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化

一 自我意识与美的苏醒

新时期中国文学是在对极左专制（特别是“文革”）的政治批判中酝酿的。1978—1980年期间的短、中篇小说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小说，不仅以失而复得的现实主义精神，把昨天的残酷真实转化为文学形象再现于读者的眼前；而且在深痛的自我反思中，揭示出民族所蒙受的最根本的伤害是对个体人性的摧残。卢新华的《伤痕》，以一个技巧稚拙的短篇而引起全社会的震撼，其原因就在于它表现了这个主题：由于个体人性的普遍丧失，伤害不仅来自外在的残酷，而且来自内在的无情。这篇小说对于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预示和开端——它把个人（自我）从苦难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了。关注个人命运，肯定个人价值，把个人生存的权力从对阶级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还原到更广大丰富的生命——生活层次，从此成为小说的中心主题。《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和《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是这批小说中的佳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示个人的政治厄运中，主人公不幸的人生总是与伟大深沉的爱情相联系，并且总是从中得到慰藉和支持。特别是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一位“无权”爱她的男性的至深无望的缄默爱恋，成为一位弱女性数十年孤独凄楚的风雨人生的唯一支撑。在这个特殊背景上，对爱情的生命（人生）意义的发掘和讴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内涵。一方面，它是对把人的丰富属性限制在阶级属性的单一层次的思维模式的突破，肯定人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多重属性；另一方面，它是对把人的存在完全集体化（公有化）的政治原则的否定，肯定人的非集体的个人生活的独立价值和必要性。在完全政治化和集体化的时代，个人生活的感性——情感层面是被压制或剥夺的。对爱情的张扬，就是对这个层面的重新肯定和解放。与此相应，作为对个人生活的感性——情感的最高肯定的美，又重新获得生机。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新时期初期一个几乎是影响了全民族的美学热潮蔚然兴起，“美的描写”成为这个阶段小说的普遍风格。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是以美学精神透视和描写前30年政治风雨的典型之作。它的主题是：“美”的苦难命运和它的不可毁灭的生命。女主人公胡玉音，因为美而落难一生，也因为美而抗拒了缧绁苦难的打击。

美学精神的复活，是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必然结果。美学精神赋予文学超阶级的审美共同感，以肯定感性、个性为基础的主体性和艺术对于现实（政治）的自律性。这就导致了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向内转”有双重内容：第一，文学描写对象（题材）的个人化、心理化；第二，文学向自身的美学原则的回归。谢冕指出，文学向内转，是“文学由客体真实向着主体真实的位移，从而发生了由被动反映到主动创造的倾斜”，“是对于文学长期无视和忽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人类的心灵沟通、情感的极大丰富性的矫正”。被指称为“朦胧诗”的新诗潮诗歌运动，是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明显标志。无论是以“做一个人”的决心和勇气怀疑、批判现实（北岛），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女性情感的直白的展示和美丽的歌颂（舒婷）；无论是在超时代的时空背景上驰骋想象（顾城），还是回溯扑朔迷离的远古寻找自我情感象征（杨炼、江河）……新诗潮诗歌在情感表现和意象构成两个层面都表现出非现实（超现实）的个性化色彩，从而完成了诗歌（文学）自我主体性的确立。表现并确立自我，是新诗潮的中心主题。这个主题对于前30年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学体制，是陌生的、异质的、不可把握和统一的。因而新诗潮在高度展现文学自身的美学复位的同时，表现出一种整体上的非现实原则的“朦胧”风格。

文学的向内转是美学的主体性（自律）原则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反映论）原则的超越。首先，应当把这个超越视作早期新时期文学以人道主义理想为核心的思想——艺术解放潮流的自然结果，目标所指是把个人和文学从绝对集体主义的政治体制的严格束缚中解放出来，肯定个人和文学的独立价值和自由权力。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个超越以对个体自我的肯定为中心内容，是与中国社会整体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运动步调一致的，前者是对后者的客观要求的反映。现代化是一个以未来为目标的无限发展的全球化运动。加入这个运动，对于中国，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它的自我封闭体制，向世界开放。面对世界空间的无限性，实现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变成了社会整体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准确讲，确立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主体性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求。文学对个人独立价值的肯定和表现，不仅表达了传统的人道主义呼唤，而且表达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此，新时期文学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又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

二 走向无限自由与无意识

张承志的小说，从《黑骏马》（1982）、《北方的河》（1984）到《金牧场》（1987）很明显地表现了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化过程。

《黑骏马》讲述的是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回到离别十年的草原，寻找在他少年时代领养他的牧民“奶奶”和一起成长起来的姑娘“索米娅”。小说用朴实凝重的笔触展示了大草原的博大深厚和“我”（白音宝力格）在草原怀抱中重新激发起来的对自我与草原的生命关联。《黑骏马》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对未来无限发展的预感唤醒了对过去岁月的深沉怀念。但是，新生的不可遏制的对未来的渴求，又把这种怀念在最深沉激荡之处转化为一种勇毅高昂的诀别。应当说，《黑骏马》包含了在自我与世界、历史与未来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矛盾形成了小说沉郁雄厚的气韵，在简朴的叙述风格中传达出一种深刻的感动。它是一首怀旧的牧歌，但又洋溢着向未来进发的热忱。可以把《黑骏马》的主题确定为“寻找”，这正如它把对蒙古民歌《钢嘎·哈拉》的引用作为叙事的主体线索一样。但是，这个主题的展开却进行着向历史回归和向未来进发的冲突。无疑，在历史理性的层面，小说是明确了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发展的必然（必要）性，但是在生存意志的层面，小说又在不断地肯定着超历史的生命记忆的意义，表达着重新开始过去生活的愿望。小说结尾用了“宇宙之音”的超强声音来催促自我告别过去和现在——“迎接明天”。这个被强化的结尾，与小说主体叙述是不和谐的。但是，在80年代初的背景上，因为自我意识和发展观念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因素，这种不和谐是不能被体会到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就在这种不和谐中产生了。

《北方的河》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小说的主人公“他”，是在1984年前后张承志那一代人的代表：当过红卫兵、做过下乡知青、上了大学，正在准备考研究生。“他”在小说中的宏愿是在考试之前，跋涉北方的每一条河流。在把自己的宏愿付诸实现的过程中，“他”遭遇了许许多多现实的障碍，但是都克服了，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对周围的一切人的有限的现实存在的超越的过程。这个超越，特别表现在“他”对那位在黄河边相识，且暗中恋爱上的“姑娘”身上。在小说开始时，“他”与姑娘的相识、相知，乃至于相互之间有一种恋慕，可以说是自我生命中的两条河流的必然汇合。但是，随着两人从旅途中回到京城，这种汇合就又转向了难以避免的分裂。因为在作为历史和理想形象的黄河边，那位姑娘也是作为历史赠予“他”的一个理想形象（一个认同和礼赞“他”的异性天使），一旦进入京城的现实而世俗的生活中，这位姑娘就不再属于灵魂高蹈、永不安于现实的“他”，而属于另一类男性，属于聪明、实际的徐华北。简单讲，“他”与姑娘不能最终合一的根源在于：姑娘确认自己是个女人，确认一个女人受到的限制和在这个限制之下的生存需要。但是，“他”不接受任何先验的限制，“他”唯一认同的命运就是不断前行。对无限性的不断企求的生命意志，决定了“他”的激奋出世和昂扬的孤独。

自我实现的冲动和它所受到的现实制约，形成了一种基本焦虑，并且成为这个时期张承志小说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动力导致了张承志小说语言的极性膨胀和过度密集。实际上，在自我表现和追求的发展中，张承志形成了一种超现实的生命意识。《金牧场》把这种生命意识发展到了极致。这部长篇小说用结构主义小说的叙事手法，穿插叙述三个线索的故事：红卫兵重走长征路、牧民重返家园的大迁徙、在日本做学术交流。这是三个都以主人公或主人公所代表的群体的追求失败为结局的故事。金牧场——阿勒坦—努特格——是主人公所在的牧民大队人的故乡，但是，当他们在一场生死拼搏的大迁徙之后回到故乡，这个故乡却永远不属于他们了。因此，金牧场在历史的变迁之中成了一个不能再返回的家园，一个只能在回忆中叙述的梦。与此相应的，是主人公的情感追求的失败。“你和我的爱情都失败了。也许，全部阿勒坦—努特格大队知识青年的爱情都失败了。或者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知识青年们的所谓爱情都失败了？”然而，失败并没有带来主人公生命意志的挫败，相反激发了他更强烈的进取欲望。小说的结尾是主人公的小女儿迎接新生的太阳的意象。“是的，生命就是希望。我崇拜的只有生命。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这种对生命的无上崇拜和激情高歌，实质上是自我个性向世界无限性深度奔进冲动的表达。

在《黑骏马》中，辽阔深沉的大草原构成了基本的叙述空间，虽然主人公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超越意识已经同这个空间形成了冲突，但是，这个空间的广博深厚把“我”的超越努力作为一种有限的、必然失败的个人意图纳入它的超稳定性中。因此，作为一个自动离弃草原（包括生活在草原母腹深处的奶奶和情人索米娅）的游子，“我”以忏悔和寻找的方式归来。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他”被自我实现的“不安分的精灵”驱赶着，狂热地奔涉于北方的河流之间，把自我和土地的静态的同一性转化成自我和河流的共同奔流的动态的同一性。进入《金牧场》，通过对三个自我失败故事的叙述，把自我作为一个在不断到来的时间中“独往独来的流浪者”在超时空的无限背景上凸现出来。

在新时期文学中，对流浪主题化的叙述，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个现象表现自我意识的扩张伴随自我相应地承受基本的时间压力。承受基本的时间压力，是个人存在的现代性的基本属性之一。因为现代社会失去了从任何传统获得基础的可能，必须向未来开放，通过不断产生的“新”来自我奠基。无疑，时间压力，即不断求新的压力赋予现代自我意识一种无限反叛的先锋冲动。先锋冲动以“新”为目标，把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极端化，反叛一切常规性，因而是一种非理性力量的实践。其结果是通过对一切传统的否定而中立道德和实用标准，达到意义消解，实现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现代主义是审美现代性的艺术实践。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向，无疑是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为前提的。但是，另外还有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这个转向：首先，是对前30年理想主义追求的惨痛觉醒和由此而来的一种深沉的幻灭感；第二，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艺思潮的刺激和诱导。惨痛觉醒和幻灭感强化了新时期文学对现代主义的自我解放意义的期待和对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认同。因此，萨特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念，在80年代上半期被作为两个核心观念引入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构成中。其结果是以无限反叛为表现形式的自我迷信和非理性崇拜充斥在文学创作中。

三 面对虚无反讽与变异

认识到自由与非理性的对立，并把这种对立理解为自我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的对立，是现代主义自我批判的发展。这个认识揭示出自我与世界的根本性的荒诞关系。自我精神本身的最深刻的愿望是对统一的怀念和对绝对的渴望，“在世界面前要求亲切，渴望着明确”；但是世界以它的永恒沉默的非理性的黑暗拒绝了人类心灵的呼唤，以根本性的无意识感回报人类的渴望。“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自我对自由的无限要求和作为自身基础的理性本身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代人基本的荒诞处境，从而使自我实现展现为持续不断的现代性悲剧运动。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也最集中地揭示了自我存在的荒诞性悲剧。这部以一群学音乐的大学生为题材的小说，把自我选择的必然性和选择的无意义无根据处境展示在文学的前台。小说主人公李鸣，除了必须外出，终日躺在床上，躲在蚊帐里。他想退学，“他觉得自己生了病，症状之一是身体太健康、神经太健全。”在李鸣的身边，与他的冷淡消沉相反，同学们都在为自我设定的成功目标拼命竞争考高分、得大奖和爱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最后获得成功。先是马力在假期回家时被意外砸死在家中，接着小个子带着失望之感出国继续毫无希望的追求；留下的同学继续为了成功奋战，石白、董客，虽然用出全身解数，也没能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孟野是作曲系才华横溢的才子，他的作品被普遍看好，得国际大奖的希望看来是非他莫属；但是，他与一神经质的女作家恋爱，而且在她逼迫下违反校规结婚；无端嫉妒的女作家向学校状告孟野违规恶行，校方令孟野退学。因为孟野离校，森森失去了竞争对手，他的作品一路绿灯，获得了国际大奖。小说的结尾是，毕业之际，刚得到获奖喜讯的森森忽然感到了落寞，一人悄悄躲到琴房里听自己获奖的现代派乐曲，“他越听思路越混乱，越听心情越沉重。一股凉气从他脚下慢慢向上蔓延……”最后换上了莫扎特的乐曲，“登时，一种清晰而健全，充满了阳光的音响深深地笼罩了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这个结尾是森森对自己的现代主义音乐追求的否定，这个否定从根本上消解了他成功（获奖）的意义，更进一步，这个结尾也把小说中人物的一切选择和努力概括为以自由、个性、欲望、焦虑、孤独和虚无混合成的荒诞生活。

残雪的小说把存在的荒诞感体验为个人存在中相互以臆想为基本形式的窥视、猜疑、嫉妒和陷害。这些行为是充满敌意的，然而又是本能和无意识的。不可逃避，却没有意义。《山上的小屋》写女主人公“我”与父亲、母亲、妹妹之间的无端的猜疑和妒恨。“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臆想之中，或者整天收拾自己那只永远收拾不好的抽屉，或者坐在藤椅里臆想山上并不存在的小屋。一旦进入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我”与父母、妹妹相互之间，都只存在仇视、恐惧、提防和威胁。这种关系只能用无所不在的“怨毒”来解释：母亲的眼睛恶狠狠地看“我”的后脑勺一眼，“我”头皮上被盯的那个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父亲用一只眼迅速看了“我”一眼，让“我”感到它是一只熟悉的狼眼，并且恍然大悟父亲夜里就变为一只狼；妹妹每天通过别有用心地告诉“我”父母要陷害“我”的主意获得快乐。《苍老的浮云》把这种“怨毒”的家庭关系描述扩大到邻居关系中。在这部小说中，更善无、慕兰夫妇和老况、虚汝华夫妇两个邻居家庭的生活，完全是在相互猜疑、嫉恨之中展开的。因为各自心中都为猜疑、嫉恨充斥着，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甚至梦中景象，都是阴险丑恶的，仿佛整个生活是一个万物都在怨毒的强力腐蚀中迅猛溃败的混沌世界。因此，人与动物虫蚁相互转化，动物虫蚁又与一切污秽尘泥化为一体，一切都不可分析，不可理喻，但又是那样确切无疑地充满毒素。小说的结尾是自我封闭了三年零四个月、两年零两个月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虚汝华，发现自己像干鱼那么薄，胸腔和腹腔几乎是透明的，对着光亮，可以隐约看出纤细的芦秆密密地排列着……

残雪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因为臆想和病变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已经不能区别出真实与幻象、现实与梦想。它也揭示了一种自我在现实生存中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不是刘索拉式的自我选择和个人奋斗的无意义，而是个人独立生存的根本性的危机感。这种根本性的危机感包含着对既往生活的痛苦记忆，因此充斥着怨恨而不是嬉戏。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把个人存在的荒诞命运展示在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苦难背景上。小说以40年代敌伪时期的北京为主要背景，描述有志无能、有气无节的倪吾诚的可怜、可笑、可憎、可悲的一生。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主人公的不幸归结于他的特殊背景，相反是借这个特殊背景写出一种个体存在的普遍而基本的无能感。因此，小说集中写的是倪吾诚与家中三个女人的斗争。三个女人，一个自然是妻子周静宜，她本来是尽力维护自己丈夫的，但是因为一则多次受到丈夫的欺骗，一则身边有姐姐周静珍和母亲姜赵氏的唆使，乃至于最终也成为倪吾诚的宿敌；另一个是岳母姜赵氏，她与倪吾诚的斗争根源于留过洋的倪吾诚的新派作风有拂岳母大人的尊严，为了维护这个尊严，姜赵氏时时要借机生事；还有一个，也是这三个女人一台戏的中坚人物周静珍，她十八岁出嫁、十九岁守寡，她坚持不渝地掀起对倪吾诚的斗争，如同她每天必做的对镜恶骂“早课”一样，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目的的本能行动。倪吾诚是有志的，他在西方留学，接受了西方文化，主张以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文化；但他尚且不能在社会中谋生，自然不能改造社会，他就在家中革命；倪吾诚也是有丈夫气派的，但这种气派常常被他自己的谎言和好吃秉性打破。这样一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倪吾诚在三个女人的围攻之下，岂有不败之理？但是，小说很明显地表示了对倪吾诚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荒诞（可笑）的悲剧人物来写的。小说中浸淫着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这种悲剧气氛主要是通过对倪吾诚的自我孤独感的描写和小说的叙述人“儿子”倪藻成年后的感受来表达的。应当说，个人存在的无能感和荒诞性，对于王蒙，是根本性的，是宿命。这是他的小说始终被笼罩在过于浓烈的反讽之中的根本原因。

荒诞感揭示了自我在现代世界的根本的孤独和无能——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认同自我孤独和无能，放弃自我希望，尽情享受今天而游戏人生，因此成为一种时尚潮流。这个潮流，在新时期文学中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先导，由王朔的《顽主》《浮出海面》等推至高潮。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以反个性反人格为潇洒的“边缘人”（顽主）自居，拒绝承诺，调侃一切。这个现象表明，文学对现代主义自我实现的精英意识的厌倦和对以轻松享乐为中心的大众意识的认同。

四 传统与现代寻根之梦

被命名“寻根文学”的写作，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发掘出中华民族面对现代化世界的力量。阿城的《棋王》写“文革”时期的下乡知青王一生神奇的下棋经历，展示出传统中国道家精神的伟大魅力。王一生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儿童时代帮母亲叠书页挣钱糊口，偶然得到一本棋书，一读即通，从此迷上下棋。母亲不久病逝，给儿子留下一副亲手磨出的无字象棋。王一生嗜棋如命，棋艺大长，在一条街有了名气，自己也得意。但偶然遇到一捡垃圾老人，却为老人所败，经他指点，得到“太胜则折，太弱则泻”“为棋不为生”的古训。从此，王一生以释道精神为根本，吃饭下棋，都以修身养性为意，棋艺日益精湛。下乡之后，王一生走乡过村，寻人下棋，无一人能敌，最后创造了一人同时与九人对弈，战胜了所在地区棋坛所有高手的奇迹。这是老庄无为而为、无争而胜精神的胜利。

郑义的《远村》，在写出羊户杨万牛数十年艰辛苦涩的人生的同时，也写出了西北黄土高原上农民深厚质朴的生命力量和生存意志。杨万牛是一个强悍能干但穷得娶不起媳妇的老光棍。他与同村的女人叶叶相爱了几十年，但只能与娶了叶叶的杨四圭共同拥有这个女人。杨万牛有一条护羊狗黑虎，它不仅凶猛尽职，而且按期翻山越岭去与它相好的母狗黑妮约会。小说的结尾是，黑虎在一次与豹子的搏斗中“牺牲”了，叶叶为万牛生下一个儿子后死去。这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天地中的故事，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为获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艰辛挣扎的境遇中。这种在现代世界难以理解的艰辛，使故事中的男女已经难以与他们身边的动物相区分了，但是，也正是这种艰辛展现了他们本性的纯朴、坚忍和近于土地的宽厚。

寻根文学所走的一条道路，是与现代化发展相逆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延伸必然要进入到非文明的、原始神秘力量之中。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小老头丙崽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个没有确切年代的山寨——鸡头寨的故事。小老头丙崽，长相奇形怪状，高兴只会说“爸爸”、生气只会说“×妈妈”；无论身体还是智力言行，永远是一个怪模怪样的儿童相，成不了大人的样子。丙崽的父亲（德龙）神秘离开了鸡头寨，丙崽由极丑且愚的母亲拉扯大。与世隔绝的鸡头寨生活在自然神秘的世界中，按照占卜异象预示安排生活。一年，寨里本欲用小老头丙崽祭谷神，正要开刀时被一个炸雷警示，只得放弃；不久鸡头寨为要炸鸡头山与鸡尾寨打冤仗，讯问丙崽求启示，得丙崽说“爸爸”两字，于是兴兵与鸡尾寨恶战，结果惨败。丙崽的母亲出走，伯父仲裁缝备下毒药，分送寨子中的残留老少，全体服毒自尽（“过山”）。仲裁缝首先给丙崽灌了毒药，然而，全寨人都死了，丙崽居然没有死，对来捡东西的鸡尾寨人喊着“爸爸”。这个故事一方面可以读作一个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史的侧畔萎缩流逝的故事，另一方面它又可读作作者对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奇诡元素和力量的迷恋向往。小说的语言始终运行在作者所认同的楚文化的瑰诡风格之中，有一种唤神的奇异感；对于小老头丙崽，作者实际上是赋予了双重情感的反讽和迷恋。反讽针对丙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中传统文化的变质和溃败，迷恋则针对丙崽（而且正是丙崽）身上真正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奇异因素。所以，在鸡头寨所有比丙崽聪明（正常）的人都死去之后，独独让丙崽活了下来。

文化寻根向传统的逆行发展，是对正在向纵深发展的社会现代性的一次反动。它对传统文化力量的再次引用，实质在于面对现代化的个性消解运动，试图从传统方面重新确立一个自我认同的可能。它的着眼点是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差异性，并且有意识地扩大和神化两者间的差异性。因此，它必然走向极端的怪异、神奇。这种怪异和神奇的书写，是以作家自我写作个性的特殊化为目的的。无疑，这个目的在阿城、郑义、韩少功诸人那里，还是隐而不显的。真正把寻根文学的自我意识大力昭示出来的，是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这篇小说把叙述人的爷爷辈们书写为“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一代充溢强健生命力的草莽英雄，对他们超越道德和理性戒律的豪侠人生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讴歌。“爷爷”余占鳌本是一个轿夫，“奶奶”九儿出嫁时为她抬轿，路上一眼看上了她；待“奶奶”第三天回娘家，“爷爷”把“奶奶”劫到高粱地里野合成爱；事后，“爷爷”杀死了“奶奶”的患麻风病的新婚丈夫和老公爹，“爷爷”成了土匪司令，“奶奶”则继承了亡夫的家业，成了高粱酒作坊的女掌柜。日本鬼子来了，杀人越货的“爷爷”带着自己的队伍开始了抗日活动，“奶奶”则在一次伏击日本鬼子的战斗中丧生。小说充满了对血和性的至上嗜好，不仅“爷爷”，而且“奶奶”都是为血和性活着的，是纯粹由血和性汇合成的生命精灵。使“奶奶”丧生的那次战斗，就是“奶奶”为了给既是她的酒坊总管又是她的另一位情夫的罗汉大爷报仇，促使“爷爷”行动的。在这篇小说中，意志、欲望和力量达到了无条件的统一，成为自我绝对自由和独立个性的最高表达。

以自我实现为目标，寻根文学在对传统文化根源的寻找和发掘中，投射了强烈的作家主体的个性意识，因而必然把文化寻根实现为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化，并借以进行自我神化。就此而言，寻根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预定性和超验性。因为真正的传统是在生活历史的延续中自然存在着的，它不可能成为某种抽象实在的事物被寻找和把握。寻根文学以一种背离现代生活而驰的方式去边远、封闭的村寨环境中寻找传统文化之“根”，本身就是一种把传统实在化的反历史抽象，它最好的可能就是搜获一些奇风异俗作为现代文化的点缀，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进一步讲，寻根是一种回溯。在向未来无限延伸的现代生存中，面临着在无限之维沉沦的悲剧性命运，回溯成为逃避沉沦的基本生存策略和生存方式。寻根因此对于当代人具有命运意义。但是，在无限发展的意识形态压力下，寻根只可能是无限欲望中的寻根——向前的欲望压抑了寻根的意愿，因此它转化为一种补偿性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寻根文学的书写中当然可以被渲染为一种激情。但是，由于无限发展对它的抽象和消解，寻根的激情不仅在根本上是去势的，而且必然在行动上展现为去势后的无能——变成具有风俗异趣的愉悦形象的描绘。寻根文学的根本局限在于，它不仅没有超越当代生存的自我沉沦（根本性的荒诞），反而完全顺应这个沉沦趋势，成为沉沦之境中的操作或表演。回溯是寻根文学沉沦的基本方式。寻根的回溯本质是用神话的重现替代历史的进步，以在假想中恢复自我的传统——传统中的自我存在。

五 结语

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化，实现了文学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顺应。它体现了现代化运动要求文化表现和促进个体自我解放的需要。就此而言，必须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现代化转化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顺应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顺应导致的难以避免的极端现代主义追求实际上形成了自我的重新失落（价值虚无化）；第二，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化，尤其是社会市场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建设形式，不仅要顺应社会时代的发展，而且要在人文精神的整体高度，对社会时代保持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立场。这两个方面，都意味着在现代主义转化之后，对自身的现代主义追求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是文学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这是我们反思新时期文学应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

（原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