自好莱坞等地的专业评估信息是美国观众对《金》片的反应“冷淡”,业界普遍不看好其市场前景。在国际著名的“电影评论知性网”(www.MovieReviewIntelligence.com)12月27日发布的专业电影评论信息是:自在美上映一周来,《金》片在美国获得的电影评论,肯定性评论仅占32.5%,平均肯定度51.7%;在7级评分系列中,《金》片的平均得分是倒数第二级“很差”(“weak”)。
美国著名电影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维(Emanuel Levy)在《电影》杂志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金》片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灵感,而是张艺谋制造的一个混乱、严重缺少平衡、过度炫耀某些场景的电影大杂烩(a hodgepodge of a movie),是张艺谋发迹以来最糟糕的一部电影。利维说:“它(《金》)终归是一个电影杂碎(a mishmash of a movie),一部拘泥于成规、老套过时、造作感伤的作品。它出人意外地将1937年日本进攻的南京悲剧琐碎化,将其压扁为一个迎合感伤音乐剧的传说,囊括其中的尽是类型化或单面性的角色。”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克·黑尔(Mike Hale)指出,《金》片似乎唯一向人们证实的是“每一个生命的无意义的牺牲换来了廉价的眼泪,它的代价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被轻率地淡化了”。《纽约邮报》以嘲谑的口吻称《金》(The Flowers of War)为“恶败的战利品”(the wilted spoils of‘War’),认为张艺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影人之一,尽管用了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却拍摄出了这部荒谬绝伦的肥皂剧,应当得到的圣诞礼物是惩罚坏孩子的一大堆煤块。《好莱坞报告》的评论文章则称,如果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s.)在1942年导演《金》片这样一部电影,也许它可以成为一部有效的反日宣传片,而且博得好效益。但是今天,它(《金》)扮演的不过是低级噱头(hokum)。
在美国评论家的笔下,《金》片不仅没有得到一句好评,而且被指出了三个严重局限:其一,《金》严重缺失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揭示和反思,不能让观众意识到为什么这是一场血腥丑恶的“灾难”;其二,张艺谋在电影中表现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和电影的现实性原则的“电影魔术师”的作风,将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景肆意安置在电影中,像肥皂剧的恶搞一样;其三,为了表现全球化,尤其是为了讨好美国观众和影评人,设置的“美国混混变英雄”的男主角约翰是一个虚假而无生命的角色,奥斯卡明星贝尔完全是承担了“一个错误的角色”。两位专栏作家都指出整部电影在情色华丽下面,是缺少价值判断和艺术灵魂的空洞和虚假。无疑,这是一部企图成为“史诗巨片”的电影的致命内伤。
我所阅读的十余篇美国评论家评论《金》片的标题文章,是严肃依据电影作品的实际有针对性的评论,表现了令人尊重的专业性。就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评论家对《金》片的批评,均是在电影艺术的层面上展开的,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说话。他们所否定《金》片的,就是该片表现的严重缺陷在于:张艺谋导演迎合和炫耀性地使用商业电影元素的时候,并没有在尊重历史、尊重艺术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因而,没有赋予《金》艺术的完整性和意义的生命力。
《一次别离》:美国批评家眼中的“伟大电影”
与《金陵十三钗》遭遇权威批评家“砸片”(张艺谋语)相反,《一次别离》却在美国获得了权威批评家定义为“非凡”(exceptional)的好评。给《金》片打了“C-”(不及格)评分的利维,给《一次别离》打的分数是“A”,而他给去年的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国王的演讲》的评分是“A-”。利维在《电影》发表文章《‹一次别离›:2011最好的外语片》,称赞《一次别离》虽然以家庭离异为主题,但提出了关于文化和宗教的多重禁忌问题,“‘别离’超越了它所处理的特殊离异故事,达到了更高的相关性和普遍性的水平”。在《时代》杂志发表的理查德·科利斯(Richard Corliss)的评论文章中,《一次别离》被称赞为一部看似情节简单却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电影。“看完电影数天之后,你还会持续咀嚼和思索它揭示的矛盾。”在CNN的特约评论文章中,评论家马克·拉比诺维茨(Mark Rabinowitz)以毫无保留的态度表示《一次别离》是今年全球十佳影片,“甚至是无与伦比的杰出”“一部伟大的家庭剧”。拉比诺维茨说:“它是一个在某些层面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上演的故事,但它仍然是一个特别属于伊朗社会的故事。”《滚石》(Rolling Stone)发表彼得·特拉弗斯(Peter Travers)的评论文章说,《一次别离》的导演以罕见的精致而新异的艺术把我们带入了现代伊朗人的心灵深处。“《一次别离》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你无法将它从你的脑中驱除。”
《一次别离》只是一部仅有50万美元投资、七个人物——两个家庭的六个人物和法官——的小电影;而《金》片却是投资合9400万美元,组织了包括好莱坞一线明星贝尔和世界一流的特效设计威廉姆斯团队在内的26个国家的演制团队的“大片”。然而,《金》——这部中国有史以来最国际化、投资最昂贵的“中国大片”,何以在张艺谋们极力要迎合的美国批评家的眼中,竟然成了过时的肥皂剧、无聊的噱头杂烩呢?在《金》与《一次别离》的比较中,何以“大片”没有成为“大电影”,“小片”却独显“大电影”神威?
《一次别离》的剧情非常简单。从事医生职业的女主角西敏(Simin)和在银行工作的男主角纳德(Nader)是一对生活于伊朗德黑兰的中产阶级夫妻,妻子为了儿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要求丈夫与她携十一岁的女儿向国外移民,但传统的丈夫因为坚持要留在国内照顾病瘫的老父而拒绝了妻子的要求。妻子闹离婚,愤而返回娘家,丈夫只得雇佣一贫民的妻子瑞茨(Razieh)来看护老父。不料这位带着一个五岁女儿前来做看护的瑞茨,因为外出看病,将纳德的老父捆绑在床架上;纳德目睹老父的惨景,解雇了瑞茨,并在怒气中将她推出家门。又一个惨剧发生了:怀有身孕的瑞茨在纳德家门外摔下台阶而流产了。瑞茨的丈夫霍贾特(Hojjat)是一个失业且因欠债不还而被监禁的木匠,他向法庭控告纳德有意将瑞茨推下台阶,是故意谋杀她腹中的胎儿。因此,离婚纠纷未了的纳德,又被缠上了“谋杀官司”。
在我所阅读的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报刊中,美国批评家非常一致地认为,《一次别离》具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其一,这部电影对关系到两个伊朗家庭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纠纷叙述,在两个小时的放映中,不仅有条不紊地展示了矛盾的复杂纠葛,而且在现代伊朗社会背景上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矛盾作为“问题”提供给各国观众思考。
其二,这部电影是导演法哈蒂的深思熟虑之作,不仅剧情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有机张力,每一个镜头都将观众的期待引向下一个镜头,而且素朴自然的表演总是成为对人物性格的非同寻常的深度揭示。在法哈蒂的现实主义风格导演艺术指导下,电影中人物表演的真实感是如此自然强烈,甚至不需要理解台词,观众仍然被深深感动。
其三,在这部电影中,导演法哈蒂的目的,并不是依照习惯给予剧中人物的矛盾一个解决,也不是要为他们的问题提供答案;对于法哈蒂,真正重要的是在电影中捕捉现代都市生活的细微而累积的种种挫折——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日常生活的挫折,这是在当代世界谁都可能面对的问题。出于这样的目的,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直击非常独特的伊朗社会的个人生活问题时,也同时向非伊朗社会(包括美国社会)的观众提供了自我反思的激发。
《一次别离》之所以被美国批评家推崇为“伟大的家庭电影”,是因为他们在这部“小电影”中同时看到了深刻的差异性和认同。法哈蒂的现实主义艺术信念成就了《一次别离》的伊朗本土的品质,它是切入而不是逃避本土的内涵,这就彰显了它较之西方的差异。但是,正是通过差异的揭示,它把“现代生活”这个跨文化的语境所具有的矛盾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揭示出来了。在《一次别离》中,对于由“移民选择”引发的两个家庭的纠纷,不仅剧中人不能给予是非判决,而且在剧外的观众也不能做判决。撇开伊朗社会面临传统与现代矛盾选择的特殊性,我们从电影所获得的启示是“选择”本身的矛盾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因此,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对于自己的正确,对于别人的错误。无疑,这是今天地球上的人们在多层次上面临的共同困境,当全球化运动把人们组织在一个“地球村”的时候,这种困境的感受就是根本性的存在感。
“伟大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
《一次别离》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之伟大并不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大制作”,它不需要华丽包装和耗资巨大的场景,也不是各种电影消费的娱乐元素的加减、组合——总之,它不是用金钱叠起来的楼台。“伟大的电影”之伟大是因为对人生世界理解的深刻细致,而且表现出来的电影艺术给人的感动和启迪,它需要的是电影家真正能够切入生活世界的感触力和超越生活局限的艺术表现力。电影是一种现代机械技术,但更根本的意义上,电影是一种现代人文艺术。在技术一体化的全球化运动中,电影艺术的力量正在于它能够批判地揭示“全球化”的困境,为现代人的心灵开拓新的自由空间。
对于美国电影评论家的一致批评,张艺谋先生似乎无从闻及,故对于国内的批评,尽管相对于美国批评家来说,零星微弱之至,仍然有“大片被砸”的不悦,甚至于铸造出了“批大片即砸大片,砸大片即仇富”的逻辑作回应的大盾。其实,张艺谋电影的根本问题,就是对电影只是从商业、从技术层面去理解和操作,认为电影就是色彩好看的画面,他的特定制片商张伟平将其公司定名为“新画面”似乎也是在印证和强化张导演的“画面电影观”。记得张艺谋所代表的第五代电影家曾有一个“反第四代电影家”的说法,即电影不是影戏而是戏影,认为电影重在影像而不是戏剧,从而打出了“玩电影”的旗号。电影当然要用画面说话,但是电影的画面的价值在于它们要承载人性的灵魂,而戏剧性正是赋予电影画面灵魂的链条。
张艺谋追求精美绝伦的画面,从《英雄》到《金》,历十年之功,为什么自认最好的《金》片仍然不仅被有识的中国批评家批评,而且被美国批评家一致批评为虚假、造作、错乱的肥皂剧呢?技术层面讲,是张导不会讲一个清楚的故事;而意义层面讲,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家,尚没有觉悟到电影的美丽画面必须要由深刻的灵魂注入生命,才能真实,才能生动,才能真正产生电影艺术的感染力。也许,张艺谋如果愿意重温一下谢晋先生的《芙蓉镇》就会理解,一部真正史诗性的大片的根本生命不是画面精美,而是来自导演所赋予它的灵魂。
无论从其一系列言论,还是从《金》的实际情况,张艺谋都表现了单纯技术地从事电影制作的导演观念。《金》不仅缺少一部以重大历史悲剧题材为主题的电影应有的价值理念,而且情节生硬、场景突兀、人物单薄,给人的观影经验确如美国电影批评家所指出的“大杂烩”“肥皂剧的恶作”“低级噱头”之感。无疑,在2011年拍出这样一部既不能真正给人以美感,又不能给人以精神启迪的“大片”,是一个导演的严重失败之作。
张艺谋作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导演,“冲奥”已经十年了。从《金》的成效看,他离“奥斯卡”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为什么?过去的失败,他可以推诿于技术和奖金,今天以富起来了的中国作后盾,携“中国最贵电影”却更为无望,他在近日的公开言论中还责怪中国文学家没有写出好剧本。在持续十年来的挫败和下跌中,公众从未见张艺谋有何反思。在推销《金》时,他与张伟平总是津津有味地夸耀如何组织了包括好莱坞一线明星贝尔和世界一流的特效设计威廉姆斯团队在内的26个国家的演制团队,并且以之为“全球化”的标志。如此平面地理解“全球化”,并且一味追求这种“全球化”,张艺谋打造出这个本欲讨好美国批评家,反而被他们“砸片”的大杂烩肥皂剧《金》,就是“水到渠成”了。
“全球化”的实质是现代技术扩张和资本扩张形成的以国际市场为中心的全球一体化运动。这个运动对文化的影响是以全球一体化取消全球文化多样性,从而形成以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一体”(即单一平面的文化)。这是世界现代性的负面结果。20世纪的文化运动的基本矛盾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包括美国电影在内,“反全球化”始终是一个基本主题——从国际电影视野来看,更是电影的一个基本任务。
无论从民族文化特性的保存,还是从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反对全球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深刻的国际文化视野,从而保持伟大的反思力和创新力。所谓“深刻的国际文化视野”,它提供的是应对国际文化挑战的创新原动力,而不是模仿和复制的欲望。
这次《金》片的制作和宣传,主打“全球化”,用制片人张伟平的话说“一切都向好莱坞看齐”。张伟平对记者说:
从12月23日开始,《金陵十三钗》陆续登陆美国各大城市的主流院线,与众多好莱坞颁奖季里的候选者一起,为明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热身——这样的举动,在中国电影史上尚属首次。有人纳闷,张伟平的底气源自何处?他提高嗓门答道:“这就是《十三钗》真实实力的体现。首先它是国际化的制作,不光有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加盟,这部电影还融合了26个国家顶尖艺术家的创作;其次是题材,这是个现代的故事,救赎的主题让西方观众更容易接受;再加上好莱坞的包装,像我们的北美预告片请来美国的公司剪辑,还有北美版海报也请到《阿凡达》海报的制作公司负责制作——一切都向好莱坞看齐。”
张伟平与张艺谋在《金》北美冲奥“被砸”之后,是否能反思一下“一切都向好莱坞看齐”为什么还要被山姆大叔“砸片”呢?
我可以借此说一句前瞻性的话,因为同样缺少艺术的灵魂,《金》片离奥斯卡影片的距离,并不比《英雄》更近。
(本文原题为《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金陵十三钗›与‹别离›的比较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