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市崭露头角，不充分的主体
城市文学与城市的兴起相关，而城市的兴起不只是因为地理面积的扩大、建筑群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城市生活方式，要有城市独特的人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城市不过是乡村的放大形式，那里面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没有多大区别，那里居住的人们与乡村也没有多大区别。直到19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才初具规模，特别是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与深圳等一些大都市，与之相适应的城市产业经济和城市文化也建立起来，城市变成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和文化符号生产中心。城市那些高大的建筑是经济神话和时代扩张精神的卓越见证，它们穿越历史压抑的地表而成为时代的象征。以至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令人困扰的、茫然的时代情绪也终究压制不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需求，这使人们怀着更强烈的生存欲望去寻求个人的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一种历史情绪通过对城市的叙事表达出来，城市文学在这种情绪中获得超越现实的表达形式。人们热衷于表达时代的表象，热衷于对生活外表的呈现，这就使文学叙事可能对城市投去热烈的目光。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有一部分小说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带有一种追寻个人意识的情绪，这种情绪与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也许可以说，更多的城市小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1980年代末期，刘毅然发表《摇滚青年》（1988）和《流浪爵士鼓》（1989）等小说并风行一时，它们显然契合了当时正在城市流行的歌厅、舞厅文化，霹雳舞、摇滚乐正是当时城市文化的最新景观。这篇小说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情节，其城市特征就是一种紧张的情绪。小说写一群热衷于摇滚乐的青年混乱而不安的生活状况，其叙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是针对城市对人的束缚来表现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总是不断创造出它的年轻而又不安分的群体，然而城市本质上又是新的集权，它显然是以空间的武断形式来控制居住的人群，同时又以文化时尚的复制形式来使群居的人们就范。这篇小说既表达了城市新兴的现实力量，又带着现代主义式的对城市的反叛情绪，城市背景被塑造成一种强大的现代文明体系，城市被赋予了权力的象征形式。
同时期还有吴滨的《城市独白：不安的视线》（1988）这种城市感很强的作品，后来结集出版的《重叠影像》也是对城市生活的表达。吴滨的小说非常直率地写出了现代城市人的“家”的危机，写出了当代城市生活的一种漂流状态。居住在城市却无家可归，这是现代城市人的精神困窘，这是一种真正的城市心灵。这些人要追寻的是真正的城市生活，传统的家不过是生活的牢笼，只有城市本身才是不安分的精神随遇而安的漂泊场所，个人主义的激情已经转化为城市的孤独感和城市中的厌世主义。这实际上是城市小说的惯常主题，对城市的态度总是带着迷恋与逃离的双重性，对城市的书写不过就是对城市的批判。
1990年代初是中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扩张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城市成为带动周边市镇和乡村的经济中心，1990年代初期的《花城》期刊和深圳的《特区文学》都发表了大量反映沿海城市生活的作品。这时期的城市文学带着1980年代现代主义的流风余韵，带着中国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深刻创伤，同时带着日益滋长起来的个人主义情绪，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气息。1990年代初，《花城》登载了林坚的《别人的城市》（1990），这篇小说描述了沿海开放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作者着意刻画的是各种人的生活态度。这里有暴发户、打工仔、时髦的公司小姐、雅皮士和殉情者，他们的活动构成无序的都市生活的主要部分。叙述人“我”处于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困扰之中，“我”的犹疑徘徊不过是固守住内心的道德理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的那种拒绝和不参与在都市混杂堕落的人群中显得落落寡合，那类似局外人的“城市孤独感”与欲望横流的周边环境产生强烈的反差。作者试图致力于发掘这一境况的现实理由、个人历史的依据、精神信仰等，人物关系被置放到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来表现，那种寻找精神家园的现代主义意识，与怀恋乡村传统的情绪相混杂，表达出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强烈怀疑。王树增的《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更注重探索“都市”如何构成生存无可摆脱的内在阴影。相比之下，林坚小说中的那个叙述人“我”面临的是进入“别人的城市”的困难，而王树增的人物则陷入如何摆脱都市的困境。都市生活具有如此巨大的构成力量，道德沦丧和虚假伪善构成了都市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王树增试图塑造超越城市的“当代英雄”，把他塑造成唯一有“自我意识”的人，然而这种人也只能在想象中超越自我。
张梅的《殊途同归》（《钟山》1990年）是当代中国最早对城市进行反讽性描写的小说。在对城市进行嘲弄的同时，人物与城市一起在他者化的现实境遇中狂欢，这与当时中国处在巨大反差和错位状态中的都市情境颇为贴近。这种叙事不再对城市进行独断论式的质疑，也不再怀着现代性的恐慌试图超越城市，而是借助表象的拼贴对城市完成一次快乐的书写。在对生活进行变异的描写时，张梅把人物推到错位的情境中加以漫画化的表现，嘲讽城市，也创造了都市奇景。小说叙述并不把城市作为一个对立面来思考，小说所表达的逃逸、反抗和认同，都从语词的狂欢表现和场景中流露出来，显示出城市文学与后现代自然结合的倾向。
同处广州的张欣一度是城市文学热情的书写者，她的那些城市故事以城市职业女性为主角，这些被称为“白领丽人”的女人们是1990年代时兴的中国都市的精灵、鬼怪和梦游者。张欣描写了在都市这个充满雄性扩张欲望的空间，在那些高大的、像阳具一样挺拔的写字楼的阴影底下，这些行色匆匆的职业妇女是如何像梦一样消失，像谜一样出现。如《绝非偶然》（1991）、《永远的徘徊》（1992）和《伴你到黎明》（1993）等，都写出了转型时期城市职业女性的处境。这些迷人的白领丽人，赶时髦、挣钱、高消费、玩感情，当然也不时有高尚之举。张欣的注意力在于职业妇女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她们执拗表达自我情感的那种状态，很显然，她们的性格心理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家庭观念作祟，在这个意义上，张欣的那些白领丽人不过是些外表时髦的小家碧玉罢了。她们的开放虚张声势，她们同样居住在城市的“家”里，而不是以“城市”为家。
19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快速轨道，城市化以及城市经济产业发展迅猛，随着国家将房地产和汽车作为拉动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的龙头，城市建设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电信业与传媒业的发展，使中国的大城市向着后工业化的领域迈进。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文学面对这样的现实，表现出足够的迟钝。事实上，在所有的文化类型中，文学是最保守的力量。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叙事，对于城市生活，作家们并不是在叙事（故事讲述）方面有困难，更重要的是无法以一种有穿透力的视点切入其中。对于文学来说，城市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无法被恰当表达的“他者”。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是在现代主义的流风余韵中表现城市生活，依照一种对传统乡土价值的眷恋来质疑城市，但这种书写并不能在思想内容或观念价值方面有新的突破，更不用说形成城市化的美学风格。王朔的语言是在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嘲讽性地挪用革命的遗产，这一遗产也只有王朔可以盗用，并且王朔之后再难有人重复。很显然，现代主义的观念过于模式化，王朔的经验又太个人化并且受特定历史背景的支配，中国的城市文学需要突破原有的立场和表现方式才能有更大作为。也就是说，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构成了当代文学有效切入城市生活内部的艺术取向。
这样的转向实际上非常困难，经历过十多年的转向，依然是一个未竟的方案。1980年代末期，先锋派文学以其语言和叙事方法的实验把汉语文学推到一个形式主义的高地，但是，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是一项不得以接受的事实，因为其故事的现实性被删除了。那些历史年代不明的故事也包含着对人性和人类存在历史的深刻表达，但由于过于深邃和晦涩而难以被读出，人们只能感受到形式主义和形而上的观念。先锋小说无法在进行现实性的叙事的同时来展开语言和叙事方法的实验，只有年代不明的历史空间为其提供了实验场域。先锋派小说的激进语言实验奇怪地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变动的城市化现实脱节，这成为先锋派的局限。随后的1990年代初，“晚生代”展开了对现实热烈的描写，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正在变动的现实，特别是市场化经济现实中人们的激烈变化，包括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一群体中如何顿、述平、朱文、韩东、刁斗、罗望子、鬼子、李洱、东西、李冯等人，都写作当代城市现实的故事，但他们的作品并不能被归结为典型的城市小说，他们的小说表现当代现实中人们的精神状况，其主题要宽泛得多，并不限于当代城市中的人对城市的感受与反思，也不强调城市文化符号。
在“晚生代”中，也许只有邱华栋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城市意味。邱华栋热衷于书写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困扰，他似乎是以一个城市囚徒的身份在书写城市，但又对城市的存在有着惊人的敏感，每时每刻都对城市的外表津津乐道，比如在《时装人》里，他不断地写到电视、写到表演、写到时装人。他的叙事本身是对已经艺术化的、审美化的城市生活的表现。对于邱华栋来说，这些城市外表既是他的那些平面人生存的外在的他者，又是此在的精神栖息地。邱华栋热衷于描写城市的街景，城市没有内心、只有外表，这就是城市的本质，也是城市惊人的存在方式。邱华栋越是抨击城市，竭力撕去城市的外表，就越是陷入对城市的想象。在那些对城市充满攻讦的词句背后，掩盖着对城市深挚的迷恋。与其他作家不同，邱华栋描写的城市是具体的、客观的、实际存在的北京。他的小说中出现的地点场景，都是北京真实的地方，那些豪华饭店、歌厅、舞厅、街道和住所，都是真有其名。像长城饭店、中粮广场、建国门、工人体育馆、东单、三里河、海淀区等，邱华栋从来都直呼其名，城市在邱华栋的叙事中，不再是冷漠的异在，而是我们经验可以触及的现实实在。然而，在邱华栋的叙述中，这些实际的城市地名却更像是虚构的空间，反复的书写再也捕捉不到“原初”的城市生活现实，一切都已经被审美幻象化了，城市本身已经成为超现实。1998年邱华栋出版《蝇眼》一书，这部被标上“新生代长篇小说”的作品，实际可能是数个相近的中篇小说汇集的结果。和过去的小说相比，这些小说的故事和叙事方式没有多大变化，但可以明显看出邱华栋的小说写得更流畅也更犀利了。其中的《午夜狂欢》和《遗忘者》可以反映邱华栋对城市的态度与表现方式，他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延续了现代主义的观念，从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状况去思考城市的问题。环境污染，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拥挤、能源紧张、交通堵塞、治安与法制问题，城市中的政治强权与经济强权，现代传媒构成的文化霸权，商业主义的审美专制，等等，这些现实问题并不在邱华栋的城市视线之内，对于他来说，城市出了问题，需要的依然是一个观念的、先验的形而上方案。出路也只有现代主义式的老路，丢弃城市、崇尚大自然，问题就能获得暂时的解决。
城市在它的厌弃者那里获得存在的肉身，厌弃者的态度、心理和情绪就是城市存在的情态。2000年，《大家》第4期发表巴桥的小说《一起走过的日子》，小说讲述了城市中游手好闲的青年巴乔与一个外来妹的情爱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叫作巴乔的边缘性人物，与王朔当年的城市痞子有血缘关系：他们都有意逃避主流社会，他们的人生选择显然都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巴桥表达的价值认同有更多另类的含义，在巴桥的小说中，这个城市的厌弃者和多余人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女子，而且这个女子很有可能会被主流社会认作“坏女人”（按摩小姐）。显然，这里的情感认同根本是反主流社会的。在巴桥的叙述中，这个叫小晴的女子吸引巴乔是从肉体开始的，小说的第一节“白色的身体”，一开始就写到“软软的”“暖暖的”“丰厚的腹部”……巴乔对肉感身体的迷恋成为二人情爱的基础。这既是对纯粹的身体的迷恋，也是对作为身体延伸的乡村的自然本性的迷恋，而这种迷恋是反抗城市的全部依据，这种自然的人本主义使人想起卢梭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巴乔借助一个来自乡村的肉体（大地母亲的丰饶的身体），在城市里实现了对城市的逃离。这种颓废和堕落的情调在逃离的同时，也更深地进入城市的内心，因为这也是现代城市最内在精神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种叙事意向隐藏在中国相当多的作家的文本之内，只是大部分隐藏得太深而难以被觉察。张炜就是如此，在他大部分的作品中，都隐含着对“城市”的厌弃，而这一点正构成他对乡村过分迷恋的依据。在张炜的《外省书》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张炜的城市总是在乡村的景致和抒情的反面若隐若现。2001年的《能不忆蜀葵》把这种情绪推到极致：陶陶姨妈那丰腴肉感的身体，与小晴的身体如出一辙，那是乡村自然、淳朴、丰饶的象征物，在大地母亲的替代性的怀抱里，对城市投去轻蔑的一瞥。所有对城市的批判仅仅源自对乡村的恋母情结，这些卢梭之子正是以其天真的稚拙书写着城市破碎不堪的怪物般的形象。随后在《丑行与浪漫》中，张炜对乡村也陷入爱恨交加的情绪，在那种表达中显示出他独有的深刻性。不在场的城市构成了张炜叙事的某种“潜文本”，其意味无穷而诡秘。
迄今为止我们叙述到的城市文学，依然是在现代主义的形而上观念意义上对城市进行反思，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对城市的表达，只有激进的消费主义时尚文化本身。也就是说，文学只有融合到消费文化中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与城市文化打成一片，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激进表达，而不是站在其对立面来反思。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女性作家的身上，准确地说是落到了“美女作家群”身上。这些被定义为“美女作家”的女性作家们，对当代中国正在兴起的消费社会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她们生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的1990年代，与乡土中国已经相去甚远，与当代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全球资本与中国市场的互动构成了她们写作的经济文化背景。她们已经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政治记忆，对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命题与理想主义也不感兴趣，却对消费社会正在发生的时尚潮流如鱼得水，她们表现这样的现实正是在表现她们生存于其中的个人经验。她们乐于寻找生活的刺激、各种情感冒险和幻想，追求时尚生活和流行文化，漂泊不定、随遇而安……总之，一种城市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成为她们写作的主题。在这些作家中，卫慧和棉棉既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卫慧的《像卫慧那么疯狂》是一篇颇有冲击力的小说，讲述了一个青春期的女子相当乖戾的心理和躁动不安的生活经历。这个叫“卫慧”的人物（当然不能等同于实际作者卫慧）在少女时代丧父，内心深处对继父的排斥酿就了奇怪的被继父强暴的梦境。“逃避继父”这个莫明其妙的举动，看上去像是弗洛伊德恋父情结的颠倒。躁动不安的孤独感构成了这类人物的基本生存方式，她们处在闹市却感受着强烈的孤独感，但也只有处在闹市中才感受到孤独感，这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这代青少年普遍的生存经验。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重要，无非是年轻女孩逛酒吧、歌厅，遇到一些男人的情爱故事，但那种对生活的态度和个人的内心感受却被刻画得非常尖锐。卫慧的叙事能抓住那些尖锐的环节，把少女内心的伤痛与最时髦的生活风尚相混合，把个人偏执的幻想与任意的抉择相连接，把狂热混乱的生活情调与厌世的颓废情怀相拼贴……卫慧的小说叙事在随心所欲的流畅中，透示出一种紧张而松散的病态美感。这一切都被表现得随意而潇洒，这才是一种符合城市后现代性的叙事风格，城市消费文化的时尚特征就是一种激进/颓废的美感。卫慧的人物绝不是一些幽闭的女孩子，她们渴望成功，享乐生活，引领时尚。她们表面混乱的生活其实井井有条，卫慧确实写出了这代人独有的精神状态——那种历史终结之后的混乱与出奇的平静相混淆的状况。
卫慧的小说叙述充满了动态的感官爆炸效果，她不断地写到一些动态的事物、街景、闪现的记忆、破碎的光和混乱的表情，等等，这些日益建构着当代城市乌托邦失控的表象，它们是对乡土中国纯净风景的狂热背离。《蝴蝶的尖叫》（《作家》1998年7月）同样是一篇相当狂乱的小说，把生活撕碎，在混乱中获取生活变幻的节奏，体验那种尖利的刺痛感，在各种时尚场景行走，构成了卫慧小说叙事的内部力量。她能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感性奇观，在感性呈现中展示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这一切都使她的小说给人以奇特的后现代感受。2000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引起一阵骚动，这部小说是卫慧对以往小说的一次总结与冲刺。青年人的爱欲、反社会的行为、流行的时尚趣味被表现得更加激进。没有人像她那样津津乐道地描写当代上海的时尚文化，尽管带着极端的夸大其辞，但她叙述了一个与殖民时期的旧上海一脉相承的绮靡的上海。那些色情味浓重的酒吧、疯狂的迪斯科、欲望勃发的身体、对西方男人的情欲、毫无节制的夜生活、卫生间或浴缸里的情欲……所有的这些，都散发着颓废放纵的气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正在旺盛生长的大上海，在它的欲望与颓废的夜色中获得了后现代的全部形状——这无疑是把上海妖魔化的叙事，也是对驱魔化的历史的反动。《上海宝贝》在艺术上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它与当下流行的时尚趣味相去未远，这些故事、感觉和体验可以在各类小报和流行的时尚杂志上读到；另一方面，它有着激进前卫的感觉和异常鲜明的语言修辞策略。身体的颓废主义再次在它的献祭中诱惑了城市，因为城市的妖魔在这样的时刻全部附身于如此放浪的身体上，这是城市幽灵最为渴望成为的肉身。这是城市本质的他者化，并且始终以他者另类的形式表现出来，城市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它的主体化。正因为此，它是主流文化最不能容忍的“小他者”。
与卫慧同居上海的棉棉，以及她的同代作家戴来、魏薇、金来顺、周洁茹等人，也都有风格各异的关于城市的小说发表。这些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俨然已经构成一个不小的群落，她们虽然未必具有什么革命性的冲击，但却可能改变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传播方式。这些关于城市情爱的叙事，已经最大程度地改变了经典小说所设定的那些人物形象模式和价值取向，提示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场景。这些作品已经不只是在故事和生活景观方面远离乡土中国，重要的是它们所表征的审美趣味远离了中国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她们的写作更接受消费文化，成为城市时尚的一部分。[80]更多的年轻女作家参加进来，她们的写作经常配备身体写真，再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显示出文学在生产、传播和影响上完全不同的前景，她们也变成一群不可预测的城市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