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融机构发展

近年来，金融机构的发展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一方面，各类传统金融机构的功能进一步发挥；另一方面，新兴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各类金融机构内部的良性竞争程度，推动了国内金融机构体系的稳步健康发展。本报告按照主要功能的不同，将现有的金融机构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新金融业态及趋势三大类。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融资租赁企业、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机构和消费类金融公司；证券业金融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和期货公司，新金融业态及趋势则包括互联网金融、金融小镇、影子银行[38]、绿色金融和供应链金融。

总体来说，在2016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以及具有金融服务功能的各类企业积极发挥自身职能，通过借助互联网功能进行转型发展，促进了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益的提升，为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体系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体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在经济下行阶段积极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持续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发展增速开始回升，积极开展中间业务以拓宽收入渠道，资产质量稳定可控，民营银行的规模稳步提升；融资租赁机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在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融资租赁业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典当企业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被确立，行业的监管模式也得到了初步的强化与升级，且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典当企业开始积极转型，联合互联网开展创新典当业务；小额贷款公司自2015年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和地位得到确定后，监管和发展进一步规范；农村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改制成效显著，农村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活力全面激发；消费类金融公司得到了国家多项政策的支持，发展态势良好。证券类金融机构中，证券公司盈利水平回落，监管体系逐步完善，行政处罚工作成效显著，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基金公司数量与规模继续稳步增长，盈利能力加强；信托机构行业稳中求进，加速创新；期货公司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新三板成为其转型重点。新金融业态及趋势中，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分类逐渐细化，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更加完善；金融小镇发挥聚集效应，顺应政策稳步发展；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增长，推动金融深化，加速金融脱媒；绿色金融方面，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持续发力，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态势良好；供应链金融依托互联网技术，充分发挥产融结合的促进作用。

然而，我国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增速结构异常变化，潜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二是传统线下金融服务中信贷类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同时互联网金融持续冲击，商业银行线下模式亟待突破；三是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市场活跃度低迷，两融业务两极分化严重；四是期货公司创新业务发展缓慢，风险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五是互联网金融机构安全监管不到位，资金交易问题突出；六是影子银行非常态的迅猛发展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一是深入贯彻、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强化风险预警与应对能力；二是线上线下金融服务模式应实现跨界合作，一体化成为两者关系的核心；三是加快建立转融通制度促进两融业务平衡发展，不断提升证券公司风控水平，降低两融业务风险；四是加强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设计，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五是完善支付平台监管体系建设，强化互联网支付安全技术研究；六是审慎监管结合区域性特色创新，积极规范和引导影子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

一、金融机构发展总体情况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6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发展稳定，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如消费类金融公司）的兴起与发展提升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的良性竞争程度，各类机构实力不断增强。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在经济下行阶段积极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持续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发展增速开始回升，积极开展中间业务以拓宽收入渠道，资产质量稳定可控，民营银行的规模稳步提升；融资租赁机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在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融资租赁业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典当企业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被确立，行业的监管模式也得到了初步的强化与升级，且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典当企业开始积极转型，联合互联网开展创新典当业务；小额贷款公司自2015年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和地位得到确定后，监管和发展进一步规范；农村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改制成效显著，农村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活力全面激发；消费类金融公司得到了国家多项政策的支持，发展态势良好。

1.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明确其开发性、政策性职能的基础上，积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继续保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优势。

（1）职能定位明确，传统业务平稳有序开展

一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简称“农发行”）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优势。首先，农发行全力支持“三农”发展和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年累放支农贷款1.77万亿元，净投放1.15万亿元，年末贷款余额4.1万亿元，资产规模达到5.61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其次，农发行全力保证粮棉油收购平稳有序进行，保障了国家粮食调控政策有效的落实。全年累放粮棉油收储贷款4547亿元。再次，农发行坚持做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投资，支持国家重点项目8416个。最后，农发行全年新发债券1.24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45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359.6亿元，不良率0.88%，拨备覆盖率316.2%，质量效益处于同业较好水平（参见表1-2-1）。

表1-2-1　2015—2016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指标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年度报告。

二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下简称“进出口行”）坚持稳中求进，着力发挥政策性职能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首先，进出口行境外债券业务创新取得成果，于2016年4月19日在国际市场成功发行美元、欧元双币种债券，为近两年中资发行人在国际市场完成的最大金额双币种债券发行，金额等值30亿美元，票面利率均为中资发行人最低水平。后又于2016年11月23日在境外市场成功发行欧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总金额20亿欧元，为中国大陆发行人在国际市场单次最大欧元债券发行金额。此两次发行进一步满足了进出口行外汇业务发展需求，助力进出口行加大对“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及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项目的支持力度。其次，进出口行继续积极开展丰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于2016年11月23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进元2016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31.27亿元，有力盘活了银行的存量资产，增加了中间业务收入，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同时也丰富了债券发行品种，扩大了与投资者之间的联系。再次，进出口行不断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加强潜在风险排查，积极探索拓宽风险处置渠道，“一户一策”，多措并举加快不良贷款处置。全年化解和清收不良贷款创历史新高，核销贷款金额超历年总和。年末表内贷款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均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风险治理和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最后，进出口行国内分支机构建设工作得到强化，国内分支机构网络布局进一步优化。截至2016年12月28日，进出口行已在全国25个省（区、市）设立了29家分行。其中，一级分行28家，二级分行1家。分行设立有效地发挥了政策性金融逆经济周期调控和促进经济升级的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深入落实，支持了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和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也使进出口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幅提升，推动了自身业务可持续发展。

三是国家开发银行（下简称“国开行”）的运行和发展获得了新的制度保障。国务院审定批准《国家开发银行章程》，明确了开发性金融机构体制机制安排，标志着国开行深化改革“三步走”战略的实现和完成。国开行全面推进子公司的市场化、专业化改革，集团架构不断完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首先，国开行基本贷款业务平稳有序开展。2016年国开行资产总和14万亿元，贷款余额约9.7万亿元（参见图1-2-1），发行金融债券1.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连续47个季度控制在1%以内。其次，国开行助力工信部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2016年11月8日，国开行与工信部在京签订《共同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合作协议》，“十三五”期间，国开行将为“中国制造2025”实施专项提供不低于3000亿元融资总量，并提供贷款、投资、债券和证券等综合金融服务。

资料来源：《国家开发银行各年度报告》。

（2）聚焦实体经济，不同角度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9]

一是农发行在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自觉贯彻国家关于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要求，坚持“因企施策、差异化服务”的原则，努力帮扶实体企业，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首先，农发行始终坚持发挥政策性银行优惠支农效应，有效减轻了涉农企业的融资成本。农发行所放的支持涉农企业贷款利率低、期限长，90%以上的涉农企业贷款实行基准利率或下浮利率，其余上浮利率幅度也远低于同业水平，并对涉农小微企业一律免收信息咨询费和财务顾问费，投融资顾问等服务减半收费。其次，农发行大力支持农业现代化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农发行和农业部签订《支持农业现代化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农发行在合作中将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积极开发设计与农业产业融资需求、生产周期和经营管理特点相匹配的融资产品，在信贷规模配置、利率定价、信贷期限和业务等方面进行创新。最后，为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2016年农发行重新调整完善了农业科技贷款相关政策，并向各省级分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科技贷款工作的意见》，重点支持现代种业、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技术体系推广应用，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领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是进出口行持续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大力推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首先，进出口行加大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信贷投放，年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其中，制造业年末贷款余额占比36%，实现逆势增长，先进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长22%。信贷结构也有所优化，为响应“三去一降一补”[40]政策的号召，年末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贷款占比持续下降，小微企业贷款和农业“走出去”贷款同比分别增长44%和35%。其次，进出口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6月末，进出口行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支持“走出去”项目2000多个，签约贷款1.5万亿元，发放贷款1.2万亿元，累计支持商务合同金额近6000亿美元。在进出口行的支持下，一大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科技创新水平不断增强，对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

三是国开行以推动科技创新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人民银行等三部委出台指导意见，提出以投贷联动[41]方式支持科技创新，国开行是首批试点银行之一。国开行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天津滨海、武汉东湖以及西安五个国家自主创新区深入合作，筛选出首批拟支持的58个重点科技创新企业。2016年8月4日，国开行北京分行率先与中关村管委会签署《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创企业投贷联动合作框架协议》，明确“投贷保”合作机制，国开科创[42]负责投资，国开行北京分行负责贷款，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公司负责对贷款提供担保，构建了有效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截至2016年10月末，国开行累计发放科技领域贷款4781亿元，贷款余额2754亿元，支持科技创新类项目1031个，先后支持了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高新区、苏州工业园等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华为、中兴、比亚迪、中芯国际、京东方等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创企业和重大项目。

（3）紧扣国家战略部署，深入推进“一带一路”[43]建设

一是进出口行紧扣国家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2016年，进出口行共支持“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项目603个，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走出去”贷款项目208个，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另外，2016年9月12日，进出口行与交通银行签订了《贸易金融业务全面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正式建立“贸易金融双向开放”业务领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坚持金融双向开放政策，顺应人民币国际化趋势，配合国家“走出去”“一带一路”“沿边金改”、国际产能合作、重大装备出口等战略部署和国内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需求，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二是国开行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加大对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力度。2016年12月27日，国开行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京签署《支持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国开行与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合作，根据“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引领社会资本重点投向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物流领域，促进互联互通，助力战略实施，共同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进一步推动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培育和发展新动能，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贷款业务方面，截至2016年年底，国开行共支持“一带一路”项目302个，贷款余额占全行国际业务贷款余额的35%。

（4）创新扶贫模式，参与开展特色产业扶贫

一是农发行聚焦832个国定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和701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根据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特点和资源特色，加大业务创新工作力度，探索创新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因地制宜制定特色产业扶贫工作方案。首先，农发行加强金融产品服务创新，通过“投贷结合”“债贷投组合”“供应链金融”[44]等模式，实现各级政府投资、重点建设基金和农发行贷款相组合。其次，农发行加强银政企合作，主动参与当地特色产业扶贫规划的编制，加强与农业部等有关部委的合作和交流，培育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最后，主动参与支持“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充分发挥在金融扶贫中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助推特色产业发展服务脱贫攻坚，开辟了一条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的新路径。

二是国开行以扶智建制为重点，通过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制度方法，创新思路模式，在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基础设施、特色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国开行已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63万亿元，其中2016年发放1214亿元，余额9760亿元。同时，国开行2016年首次成功发行扶贫专项金融债券50亿元，发行期限为3年期，中标利率为2.64%。本次发行参与认购总量达179.6亿元，达到发行总量的3.59倍，为国家新型金融扶贫与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2.商业银行发展增速回升，中间业务拓宽收入来源

2016年，由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发展增速持续放缓。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增速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相匹配。同时，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得到加强，商业银行总体保持稳健运行，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1）经营指标总体稳健，净利润增长开始回升

一是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2016年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5.8%；本外币负债总额为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6.0%（参见表1-2-2）。

表1-2-2　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银行业监管统计指标季度情况表（2016年）》，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0539CAF58B2E4FE88540FCEAF0E1D8D6.html2017-2-22/2017-2-22。

其中，资产、负债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类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其上年同期增长比超过20%；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与总体水平持平；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总体水平，其上年同期增长比前三季度在10%以下，第四季度总资产上年同期增长比为10.79%，总负债上年同期增长比为10.95%。另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同比增长率走势近12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叉，负债同比增长率2016年第四季度为16.04%，比2016年第四季度资产同比增长率15.80%高出0.24%（参见图1-2-2）。

二是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平稳。2016年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全年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稳定（参见表1-2-3）。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银行业监管统计指标季度情况表（2014—2016）》。

表1-2-3　2016年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2016）》，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0C8F35BE17D74D01831FFC991F34D938.html，2017-2-22/2017-2-22。

三是风险抵御能力较强。2016年年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45]余额为2667亿元，拨备覆盖率[46]为176.40%，贷款拨备率为3.08%，资本充足率[47]为13.28%，处于国际同业良好水平（参见表1-2-4）。

表1-2-4　2016年商业银行风险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6）》，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A676043248BD4BEC896B4DDDFFCDF6D7.html，2017-2-22/2017-2-22。

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基本持平，第四季度较第一季度下降0.01%，而拨备覆盖率有小幅增长，随着2016年我国银行业改革、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次级贷款率从0.82%下降了0.12%至0.70%，也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和化解力度有了一定提升。贷款损失准备从上年23089亿元增加至26676亿元，增长量3587亿元。反映整体拨备情况的贷款拨备率小幅上升，结合拨备覆盖率和不良贷款率的情况来看，商业银行2016年的拨备水平稳中有升，较上年能够更好地应对不良风险发生所带来的潜在损失。而累计外汇敞口头寸[48]比例第四季度较第一季度有小幅下降，但相比于上年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说明外汇净资本在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中的比重逐渐增高。另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上升20个季度后，在2016年第四季度首次下跌，截至2016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2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83亿元，较2015年第四季度末增加2378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季末下降0.01个百分点，较2015年年底上升0.07个百分点（参见图1-2-3）。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4—2016）》，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9.html，2017-2-22/2017-2-22。

四是利润增速稍有回升，净息差[49]进一步收窄。2016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6490亿元，同比增长3.54%；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98%，平均资本利润率13.38%，盈利能力较强（参见表1-2-5）。

表1-2-5　2016年商业银行效益性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6）》。

其中，2016年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为0.98%，资本利润率为13.38%，较上一年1.10%的资产利润率和14.98%的资本利润率有小幅下降。同时，这是2010年以后，资本利润率与资产利润率第六年持续下降。根据图1-2-4还可以看到资本利润率与资产利润率的下降速度从2014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净利润同比增长3.54%，较上一年同比增长2.43%有了小幅回升，也是自2012年以来，银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后的首次回升。表明商业银行为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等战略部署，信贷资产存量小幅增加导致资产利润率与资本利润率进一步的下降，这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相适应，而银行业的净利润增长态势也得到了初步的稳定和小幅的回升。净息差方面，2016年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下跌至2.22%，较上年商业银行净息差2.45%下降了0.23%。这是商业银行净息差自2013年以来的第四年持续收窄。但2016年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水平高于2015年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2016年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达到26.57%，比2015年的最高占比24.61%超出1.96%，这也是2010年以后，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连续第六年上升。结合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水平的小幅回升情况，说明商业银行开始逐渐发展中间业务以扭转净利润增速下滑的趋势，而未来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依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参见图1-2-4至图1-2-6）。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1—2016）》，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9.html，2017-2-22/2017-2-22。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1—2016）》，http：//www.cbrc 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9.html，2017-2-22/2017-2-22。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1—2016）》，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9.html，2017-2-22/2017-2-22。

五是流动性水平稳健。2016年年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47.55%，较上季末上升0.62%；超额备付金[50]率2.33%，较上季末上升0.58%；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51]第三季度跌破2%，仅有1.76%，较上季度下跌0.52%，后又于第四季度回升至2.33%，水平回归正常（参见表1-2-6、图1-2-7和图1-2-8）。

表1-2-6　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6）》，http：//www.cbrc.gov.cn/docView/A676043248BD4BEC896B4DDDFFCDF6D7.html。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1—2016）》。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2011—2016）》。

其中，2012年至2013年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从45.83%下降1.8个百分点至44.03%，导致2013年至2014年商业银行整体紧缩银根，减少贷款比例，从而导致2013年至2014年商业银行存贷比从66.08%下降0.99个百分点至65.09%的现象。除此以外，结合净息差的持续下降趋势，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目的是缓解净息差收窄导致利息收入下降的情况。但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存贷比的上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银行自身的风险同时限制未来商业银行的信贷派生能力，因此2016年商业银行存贷比上升速度放缓，开始拓展中间业务收入以扭转净利润增长持续放缓的局面。

（2）民营银行规模增长，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展明显

首先，自推进民营银行改革工作以来，民营银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机遇，突出有别于传统银行的发展特色，建立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定战略，与现有银行实现错位竞争，互补发展。同时，紧密围绕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聚焦中小微企业、“三农”、“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薄弱环节及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加强各类创新探索，推进降低融资门槛，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取得明显进展。

其次，截至2016年12月31日，银监会共批准筹建11家民营银行，其中6家获批开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资产总额1329.31亿元，各项贷款611.57亿元，各项存款428.2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参见表1-2-7）。

表1-2-7　民营银行获批情况

资料来源：各民营银行公告。

（3）投贷联动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

2016年4月20日，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投贷联动试点正式启动与实施。

投贷联动作为一项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的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通过探索建立符合我国科创企业特点的金融服务模式，使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得到更好的对接和匹配；二是在科创企业和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对接和合作的过程中实现双赢的局面，既有利于提升银行业持续服务科创企业的金融供给能力，又有利于促进银行自身转型发展；三是推动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整合多方资源，通过充分发挥风险分担和补偿作用、完善科技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科创企业产业链等方式，创造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态。

（4）《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发布，银行高风险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为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2016年12月，银监会正式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匹配性、全覆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原则，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加强外部监管。其发布形成了我国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的统领性、综合性规则，引导商业银行树立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建立稳健的风险文化，健全风险管理治理架构和要素，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5）商业银行区块链应用落地，区块链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区块链作为金融领域的“新概念”开始吸引着各大金融机构对其进行研究。但与国外大型金融机构积极自发组成区块链联盟的现象不同的是，区块链金融最初在我国一直依托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化互联网金融技术存在发展。但从2016年开始，商业银行开始抓紧对区块链技术的布局，作为区块链领域的后来居上者，商业银行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经过2016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在区块链技术方面开始以一个主要倡导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各国面前。区块链金融在商业银行领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实现了区块链应用落地，包括：中国民生银行2016年11月加入R3区块链联盟，搭建区块链云平台；中国平安银行2016年已经实现资产交易与征信两大应用场景的区块链金融技术应用，与此同时还在积极进行7、8个场景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国招商银行主要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直连清算系统，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系统，使分行之间也可以发起清算请求，而在这个私有链封闭的网络环境下，清算的安全性也能得到保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资产托管业务场景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中间环节的缩减、交易成本的降低及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也标志着邮储银行已在银行核心业务中实践区块链，该系统上线于2016年11月，在真实业务环境中已经顺利执行了上百笔交易；前海微众银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联合贷款清算业务；浙商银行拟于2017年1月3日发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移动数字汇票平台，为企业与个人提供在移动客户端签发、签收、转让、买卖和兑付移动数字汇票的功能。

二是国内金融机构也产生了自己的区块链联盟——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ChinaLedger）、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CBRA）、金链盟。其中，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的成员由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股权交易中心、乐视金融、万向区块链实验室等十一家单位组成，而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就是该联盟的秘书处；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由全球共享金融百人论坛[52]（GSF100）设立，万向金融也是其发起人之一。金链盟则由京东金融、微众银行等25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聚焦于区块链在金融方面的应用。

3.融资租赁公司保持高速发展，成为当地经济增长有力抓手

2016年，在全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融资租赁业继续逆势上扬，呈较快发展态势。特别是进入下半年后，由于“易租宝”事件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除，一些停止对外资租赁企业的审批的地区恢复审批工作，使得增长速度再度加快，全年业务增长达到20%。在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融资租赁业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

（1）行业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首先，从全国融资租赁的企业数量来看，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子公司和收购的海外公司）总数约为7120家，比上年底的4508家增加2612家，增幅达57.94%。其中：金融租赁59家；内资租赁204家；外资租赁约6857家（参见表1-2-8和图1-2-9）。

表1-2-8　2015年年底及2016年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及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融资租赁资源网《2016年融资租赁公司盘点》。

资料来源：中国融资租赁资源网《2016年融资租赁公司盘点》。

其次，从全国融资租赁的业务规模来看，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53300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年底的44400亿元增加约8900亿元，增长幅度达20.05%。其中：金融租赁约20400亿元，较2015年年底17300亿元增加17.92%，内资租赁约16200亿元，较2015年年底13000亿元增加24.62%，外商租赁约合16700亿元，较2015年年底14100亿元增加18.44%（参见表1-2-9）。

表1-2-9　2016年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业务发展规模

资料来源：《2016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

最后，从融资租赁企业的注册资金看，2016年年底，行业注册资金统一按人民币计算，约合26346亿元，比上年底的15165亿元增长11181亿元，增幅为73.73%。其中，金融租赁企业注册资金为1661亿元，增长22.31%；内资租赁企业注册资金为1415亿元，增长37.78%；外资租赁企业注册资金约为23270亿元，大幅增长82.08%（参见表1-2-10）。

表1-2-10　2015年年底及2016年年底融资租赁注册资金及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融资租赁资源网《2016年融资租赁公司盘点》，http：//www.flleasing.com/onews.asp id=15726，2017-02-08/2017-02-11。

（2）融资租赁凭借资产证券化达到规模稳步提升

一是发行规模翻倍。2016年融资租赁ABS[53]产品共发行了121只，占全部ABS发行数量的24.30%，其中包括114只租赁企业ABS产品，4只租赁信贷ABS产品以及3只融资租赁ABN[54]产品。租赁信贷ABS由金融租赁公司发行，租赁企业ABS及融资租赁ABN由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发行。121只融资租赁ABS发行总额为1202.60亿元，占全部ABS发行额（8609.92亿元）的13.97%，其中租赁企业ABS发行金额共计1032.04亿元，占发行总额的85.82%；租赁信贷ABS发行金额共计130.87亿元，占发行总额的10.88%；融资租赁ABN发行金额共计39.69亿元，占发行总额的3.30%。与2015年比较，从发行数量来看，较2015年62支增加95.16%；从发行金额来看，较2015年575.26亿元增加109.05%（参见表1-2-11）。

表1-2-11　2014—2016年融资租赁ABS产品发行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融资租赁资源网《2016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十大新闻》。

二是发行主体多元化。2016年发行融资租赁ABS产品的融资租赁公司共计68家，其中包括4家金融租赁公司，14家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50家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其中：4家金融租赁公司共发行4只租赁信贷ABS产品，占2016年全年融资租赁ABS发行量的3%，发行金额共计130.87亿元。14家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共发行21只融资租赁ABS产品，占全年发行量的18%，发行金额共计157.72亿元，占2016年融资租赁ABS发行总额的13%。50家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共发行96只融资租赁ABS产品，占全年发行量的79%，发行金额共计914.01亿元，占2016年融资租赁ABS发行总额的76%。

从三类融资租赁公司发行ABS产品的笔均发行额来看，虽然金融租赁公司发行数量最少，但笔均发行金额最高，达32.72亿元；其次是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笔均发行金额为9.52亿元，但由于外资融资租赁公司注册便利度及设立标准低于金融租赁公司及内资融资租赁公司，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数量要远多于另两类融资租赁公司，是融资租赁ABS产品发行的主力军，所以发行数量最大；内资融资租赁公司笔均发行金额最低，为7.51亿元。

（3）各项政策利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

一是内资租赁公司审批权下放。2016年3月，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天津等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称，自2016年4月1日起，商务部、税务总局将注册在自贸试验区内的内资租赁企业融资租赁业务试点确认工作委托给各自贸试验区所在的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税务局。四个自贸区分别分布在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审批权限下放以来，自贸区内共有14家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获批。其中，天津自贸区12家，上海自贸区1家，广东自贸区1家。

二是汽车融资租赁成为新蓝海。首先，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为汽车金融及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助力。虽然目前与欧美等成熟汽车市场80%的汽车金融渗透率相比，中国仅有20%，但随着中国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中国汽车金融市场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规模正随着专业汽车租赁公司、整车厂、经销商及银行系融资租赁公司的积极加入快速增长。其次，2016年，一批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发展壮大；滴滴、优步两大专车公司的联手，也实现了汽车租赁行业资源的重新优化整合。最后，2016年7月，交通运输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运营走向合法，各地随后出台相应的网约车管理细则，汽车租赁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

4.典当行业监管逐步规范，积极开辟“互联网+典当”的新发展模式

2016年，房地产典当仍是典当行业的主要业务，而由于一、二线城市限购政策的实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始终疲软，导致典当行业传统盈利能力下滑严重，从而典当行业增速持续下滑。然而，自2015年9月《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发布以后，典当行与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被归为非货币银行服务类金融企业，典当企业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被确立。典当行业的监管模式在2016年也得到了初步的强化与升级。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典当企业开始积极转型，联合互联网开展创新典当业务，这也为典当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

（1）典当行业传统盈利能力有待转变与提升

从行业总体运行情况来看。一是资产总额小幅下降，负债水平持续上升。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280家，分支机构932家，注册资本1666.6亿元，从业人员5.3万人。企业资产总额1646.4亿元，同比降低2.1%；负债合计113.4亿元，同比上升3.2%；所有者权益合计1533.0亿元，资产负债率6.9%。二是典当总额下降。截至2016年12月底，全行业实现典当总额3176.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95.9亿元，降幅为13.5%。三是业务结构保持稳定。按典当总额计算，2016年12月底，动产典当业务占全部业务35.59%；房地产典当业务占50.14%；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占14.27%。与上年同期业务结构比较，动产典当业务占比略有上升，房地产和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占比则相应下降，但是房地产典当仍是行业主要业务，其业务总额超过典当行业业务总额的一半。四是典当余额开始下降。截至2016年12月底，典当余额957.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67.9亿元，同比降低6.6%。但是，典当余额占行业全部资产总额的58.1%，说明典当行业的业务量、资金利用率都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参见表1-2-12）。

表1-2-12　2014—2016年典当公司规模变化比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2016年12月全国典当行业运营情况》，http：//ltfzs.mofcom.gov.cn/article/ckts/cksm/201702/20170202514769.shtml，2017-02-14/2017-02-22。

从行业盈利情况来看。一是营业收入下降趋势加剧。2016年12月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96.1亿元，同比降低24.0%。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利息及综合服务费收入）86.7亿元，同比降低27.9%。二是总体盈利能力下降。2016年12月，全行业实现营业利润15.6亿元，同比降低41.8%；净利润10.1亿元，同比降低60.2%；上缴税金8.9亿元，同比降低46.6%。

从行业的风险控制情况来看。一是银行贷款下降。截至2016年12月底，全行业银行贷款余额37.7亿元，同比下降13.7%，占典当企业资产总额的2.3%，仍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典当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经营，风险传导性较低，但也反映典当企业从银行融资难度仍然较大。二是贷款逾期率小幅下降，绝当率上升幅度得到控制。截至2016年12月底，行业逾期贷款余额122.5亿元，贷款逾期率为12.8%，较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绝当金额33.6亿元，绝当率1.1%，较上年同期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经营风险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2）“互联网+”为典当行业带来新发展方向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典当行业开始跨界融合互联网金融，成就了典当行新的发展模式。典当行利用互联网做典当融资为典当行业目前的困境带来了新的突破。和传统的模式相比，“互联网+典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更快速、更低成本地获取更多当户；二是能够以更多方式、更大范围地获取资金；三是能够更多渠道、更加便利快捷地销售绝当品，回笼资金。

5.小额贷款公司遭遇发展瓶颈，行业监管逐步加力

2016年，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数量、从业人员与资本规模近几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业务规模持续负增长，行业瓶颈完全显现。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下行的基本面尚未得到明显改善，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继续保持慎重；二是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融资依旧存在困难，靠增资扩股维持业务增长的发展模式失去竞争力；三是受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业高度同质化影响，传统的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受到较大冲击。

（1）行业规模负增长态势加剧

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673家，同比增长—2.66%，与前几年相比较首次出现负增长。从业人员的数量减少至108881人，同比增长—7.21%。同样，行业实收资本同比也下降了了2.66%，为8233.9亿元，2015年的增速虽然较2014年大幅下降至2.13%，不过依然处于增长态势，但是2016年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表明靠增资扩股维持企业流动性的经营模式已经彻底失去竞争力，资金错配问题亟须解决。资金供给不足也给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扩展带来严重阻碍，2016年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为9277.8亿元，同比下降1.47%，这是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继2015年出现下滑后持续的负增长，且负增长幅度加大（参见表1-2-13）。

表1-2-13　2015—2016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245151/index.html，2017-01-25/2017-02-07。

（2）区域发展结构不平衡

小额贷款公司区域分布情况中，贷款余额前十的地区不变，但内部顺序稍有调整，依次是：重庆、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广西、山东、安徽、辽宁、湖北（参见表1-2-14）。

表1-2-14　2016年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前十名省市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小额贷款公司分地区情况统计表》。

其中，沿海地区（如江苏、浙江、山东）与中部地区（如湖北）贷款余额负增长，且部分地区下降幅度较大，超过10%。而西部地区（如重庆，广西）贷款余额增速尚有两位数。小额贷款公司行业贷款余额项的地区间差距依然存在，且大部分发达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呈现明显负增长。

6.农村金融机构改制成效显著，经营活力全面激发

（1）农村商业银行规模增长可观，持续发力服务“三农”

一是农村信用社改制[55]成效显著，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规模破千家。银监会认真落实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要求，站在支持“三农”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达到1000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和湖北等7个省（市）已全面完成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这是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取得的重大成果。

二是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活力全面激发，显著提升整体实力和社会地位。截至2016年3月末，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占农合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统称）的44.4%，资本、资产和利润分别占农合机构的66.7%、63.0%和70.5%，存贷款占比分别从2002年年末的59%和58%提高到64%和65%（参见图1-2-10），涌现出一批定位“三农”、财务健康、内控严密、治理有效、服务优质的农村商业银行，有21家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银行业1000强。

资料来源：银监会网站公告。

三是农村商业银行坚持贯彻“三农”战略，显著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3月末，农村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4.9万亿元，较2007年增长262%。其中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的76%，高于农合机构13个百分点。农村商业银行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率为77%，远高于农村信用社（64.5%）。县域营业网点数量2.5万个，县域网点密度高出农村信用社22个百分点，山东、浙江等省农村商业银行实现村级便民服务点全覆盖，农民实现了“基础服务不出村、综合服务不出镇”。

（2）系统性风险有效化解，主要监管指标达到良好银行水平

一是不良资产得到处置和化解，拨备情况改善。2003年以来，通过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累计处置不良资产和弥补亏损挂账2756亿元，成功处置了160家历史遗留的高风险机构。目前，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3%，拨备覆盖率185.5%，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分别达到1.1%和13.8%，经营实力大大增强，抵御风险和服务“三农”能力大幅提高。

（3）保持民营银行特色，开辟引进民间资本的新渠道

2016年，民间资本的投资地域限制全面放开，并购重组高风险机构的准入政策也持续放宽，允许民间资本阶段性控股高风险机构。截至2016年3月末，农村商业银行通过改制和增资扩股引进民间资本4604亿元，民间资本占总股本比例达到83%，在农村商业银行优化股权结构、有效处置风险和提升服务“三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互联网+”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化改革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和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并且“引导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在农村规范发展”。在此背景下，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纷纷开始通过“触网”转型升级，实现新常态下的创新发展。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主体趋向多元。首先，商业银行借助互联网金融优势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将金融服务拓展到乡镇、农村地区。其次，网上金融业务低廉的成本吸引了许多大型互联网企业借助其互联网优势涉足金融业务。例如，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投资100亿元布局农村金融，面向农村开展支付、微贷、理财等金融服务。最后，随着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普及和推广，互联网企业及其旗下的金融机构，迅速进入农村市场开展金融业务。例如，由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等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将农村用户作为三大目标客户群体之一，着力开展农村金融业务，京东金融与格来珉中国合作，运用众筹平台推动格莱珉中国业务开展，主要在农民小额贷款、消费贷款和创业贷款等方面开展业务。截至2017年2月底，蚂蚁金服在支付、保险和信贷方面服务的“三农”用户数分别达到1.67亿、1.42亿和3824万。

7.消费类金融公司发展规模稳步提升，促销费、惠民生的成效初步显现

自2010年银监会批准成立首批消费类金融公司试点[56]以来，消费金融公司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试点到设立常态化的跨越式发展。机构数量稳步增加，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初步形成了数量与质量并进、创新与风险管控并重的良好发展局面。

（1）促消费、惠民生的成效初步显现

消费类金融机构通过提供额度小、门槛低的消费信贷产品，有效提升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促消费、惠民生的成效明显。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经银监会批准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共15家，行业资产总额1077.23亿元，贷款余额970.29亿元。自试点以来，行业累计发放贷款2084.36亿元，服务客户2414万人，行业平均单笔贷款金额0.86万元。同时，2016年，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互联网+个贷”产品的兴起为消费类金融公司开辟了新的发展模式。目前，移动终端支付普及率较高，更多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都倾向于选择移动终端支付的支付方式，消费类金融公司“互联网+个贷”的新发展模式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便利，促消费、惠民生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发挥。

（2）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兴起

2016年1月，分期乐（现乐信集团）发行上交所第一只消费金融领域的资产证券化产品；2016年6月，蚂蚁金服、德邦花呗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次性取得300亿元的储架发行[57]额度；京东金融继续发行白条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也以个人消费贷款为基础资产发行ABS产品，标志着消费金融行业资金来源机构化、多元化的正式开始。

根据图1-2-11，2014年以前，我国消费金融领域没有发行相关ABS产品，2014年发行了首只产品，是平安银行的平安一号小额消费贷款证券化信托，在上交所发行，总额度26.3085亿元。2015年发行了7只，总额度为138.44亿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产品发行数量已攀升至51只，总额度为936.32亿元，是2015年的6.76倍。

资料来源：零壹财经《2016年中国消费金融年度发展报告》。

（3）政策发力，进一步推动消费类金融公司发展创新

2016年3月24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92号）。《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意见》从积极培育发展消费金融组织体系、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加大对新消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改善优化消费金融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新消费领域的细化政策措施。《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意见》的发布，对消费类金融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增加消费类金融公司的竞争力；其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开展远程客户授权，实现消费贷款线上申请、审批和放贷；最后，合理确定消费贷款利率水平，优化绩效考核机制，突出整体考核，推行尽职免责制度（消费类金融公司领域政策历程参见表1-2-15）。

表1-2-15　消费类金融公司领域政策历程

资料来源：搜狐财经《全方位分析我国消费金融政策》。

（二）证券业金融机构

2016年，证券业金融机构行业整体监管逐步规范，其中证券公司盈利水平下滑，监管体系逐步完善，行政处罚工作成效显著，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基金公司数量与规模继续稳步增长，盈利能力加强；信托机构业稳中求进，加速创新；期货公司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新三板成为其转型重点。

1.证券公司盈利水平回落，但监管体系逐步完善，监管成效显著

2016年，证券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回落，但较2014年仍处于较高水平，且在证监会新的监管理念和监管要求下，证券公司行政处罚工作成效显著，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在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证券公司积极配合，也充分发挥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1）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有待提升，业务结构趋于多元化

受宏观经济的波动、股票市场的低迷和交易佣金率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各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下降。2016年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129家证券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279.94亿元，同比下降42.97%，但较2014年仍有大幅增长（具体情况参见表1-2-16）。

表1-2-16　2013—2016年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及同期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经营数据（2013—2016）》。

目前证券公司的业绩仍主要来自经纪、自营和承销等传统业务，但随着各项创新业务逐步推出，证券公司业务也在趋于多元化。在业务结构方面，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席位租赁）1052.95亿元同比下降60.87%；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519.99亿元，同比增长32.14%；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164.16亿元，同比增长19.02%；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50.54亿元，同比增长12.86%；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296.46亿元，同比增长7.85%；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568.47亿元，同比下降59.78%；利息净收入381.79亿元，同比下降35.43%。[58]随着监管方式由事前审批转为事后备案，以及投资范围、投资比例、资金运用方式、成立条件和客户准入门槛的逐步放开，我国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也在产品类型和业务规模等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随着证券公司逐步涉足私募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其投资管理业务也在迅速扩张。证券公司的业务结构逐步由以往的单一经营模式趋于多元化方向发展。

2016年，证券公司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快速发展，资产管理能力有所提升。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在过去一年间稳步增长，专项资管计划明显增长，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效率大大提高。截至2016年年底，证券行业专项资管计划资产规模近4000亿元，较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另外，证券公司作为产品承销方，在产品设计、资产定价等方面具有优势。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广泛和深入的开展，这或将成为证券公司又一利润来源。依托资产证券化的政策红利和证券公司逐步提升的金融创新能力，其资产管理业务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证券公司交易额排名出现调整

2016年，从证券公司累计交易额整体来看，排名前十的证券公司与上年相比排名变化不大。唯一变化较大的是世纪证券，交易额达422829.472亿元，由29名挤进前十，位列第四。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以累计交易额538440.643亿元位居榜首，从2015年第二跃居第一，成为市场份额唯一超过7%的券商；而2015年排名第一的华泰证券交易量出现下滑，排名随之从榜首下降为第七；排名第二的是中信证券，以累计交易额493184.960亿元的交易额实现了市场份额6%以上的占比；另外，广发证券、世纪证券、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和华泰证券也分别实现了市场份额5%以上占比；招商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排名和市场份额变化不大（参见表1-2-17）。

表1-2-17　2016年度累计交易额排名前10券商

资料来源：WIND资讯，http：//www.wind.com.cn，2017-01-01/2017-03-29。

（3）证监会监管工作成效显著，有力保障机构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行政处罚决定数量及罚没款金额均创历史新高，市场禁入人数达到历史峰值。2016年度证监会共对183起案件做出处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18份，较上年增长21%，罚没款共计42.83亿元，较上年增长288%，对38人实施市场禁入，较上年增长81%。[59]

二是显著加大了对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的处罚追责力度，全面深入推进私募基金行业和股转系统领域的执法，将依法、从严、全面监管的要求落到了实处，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为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4）新形势下证券公司积极服务实体经济

一是证券公司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2016年度IPO企业数和融资额创近五年来新高，再融资规模达历史新高。通过审核工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坚决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央“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部署，严格限制钢铁、煤炭企业IPO和再融资，防止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扩大产能危害国家经济。

二是证券公司在服务实体经济、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积极承担责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然带来新一轮企业“走出去”的浪潮，2016年证券公司努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化布局，在海外收购布局设点。例如，中信证券通过收购里昂证券实现在“一带一路”区域资本市场的战略布局，在亚太区就设有17个办公室，并且遍及主要“一带一路”国家，覆盖超过500家“一带一路”区域上市公司。同时，证券公司密切关注前景行业，纷纷布局境外创新业务。例如，招商证券就已关注能源、航运等发展快、布局广、可能面临市场波动风险的相关大宗商品行业，开始布局境外环球商品创新业务，进行境内大宗商品业务平台建设。境内证券公司利用自身对中国企业文化熟悉的优势，开始采用国内外投行联席模式，利用国际投行的经营网络，共同助力企业出海。

2.基金管理公司发展态势良好，盈利能力较强

（1）基金公司数量和管理规模稳步增长

一是基金管理公司数量和公募基金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08家，相比2015年增加了7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4家，内资公司64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9.16万亿元，相比2015年年底的8.4万亿元同比增加9.05%。截至2016年年底，公募基金数量达3867只，新发公募基金超过1000只，同比增加42.06%；累计基金份额88428.31亿份，同比增加了15.33%；累计基金净值91593.05亿元，同比增加9.08%。[60]银行委外基金[61]在2016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主要是因为2016年股市低迷、“资产荒”加剧，银行积累的资金大量涌入基金行业，这导致了一些基金公司规模快速扩大；另外，在特朗普强势的财政政策主张下，美元指数不断攀高，导致美股市场部分QDII基金和黄金类QDII基金的发行数量显著提高，这也推动了基金公司规模的扩大。

二是虽然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出现下滑，但私募基金数量再创新高。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17433家，同比下降43.43%，私募基金从业人员27.20万人，新规的严要求下，不少私募大佬、明星为取得从业资格纷纷报名进场考试，从业人员数量也有所下滑。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业密集修订了七个自律管理办法和两个指引，多方位、全维度地加强监管，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备案登记要求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标准，同时对于私募机构发行产品提出了时限要求，这虽使得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出现下滑，但私募业也在不断步入正轨。截至2016年年末已备案私募基金46505只，同比增加了93.34%，认缴规模10.24万亿元，实缴规模7.89万亿元，同比增加94.81%。按正在运行的私募基金产品实缴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20亿—50亿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439家，同比增加55.12%，管理规模在50亿—100亿元的有157家，同比增加58.59%，管理规模大于100亿元的有133家，同比增加52.87%（不同主要业务类型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情况参见图1-2-12）。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http：//www.amac.org.cn/tjsj/xysj/smdjbaqk/391611.shtml，2017-01-05/2017-03-08。

（2）基金公司盈利大幅增长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共有113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3867只，管理净值总额达88428.31亿元。同比2015年，有38家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净值总额上有所下降，传统优势公司规模排名整体下滑，而以银行系为代表的基金公司规模急剧上升。银行委外基金激增，美元指数攀高对QDII基金的正向作用，公募FOF[62]的问世等都对基金公司规模和盈利的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委外成为2016年影响基金公司排名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从十大公司格局变化看，银行系基金公司独占四席，表现十分强势。天弘、工银瑞信和易方达在管资产规模排名前三，其中天弘基金的余额宝产品2016年公募规模达8449.67亿元，同比增加25.38%。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瑞信规模4603.78亿元，同比增加3.90%，易方达基金规模4287.48亿元，同比减少26.49%。基金净值总额排名前十的基金管理公司中，管理规模均在3000亿元以上，也有三家公司净值规模都有所下降，分别是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和嘉实基金。另外，基金管理公司净值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有24家，基金管理资产净值排名前24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管理份额规模占总规模的比例约为80%（参见表1-2-18）。

表1-2-18　2015—2016年度基金公司规模排名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http：//fund.eastmoney.com/news/1590，20170101699025560.ht-ml，2017-01-01/2017-03-08。

（3）新形势下基金公司的机遇

新形势下基金公司在拓宽客户群体，扩大基金规模过程中充满了机遇。2016年12月6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评选出21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其中公募基金有14家，包括博时基金、大成基金等。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3万亿元，扣除预留支付资金外，能够集中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的养老金规模将近2万亿元，首批将有约4000亿元资金规模用于投资运营[63]，委托养老金投资运营省份的基金归集工作已在快速推进，养老金入市工作进入倒计时。另外，基金公司竞争对手的规范化，对基金规模的扩大构成了极大利好，而且互联网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营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客户群体，推动了资产规模的大幅增加。

3.信托机构行业稳中求进，加速创新

2016年，信托业积极推进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转型升级，强化风险治理，寻求增长动力，回归信托本源，科学构建商业模式，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目前，信托业已经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和创造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

（1）信托业管理规模上升迅速

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继三季度突破18万亿后，达到20.22万亿，同比增长24.01%，环比增长11.29%。与2016年2季度同比增长8.95%相比，3季度和4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增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信托业跨入了“20万亿时代”。从季度环比增速看，2016年4个季度环比增速分别是1.70%、4.25%、5.11%和11.29%，是行业进入增长态势的实际信号。如图1-2-13中所示，自2015年2季度以来，信托资产同比增速是逐季下降的，从2016年3季度开始则呈现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2016年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

其中，在资产来源方面，2016年年末单一资金信托余额为101231亿元，占比50.07%，较前一季度降幅明显，单一资金信托占比在2016年呈现下降趋势；集合资金信托余额为73353.32亿元，占比36.28%，与前一季度相比上升1.47个百分点，集合资金信托占比在2016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管理财产信托余额为27601.75亿元，占比13.65%，较上一季度小幅上升。集合资金信托和管理财产信托余额占比已接近50%，表明信托资产来源呈多样化分布趋势，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在资产功能方面，2016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余额为100667.84亿元，占比49.79%，规模和占比分别较前一季度提高了17630.56亿元和4.08个百分点，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在2016年呈现上升趋势；投资类信托余额为59893.74亿元，占比29.62%，规模、占比较前一季度反向变动，分别提高了1416.69亿元、降低了2.57个百分点；融资类信托余额为41624.49亿元，占比20.59%，规模和占比分别较前一季度增加了1458.26亿元、降低了1.52个百分点。投资类、融资类和事务管理类信托产品三分天下局面进一步改变，事务管理类信托产品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两类产品。

（2）信托业整体经营业绩平稳增长

一是经营收入同比下降。2016年年末，信托业实现经营收入1116.24亿元，较2015年年末的1176.06亿元同比下降5.09%。从具体构成来看，利息收入与信托业务收入占经营收入比均呈现上升趋势，而投资收益占比则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而言，2016年年末利息收入为62.75亿元，较2015年年末同比上升5.57%，同期的利息占比从5.05%上升为5.62%；2016年年末投资收益为270.73亿元，较2015年年末同比下降28.02%，同期的投资收益占比从31.98%下降为24.25%；而信托业务收入占经营收入比例则从2015年的58.61%增加到2016年的67.16%。

二是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势头。2016年年末信托业实现利润771.82亿元，较2015年年末的750.59亿元增长2.83%。2016年4个季度的利润分别是一季度139.84亿元，二季度199.43亿元，三季度179.37亿元，四季度253.18亿元，四季度较三季度环比增长41.15%。

三是人均利润指标下降。人均利润是衡量行业盈利水平的主要指标，2015年年末人均利润为319.91万元，2016年年末则下降到316.1万元，同比下降1.19%

（3）信托业务加速创新，资产支持领域不断扩大

首先，在新兴投资领域，受政策的支持与引导，2016年消费信托、公益（慈善）信托和绿色信托发展较快。《慈善法》颁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全社会慈善热情将上涨，信托公司与慈善基金会充分合作，开发慈善信托产品。其次，信托公司有机会参与到土地经营权确认和流转环节，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农业资源的流动性和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率。最后，在证券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方面，信托资产投资在并购重组领域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将持续增加。2016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战略，要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较大。因此，PPP业务预期将有一定的成长空间。信托公司应挖掘金融服务优势与政府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有效对接资产运用端和资金来源端。

4.期货公司监管力度加大，借助新三板积极实现融资转型升级

（1）期货公司分类评级结构发生变动

2016年8月5日，证监会公布了2016年的期货公司评级结果。2016年评级结果显示共149家期货公司（参见表1-2-19）。其中，评级为AA的仅10家；评级为A的仅20家，A类以上仅30家。与2015年相比，A类以上评级共减少14个；B类以上共132家，与2015年相比持平；C类以上评级共17家，D类2家。

表1-2-19　2015—2016年期货公司评级情况对比　单位：家

资料来源：搜狐财经网统计数据，http：//business.sohu.com/20160806/n462891000.shtml。

（2）期货公司发行次级债规模保持平稳

方正期货行业分析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11家期货公司通过次级债融资，总共融集资金19.39亿元。其中，华泰期货在7月份通过发行期限为4年的次级债券，融得资金6亿元；银河期货在3月份通过发行期限为5年的次级债券，融得3亿元资金；永安期货以向财通证券发行次级债券形式发行期限40个月的次级债，融资2亿元，若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则债券的计息期限缩为3年。这表明，随着期货公司创新业务规模的扩大，次级债[64]形式将成为期货公司常用的融资工具。创新业务不断推出，对期货公司净资本和抗风险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相对于其他充实净资本的方式，次级债券的发行程序相对简单，是一种快捷、可持续的补充资本金的方式，有利于期货公司拓宽资本筹集渠道。

（3）期货公司借助新三板逐步实现融资转型升级

2016年以来，包括期货公司在内的六类金融企业挂牌新三板信息披露指引显示，期货业目前已有广州期货、福能期货、大越期货、集成期货、混沌天成期货、中电投先融期货、迈科期货、渤海期货和长江期货9家公司排队申请挂牌新三板。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公告显示，中电投先融期货、大越期货、渤海期货和海航期货已于2016年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上市。这意味着，我国期货行业目前正处于创新发展的关键期，随着资产管理、风险管理业务等创新业务的迅猛发展，期货公司的业务结构也逐渐由过去的股东结构单一化模式向多元业务模式方向发展。对期货公司而言，创新业务发展空间广阔，但投入也很大，尚未形成稳定的利润贡献，新三板为期货公司提供了资本运作的平台，可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提升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

（三）新金融业态及趋势

2016年，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向互联网金融方面转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分类逐渐细化，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更加完善；金融小镇发挥聚集效应，顺应政策稳步发展；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增长，推动金融深化，加速金融脱媒；数字货币方面，央行展开数字货币技术进一步研讨，中国或将成首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国家；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持续发力，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态势良好；供应链金融依托互联网技术，充分发挥产融结合的促进作用。

1.互联网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特性

2016年互联网金融机构体系逐渐完善，规模持续增长。互联网支付机构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支付提供了便利；个体网络借贷机构（P2P）经营进一步规范，盈利能力保持稳步增长；互联网众筹筹资金额增加，行业恢复活力，机构数量缓慢增加；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机构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利用更好的连接手段、融通手段以及风控手段，在产业优化协同、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

（1）互联网支付机构客户群体扩大，规模迅速增长

近年来互联网支付蓬勃发展，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2016年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增幅进一步加大，传统的现金支付已经很难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网银以及各类第三方支付平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互联网支付终端也从电脑端扩展到移动端和电视等多种形式的终端上，各种在线支付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式。

首先，互联网支付规模迅速增长，市场集中度高。互联网支付规模迅速增长，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且更加规范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调查，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4.75亿（参见图1-2-14），较2015年增加了5831万人，年增长率为14.0%，我国网民使用网上支付的比例从60.5%提升至64.9%。其中，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增长迅速，达到4.69亿，年增长率为31.2%，网民手机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由57.7%提升至67.5%。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调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其次，互联网支付交易结构不断多元化，支付场景继续拓展。2016年互联网支付交易扩展至多个方面，不仅包括网络购物、基金，还包括航空旅行、电信缴费、电商B2B、网络游戏等各个领域，交易结构呈现多元化。众多互联网支付机构大力拓展线上线下渠道，丰富支付场景。一是线上支付领域，各网络支付企业不断深入与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及社区的合作，民生类缴费环节陆续打通，全方位的民生服务网上缴费体系基本搭建，并加速推广。同时，加入诸如自助提醒等功能，使得缴费更加智能化；就医挂号、交通违章、校园类缴费等社会公共服务实现网上缴费，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机构效率，切实解决现场缴费不便的问题。二是线下支付领域，经过网络支付企业大力的市场培育，支付场景也极大丰富。消费者在饭馆、超市、便利店等线下实体店使用移动网络支付工具习惯逐渐养成，并快速向小城市渗透。网络支付不仅给用户带来购物环节的便捷，对于商家而言也能降低收单成本、解决现金管理带来的不便，使线下网络支付应用得到迅速的推广。

最后，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发展完善了互联网支付机构的普惠金融特性。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金融体系的完善，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接触金融的方式，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获取用户的成本。例如，人们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2016年“双11”期间阿里平台的营业额达1207亿元人民币，其中81.87%是通过移动支付完成的；支付工具也在随着商业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而演进，2016年支付宝推出了VRpay虚拟现实支付，看到好看的三维场景就可以直接支付。而数字化金融技术中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也深刻地改变了搜集数据、处理数据和甄别风险的效率，提高了互联网支付机构促销费、惠民生的质效。同时，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云计算数字化技术大大提高了互联网金融机构，尤其是互联网支付机构的普惠金融效率。例如，2016年“双11”卖出的6亿笔保险中超过90%都是自动理赔的，不需要人工处理，而当天支付宝收到800万个电话或咨询，其中97.5%是人工智能完成的。可以看到，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推动了互联网金融机构，尤其是互联网支付机构朝着数字普惠金融的阶段发展。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无现金社会”的到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很多城市的现金使用率都会降低，手机或其他带互联功能的移动终端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生活的支付需求。二是多元化信用体系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将服务更多人群。数字化金融技术驱动的信用体系正在快速发展，这大大改变了金融的可获得性。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以用户为核心，为小微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多元化、全面化的金融服务。传统的金融领域没有以个人和小微企业为核心的金融需求，各种金融需求都是分散的，以支付、保险、融资、理财等功能区分，各板块之间无法实现良好的互通。但数字化金融技术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企业为本，以用户为核心构建整体金融服务。

（2）个体网络借贷（P2P）行业监管规范，从“野蛮”发展回归“规范”发展

一是正常运营平台数量首次下降。截至2016年12月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达到了2448家，相比2015年年底减少了985家，全年正常运营平台数量维持逐级减少的走势，与2015年数量大幅增加呈现截然相反的情况。2016年全年新上线平台为756家，其中2016年第四季度仅新上线了38家，而2015年全年新上线平台数量高达2451家，这表明网贷行业已经从“野蛮扩张”阶段迈向了“规范发展”新阶段（参见图1-2-15）。

资料来源：《中国P2P网贷年度报告》。

二是网贷成交量保持平稳增长。2016年全年网贷行业成交量达到了20638.72亿元，相比2015年全年网贷成交量9823亿元增长了110%。在2016年，P2P网贷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量接连突破2万亿元、3万亿元两个大关，单月成交量更是突破了2000亿元。2016年“网贷双11”单日再次突破100亿元，达到116.07亿元。这一系列的成绩都反映了P2P网贷行业仍然获得大量投资人青睐的事实。从2016年各月的成交量走势来看，除了2月和10月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之外，全年总体呈现上升的走势。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网贷成交量以月均5.15%的速度增加，相比2015年增速有所放缓，这也反映了行业已经开始趋于平稳健康发展（参见图1-2-16和图1-2-17）。

资料来源：《中国P2P网贷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P2P网贷年度报告》。

三是网贷余额同步走高。随着成交量稳步上升，P2P网贷机构贷款余额也同步走高。截至2016年年底，网贷机构总体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8162.24亿元，同比2015年上升了100.99%，可见一年时间内数千亿元的资金涌入了网贷机构中。由于资金的主要去向仍是以“强背景”和大平台为主，大平台的借款期限普遍较长，业务增长较快，因此使得贷款余额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参见图1-2-18）。

资料来源：《中国P2P网贷年度报告》。

四是网贷机构综合收益率持续下降，回归正常收益率水平。2016年网贷机构总体综合收益率为10.45%，相比2015年网贷机构总体综合收益率下降了284个基点（1个基点=0.01%）。整个2016年综合收益率延续2015年整体下行的走势，强背景平台由于安全性较高，得到越来越多投资人的资金涌入，使得网贷机构综合收益率持续下行。不过受年底资金面紧张影响，投资人资金需求较大，不少平台纷纷加息，带动网贷机构综合收益率年底出现翘尾上升。随着来年资金面宽松、更多的投资人涌入、限额情况下导致优质资产缺失，综合收益率或许将重回下降轨道（参见图1-2-19和图1-2-20）。

资料来源：《中国P2P网贷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P2P网贷年度报告》。

五是网贷机构迎来新监管政策，合规发展进一步推进。首先，2016年8月24日，银监会、公安部、工信部、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委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为避免其出台对行业造成较大冲击，《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作出了12个月过渡期的安排，在过渡期内通过采取自查自纠、清理整顿、分类处置等措施，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促进机构规范发展。其次，2016年10月2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公告称，经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10月28日正式发布《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网络借贷》标准（T/NIFA 1-2016）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信息披露自律管理规范》。《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网络借贷》标准（T/NIFA 1-2016）定义并规范了96项披露指标，其中强制性披露指标逾65个、鼓励性披露指标逾31项，分为从业机构信息、平台运营信息和项目信息等三方面。

（3）互联网众筹业务活力恢复

2016年，在监管趋严的形势下，互联网众筹市场环境与2015年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务院十部委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逐步深入，规范化运营的众筹平台也开始逐步恢复业务活力。

首先，互联网众筹筹资额度增大，但平台数量趋稳。一是互联网众筹额度大幅增加。据零壹研究院统计，2016年，我国互联网众筹整体筹资规模在22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超过90%。其中，产品众筹规模稳步增长，2016年达到56亿元，同比增长107%；股权众筹2016年实际筹资金额约为65.5亿元，较上年增长12.3亿元。汽车众筹异军突起，在2016年下半年额度迅速增加，全年筹资规模达到93.9亿元，已成为互联网众筹增长速度最快的平台。二是互联网平台数量并未与众筹规模增速保持一致，增长开始放缓。截至2016年年末，国内已上线608家众筹平台，其中问题平台和已转型平台至少达到271家，正常运营平台仅剩下337家，同比增加11.22%。自2014年起，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的爆发，众筹平台数量显著增长，新增运营平台142家，2015年新增125家，2016年增加34家，众筹平台增速明显放缓（参见图1-2-21）。其次，互联网巨头开展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股权众筹平台规模逐渐增加。2016年互联网巨头开始进行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例如“百度百众”“米筹金服”。

资料来源：零壹研究院，http：//www.01caijing.com/article/13744.htm，2017-02-21/2017-03-09。

2.金融小镇发挥聚集效应，顺应政策稳步发展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经济发展的加速，金融小镇依托高新区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优质的生态自然资源，围绕建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集聚区”的这一核心定位，利用先发优势、新的政策优势，着力引入一批品牌知名度高、发展影响力大、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金融机构。其在我国的建设和发展一直保持稳步推进。

（1）国家政策积极推动金融小镇建设

2016年，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文件来推动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型特色小镇发展，鼓励特色小镇针对自身区域发展需求和当地资源禀赋、深度挖掘小镇建设亮点，对金融小镇的规划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到2020年，全国将要培育出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可以预见，在“十三五”时期，特色小镇的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通过特色小镇加以体现，特色小镇一方面可以彰显生态文化，另一方面推进产城融合，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其次，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镇建设指导意见》中提出特色小镇主要是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不同于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小镇建设的通知》提出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明确支持范围，为促进小镇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撑的配套设施建设。再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意见》提出主要任务是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发展特色产业、补齐特色小镇发展短板、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人才支撑和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最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表示：协会将开展专项活动，包括在协会官微和网站分期宣传各地基金小镇，支持基金小镇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通过与服务机构合作或者设立专业服务机构等方式，搭建私募基金管理人服务平台等，为全国各地的基金小镇、基金产业园提供服务，加强政策沟通和行业交流。

（2）基金小镇发展规模扩大，有效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全国各省市基金小镇积极响应，部分基金小镇经营业绩成效显著，都在努力实现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推进企业转型的战略意义。2016年新成立或在建的基金小镇和金融小镇有12家。而2015年成立的北京基金小镇、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宁波梅山海洋金融小镇、宁波鄞州四明金融小镇等知名小镇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运营，已经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引得多方瞩目，其中的宁波梅山海洋金融小镇在2016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3.59亿元，实现浙江省全省第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目前，已经吸引逾3000家金融、类金融企业抢滩入驻，并被评为首批浙江省20个省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示范点。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截至2016年10月底，已经集聚股权投资类、证券期货类和财富管理类机构1010家，税收10.1亿元，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超过5800亿元，投向实体经济项目759个，达1600亿元，已扶持79家公司上市。基金小镇已经成为助力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的一项重要抓手。

3.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增长，推动金融深化，加速金融脱媒

一是我国影子银行发展速度保持良好态势，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影子银行的活动迅速增加，估计其增长年率为19%，达到5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80%以上。相比2015年，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出现放缓，但是影子银行的活动继续受到理财产品的驱动而增加。其中，中国的经济杠杆率程度持续增加，社会融资总量（TSF）这一广泛的信贷指标从2015年年底占GDP比例206%，经过三个季度增长，到2016年第三季度截止上升到220%。但目前来看，影子银行的增长幅度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仍然处于可控的较低水平。

二是我国的影子银行的飞速发展，正是金融深化的一种体现。影子银行采用更为贴近实际资金需求状况的定价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拓宽了资金需求方的融资渠道，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一，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更多地承担了提供直接融资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功能，其资金定价机制反映了实际的社会资金需求状况，有利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为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其二，公众金融中介机构提供资金时，往往受制于监管或者风险管理的原因，只能给众多资金需求者中的部分提供资金，而未取得资金支持的资金需求者就可以从影子银行体系获得融资。其三，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但是高储蓄率的国情并未成就高投资资金的满足度，反而是实体经济的投资资金处于吃紧状态，这就说明了我国储蓄到投资的渠道并不通畅，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提高，而影子银行体系的存在拓宽了储蓄到投资的渠道，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影子银行的资金运作方式加速了我国的金融脱媒。影子银行所提供的融资方式多为直接融资，资金从传统借贷市场流向直接融资市场，有效地提高了资金的融资效率。

4.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持续发力，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态势良好

一是农发行作为我国扎根绿野的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凭借其天然绿色属性的优势，积极参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首先，农发行于2016年2月份研发推出了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贷款，专门用于满足林业生态保护修复与开发利用、林业生产基地建设、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需求。该信贷产品设置了较长的贷款期限和宽限期，划定了较广的支持范围，设计了多种融资模式和担保方式，体现了优惠的利率水平，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缺乏与林业生产周期相匹配的金融信贷产品的状况。其次，农发行于2016年12月21日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招标发行6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债券期限3年，发行利率3.79%，比前一日收益率低24BP[65]，认购倍数4.43倍。

二是进出口行率先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填补了绿色债高信用发行主体的空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2016年12月5日，进出口银行成功发行了2016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期限5年，金额10亿元人民币，最终发行利率3.28%，略低于市场水平，得到投资人高度认可。本期债券是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首单绿色金融债券，此次债券的成功发行，使进出口银行正式形成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咨询等在内的多元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三是国开行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绿色金融相关工作，银政合作共同推动绿色金融制度的建设，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持续将优先的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在支持绿色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截至2016年年底，国开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57万亿元，居全国银行业首位，已经成为我国支持绿色信贷的中长期贷款主力银行。另外，国开行拟于2017年2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题的首期5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将成为首单采用预发行模式的绿色债券。在募集资金用途上，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题，包括节能、清洁交通和清洁能源三大类别，共九个项目。据国开行绿色信贷环境效益系统测算及第三方评估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认证，预计可量化减排量：13.7万吨二氧化碳、591.5吨悬浮颗粒物、1584.5吨二氧化硫、351.5吨氮氧化物，节能5935.8吨标准煤、节水70.3万吨。

四是银监会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以绿色信贷为抓手，着力打造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引导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发展，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影响。首先，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的贷款环境效益显著。按其贷款支持资金比例，预计可年节约标准煤1.8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4.35亿吨（相当于北京7万辆出租车停驶298年或相当于三峡水电站发电7.4年形成的二氧化碳减排当量），减排化学需氧量397.73万吨、氨氮43.45万吨、二氧化硫399.65万吨和氮氧化物200.60万吨，节水6.23亿吨。其次，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的资产质量较好。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不良贷款余额为226.25亿元，不良率为0.41%，低于同期各项贷款不良率1.35个百分点。最后，节能环保项目种类丰富。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的贷款分项目来看，绿色交通运输项目贷款余额26542.7亿元，占同期全部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的47.6%；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余额14686.39亿元，占比26.4%；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余额4040.1亿元，占比7.3%；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项目贷款余额2901.4亿元，占比5.2%；自然保护、生态修复及灾害防控项目贷款余额2150.4亿元，占比3.9%；资源循环利用项目贷款余额1436.5亿元，占比2.6%；农村及城市水项目贷款余额1353.5亿元，占比2.4%；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贷款余额1060.4亿元，占比1.9%；节能环保服务贷款余额613.1亿元，占比1.1%；绿色农业项目贷款余额376.4亿元，占比0.7%，绿色林业项目贷款333.9亿元，占比0.6%（参见图1-2-22）。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2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9.0%。其中，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1.69万亿元，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5.57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银行业绿色信贷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http：//

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7538965EC2434257978072C2140BFD60.html，2016-09-02/2017-1-21.

5.供应链金融依托互联网技术，充分发挥产融结合的促进作用

供应链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工具，天然地具有促进产融结合的特点，也是实体企业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重要形式。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供应链金融拥有更好的连接手段、融通手段及风控手段，在产业优化协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发展呈现新趋势：供应链金融在互联网技术的深度介入下，升级成“N+1+N”模式，步入3.0时代，从线节点进化为网状平台，集成运营、物流、信息等相关平台的功能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产业链中信息沟通不畅、资金链断裂、产能与金融配置缺位等问题，使供应链金融转型向新型的金融生态圈趋势发展。

一是“传统核心企业+P2P网贷平台+供应链金融”模式正成为传统实体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供应链金融服务将会出现在由传统核心企业主导建立的P2P网贷平台上，成为传统实体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下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传统的核心企业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和较强的资金实力，稳定高频的上下游交易关系积累了大量的产业链数据；P2P网贷平台具有强大的信息背书，能够有效地解决资金来源渠道。再加上在P2P网贷平台内嵌入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三者的结合更能在原来产业链的基础上提供增值服务，赚取利润，并不断地盘活产业链，提高产业效率。

二是服务主体继续多元化，参与主体更加扩大化，生态圈建设成为重点。银行作为供应链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的绝对主体地位被打破，在“互联网+”的浪潮里，更多的企业利用自身的信息、交易及客户资源优势，转型成为提供供应链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主体。而且供应链金融的参与主体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不仅供应链各个环节相互关联，而且供应链参与方也从直接利益相关方延伸到各种间接利益相关方，如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较大型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商都在努力实现交易、物流、资金、支付、咨询等服务的整体业态生态圈，这样在不断发展上下游客户的同时，又能保持客户的黏性不会降低。

三是金融科技概念在供应链金融中得到广泛应用，供应链金融信用状况也在逐步完成在线数据化。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2016年供应链金融服务商都在努力地采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创新性地发展业务，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未来金融科技概念和实践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内将得到普及和强化。供应链金融的客户信用体系的建立更多地依靠这些新兴技术，通过互联网在线方式完成，获得在线数据，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交易的效率。

四是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行业监管更加完善，P2B（person-to-business，互联网融资服务平台，个人对非金融机构类企业的一种贷款模式）发展更加健康。2016年8月银监会等四部委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借款限额、银行资金存管和ICP许可证的条款要求在整个行业影响重大。随着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行业监管政策的逐步完善，整个行业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一些不合规的平台逐步被淘汰，市场环境将得到净化。

二、金融机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资产及负债增速结构异化，潜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

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扭转持续放缓的趋势逆势上扬，出现了小幅回升。同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资产增速也实现了近几个季度的首次下降，尤其是关注类贷款边际的下行有效地促进了商业银行机构的“回暖”。但是，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6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2016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为3.54%，虽然较2015年的2.43%提升了1.11个百分点，但相比于2014年的9.65%还处于较低水平。且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增长方面来看，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6年商业银行主要统计指标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长率与总负债同比增长率首次出现交叉，总资产同比增长率15.8%，低于总负债同比增长率16.0%；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在2016年第三季度也异常跌破2%的“红线”，低至1.76%。这说明，虽然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得到加强，银行业2016年总体保持稳健运行，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潜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

一是中间业务等非利息收入比例的上升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由于201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商业银行的息差持续收窄，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多数商业银行开始开辟中间业务以保证净利润增长。但是，中间业务在为商业银行拓宽收入渠道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了新的潜在风险。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量的上升将会显著提升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同时，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大规模的前提下非利息收入占比较少并不意味着潜在风险的降低。因为利息收入还会随着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对总风险产生贡献，而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强。

二是“去产能”进程影响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与业务经营，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2016年2月份，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及《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从钢铁、煤炭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入手，切实清理“僵尸企业”，加快过剩产能市场出清。总的来看，本轮化解过剩产能涉及范围广、政策力度大、持续时间长、行动目标明确、去化态度坚决，对商业银行影响深远，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承压。[66]首先，过剩产能的行业风险随着行业去产能进程的推进持续暴露，虽然从2016年来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平稳，不良贷款的增长率还略有下降，但是随着过剩产能行业风险的持续暴露商业银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也可能随之爆发。其次，随着国家对“僵尸企业”的处理进程不断推进以及对其出清力度逐渐增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增长率将可能在未来再次上升。最后，去产能进程中积蓄的压力还会沿着产业链上下游发散性传导，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将随之呈现蔓延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去产能去杠杆、淘汰“僵尸企业”工作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过剩产能的出清将引发连锁反应，钢铁行业本来存在的风险将沿着产业链逐渐向与其相关的上游行业企业（钢铁冶炼加工、铁矿石批发、铁矿石开采）与下游行业企业（钢铁贸易）扩散蔓延，行业亏损情况随之加剧，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随之升高。

三是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新挑战。[67]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是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匹配资产负债流动性的问题，主要包括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负债端的融资流动性风险。而2016年，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环境出现新变化。这给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测算、评估、管理等带来一系列挑战，增加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首先，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用违约逐渐增多，银行坏账增多，部分银行开始惜贷，从而使得流动性需求越来越多，但此时流动性供给不断减少。其次，金融环境变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金融脱媒导致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受到冲击，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资产证券化在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也积聚着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速了流动性风险的暴露，也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速度。最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同比增长结构异常也带来了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的融资流动性不匹配的潜在风险。

（二）传统线下金融服务中信贷类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商业银行线下模式亟待突破

首先，商业银行以消费金融为主的信贷金融产品的同质化问题始终存在。目前，虽然国内商业银行的消费金融服务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消费金融市场依然充斥着大量的相似产品，拥有鲜明特色的产品较少，消费信贷产品在产品种类、办理手续、办理费用、针对人群等方面存在同质化严重、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规模、产品和服务等方面都还不能满足广大消费群体的个性消费需要。目前我国消费信贷金融产品主要集中于长期住房按揭贷款和中期汽车贷款等方面，而类似旅游、教育、家电、家具购买等短期消费贷款领域的信贷类金融产品，商业银行缺乏深度的挖掘与开发。6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对消费金融服务的潜在客户的挖掘程度依然不够，大学生、农村等特殊群体及地域对消费贷款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商业银行关于此类群体及地域的信贷类金融产品的供给尚不匹配。

其次，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不断冲击商业银行传统线下物理网点的经营模式。互联网金融从改变客户消费行为开始，逐渐兴起，随后开始发展社区金融和跨界消费金融，其与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结合开拓出了新的金融服务的运营模式。这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物理网点的经营模式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更多的客户更倾向于体验互联网金融的线上服务模式。以消费金融服务产品为例，较短的审批时间和轻松自由的客户体验成为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产品成功的关键。客户在选择消费信贷产品时，最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审批放款速度、利息水平和信贷额度，线上模式不但形成了高效的信贷审批平台，同时大大缩短了放款速度。这样的优势加强了客户对线上金融服务模式的依赖程度。随着“支付宝”“蚂蚁金服”“微信支付”等产品的迅速普及，线上金融服务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与之相对的是商业银行线下网点经营业绩的下滑。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到，依托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的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线下金融服务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两者之间的竞争一直持续，传统商业银行的线下金融服务模式亟待变革性发展，从而确保其能够为金融行业贡献更大的正能量效应。

（三）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市场活跃度低迷，两融业务两极分化严重

我国经过七年的融资融券业务发展工作，两融交易己经逐步走上轨道，整体发展态势良好，规模不断扩大，监管工作逐见成效，融资融券余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融资融券交易额占证券市场整体交易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

1.我国两融交易发展规模较小，与境外成熟资本市场差距较大

与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我国大陆地区融资融券余额占市值比高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略低于美国，但中国大陆两融交易的市场活跃度较低，交易额占市场总成交额的比例远低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国外资本市场两融业务的发展深度和广度都优于我国，如美国两融交易的总规模在20年前就达到8000多亿美元，占全年证券市场交易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我国2016年年底34.79亿元的融券规模与其相比，差别很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关键点就在于我国融券品种匮乏，虽然我国在2014年9月22日已经对两融业务的标的券范围进行了第四次扩容，将标的证券由原来的695只扩大到900只，但是由于有些标的券数量相对过少，范围比较狭窄，还是不能符合投资者多样化的融券业务投资需求。不少投资者们反映，目前标的券的范围仍倾向于银行股等大型蓝筹股，证券公司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也更愿意出借这类股票，但从市场来看，这类股票价格本来就被低估，即使进行融券投资价格也没有什么下降空间，反而投资者可能面临超过预期收益的风险损失，理性的投资者是不会有太大融券积极性的，从而也制约了我国融券业务的发展。

2.两融业务两极分化，结构比例严重失衡

我国两融业务引入和试点发展过程中，从相关交易数据中可明显看出融资交易规模更大，更受投资者青睐，而融券交易领域并不太受投资者关注，业务规模很小。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末，沪深融资余额总计达到9357.70亿元，融券余额相对而言非常小，沪深总额才达34.79亿元。一般来说，境外成熟资本市场开展两融业务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融资业务规模大于融券业务规模的正常情况，但是即使出现业务差距，也是在正常可控范围之内的。对美国等成熟证券市场而言，一般其融资融券业务的规模之比是在8：1到4：1之间，而我国融资融券业规模之间的分化十分严重，融资交易几乎占据两融市场99%的交易份额。融资融券业务在我国开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引入卖空制度改变我国股市单边交易状态，使投资者能够在股票被严重高估时，理性利用卖空交易，帮助股价尽快回落至合理区间。我国两融业务出现的两极分化、发展极度失衡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没有足够的融券品种和数量，标的券范围相对过窄，投资者往往投资无口，想要从事融券交易却发现市场上券源不足而无法交易；另一方面在于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收益与风险尚未达到平衡，融券业务的风险要远高于融资业务。

3.两融业务给券商带来诸多潜在业务风险

融资融券业务让实力雄厚的券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更多市场份额，但是也随之带来了很多诸如业务规模失控、客户信用下降、资金流动性不足、操作失误等业务风险。由于存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为了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券商必然会不断扩大两融业务规模。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收益增加、客源増多，业务风险也进一步同比例加大，券商必将面临承受更大损失的局面。虽然我国的两融业务规定投资者在交易之初需要向券商交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在交易的过程中，券商也能利用维持担保比例，通过警戒线要求客户补仓或强制平仓的方式控制业务风险、减少损失，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证券公司就不再面临两融业务风险。实际上，一旦投资者到期不能偿还从券商处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券商在遭受损失的同时还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即使券商及时强制平仓，仍有遭受损失的可能。同时，融资融券交易的高杠杆性，决定了其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被杠杆化的风险可能会带来比普通证券交易更大的损失，一旦投资者自身的风险把控能力不强，疏于防范风险，就极其容易引起交易风险，而这种风险就可以通过借贷关系转移到券商身上。

（四）期货公司创新业务发展缓慢，风险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10年我国股指期货上市以来，期货市场成交量、成交额逐年攀升，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不断优化，期货业务创新快速发展，期货市场在我国经济中的定价作用、价格风险转移作用、资源配置作用等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期货公司作为期货市场的中枢和中介机构，具有提供经纪通道、服务套保企业和开展创新业务的关键职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给期货公司带来了创新发展机遇，但受长期单一业务等因素制约，期货公司也面临传统经纪业务恶性竞争，创新业务能力不足，外部监管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1.期货公司创新业务发展缓慢，资产管理业务占比较小

期货公司当前主要是通过开展期货创新业务，逐步摆脱对单一经纪业务的严重依赖。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已推出的期货创新业务大多处于试点、试行阶段，期货创新业务发展缓慢，亟须外部监管政策及创新环境支持。我国目前主要通过《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对期货业实施法律监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条例，其法律位阶和内涵效力不足，随着期货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该条例对创新业务的规范和保障效力渐显不足。我国亟须出台一部期货业基本性法律，从法律制度层面，规范、约束、保障期货创新业务行为，明确创新业务主体的权力与责任，依靠法律基本规范，拓展创新业务空间，完善创新业务法律环境。

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与传统期货经纪业务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产品摆脱了同质化竞争状态，期货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能力和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开发出不同类型的投资产品。资产管理业务虽然在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应用较为成熟，但是对于期货公司的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期货资产管理业务目前在市场上还处于追随地位，在产品设计、研发、渠道营销等方面经验明显不足，据WIND数据库统计，期货公司2016年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规模仅为1725.15亿元。受期货监管政策限制，我国期货公司仅能开展“一对一”资产管理业务，无法开展“一对多”资产管理业务。受此影响，期货公司难以开展规模化、标准化、产品化的资管运作，导致资管规模募集有限、资管运作分散化，不利于投资策略、风控措施的高效使用，影响资管业务效益。为规避监管限制，目前期货公司大多和基金公司、私募等机构合作，开展曲线“一对多”业务，但由于监管政策并未对曲线“一对多”业务作出明确规范，因此期货公司开展该项业务仍面临较大监管风险，亟须监管政策松绑及制度创新。

目前制约期货资产管理业务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是期货公司极度缺乏投资人才。长期以来，期货公司只有经纪业务这一单一的盈利模式，而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拥有从基础投研到实际投资决策的完整人才储备体系。内部培养需要时间，外部引入需要时机，再加上监管体系对投资经理的门槛要求较高，这就导致目前大部分期货公司资管产品的投资经理集中在极少部分人身上。人才不足已经成为期货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掣肘。二是目前大部分期货公司使用的保证资管产品正常运作的后台技术与期货公司业务不匹配。一个完整的期货资管系统应该集资管产品的交易、风控、估算等功能于一身，尽管一些期货公司在资管业务上市之前，自己开发了一套系统，但当实施更高频策略时，后台系统的运作效率偏低。大资管时代下程序化交易的平台软件供应商严重不符合市场需求，在人工智能等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研发力度也相对薄弱。

2.期货公司风险事件频发，风控体系不够完善

期货公司作为期货市场的中枢和中介机构，承担着提供经纪通道、服务套保企业、开展创新业务的关键职能。然而在需求复苏、盈利改善、指数上行的状态下，市场缺乏热点，2016年由于期货公司的风控体系不够完善导致期货市场风险事件频发，期货市场行情波动剧烈，大宗商品暴涨暴跌。

一是期货公司风险事件频发，监管运营体系混乱。2016年上半年期货市场进入暴涨模式，螺纹、焦炭等黑色系金属品种连续拉涨，2016年4月21日螺纹钢逼仓事件爆发，仅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的单日成交量就有2236万手，成交金额高达6056亿元，超过了沪深两市当日的总成交额。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如果大宗商品价格继续飙涨，则去产能可能放缓，届时上涨幅度将取决于市场内生的供给弹性。2016年11月11日晚，国内期市黑色系主力合约齐上涨，焦煤、铁矿石、沪铜纷纷涨停，但是20分钟内各强势品种均遭遇急跌，市场突然极度混乱，多个合约瞬间触及跌停，多类大宗商品跌幅超过3%。[68]这也说明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严重不足，投资者在熟悉品种、把握杠杆和防范风险方面相当不专业，也和目前期货公司的风控能力低下和整个市场构建的监管运营体系不完善是分不开的。

二是期货公司内部风控机制不完善。期货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单一，同质化严重，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对营业部的考核更多的是从业绩出发，无形中放松了对风险控制的要求，也导致了营业部层面上经营违规情况的出现，造成了风险的累积。公司规定当营业部客户发生风险时，由风控人员首先通知营业部客服，指示其通知客户进行减仓或补足保证金，但营业部客服往往出于多种原因，会在执行过程中有所延误，导致风险控制执行效率低下，公司运营风险加剧。另外，在市场出现极端行情时，或者是单品种连续涨跌无法强行平仓时，市场风险会陡然增加，在这方面公司目前的手段较少，主要的风控手段停留在事中和事后，如强行平仓和追加保证金，相对来说风险控制的手段单一，效率较低，缺乏风险预警和量化机制，整体的风险控制机制缺乏科学性。

（五）互联网金融机构安全监管不到位，资金交易问题突出

支付机构大力发展网络支付服务，使得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在2016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普惠金融纵深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也面临许多问题和风险，例如支付机构安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服务器客户端的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客户信息泄露；互联网支付机构未实行严格身份审查制度，网络特有的虚拟跨时空性和隐蔽便捷性导致资金交易风险加大和网络欺诈行为频发。

1.安全管理不到位引发大量客户信息数据泄露，法律法规滞后平台缺乏有效监管

一是客户信息存在泄露或被用于非法用途的风险，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很不完善。经过多年经营活动，市场主体直接或间接获取庞大的客户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消费习惯以及相关社交网络的信息数据，上述数据如果不能够被安全管理及使用，数据库将会遭受黑客、病毒等恶意攻击，导致系统崩溃，给消费者带来信息泄露、财产损失甚至人身安全问题。从2014年到2016年，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受理的第三方网络支付类投诉占互联网金融类投诉的95.06%。根据21CN聚投所统计，2016年财付通有效投诉量达2684件，支付宝有效投诉量达1502件。2016年，有近200家网上商城或支付平台被曝出存在安全漏洞而导致数据库信息被窃取。不法分子在网上购买客户身份证件、手机号码、密码等信息后，使用软件进行批量比对盗刷，或者向客户频繁发送含有钓鱼、木马病毒、欺诈信息的电话、短信和邮件，使客户受到垃圾信息的危害。可见，信息泄露风险对客户的资金安全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

二是我国互联网支付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缺乏有效监管机制。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创新型服务方式，而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大体还是基于传统的分业经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关于监管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法律都很不完善，滞后于平台的发展，从而使得许多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行走在法律边界。截至2016年年底，央行分8批发放了共计270张支付牌照，包括智付支付、支付宝、快钱、银联、财付通、百度钱包等在内的27家支付机构成为首批获得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然而在牌照5年到期时间结束后，这些机构基本未收到任何法律及监管规定的续展审查，这也充分显示了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在监管方面的漏洞。

2.支付平台信用问题引发资金交易风险，虚拟的交易环境引发大量网络欺诈行为

一是支付平台的信用问题引发资金交易风险。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平台作为资金流转中介者，是O2O交易中最重要的信用中介，可以从事资金吸储并形成大量沉淀资金。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网络交易中，买家在买完东西付完款后，所付货款并不是直接打入卖家的账户，而是先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代为保管。在买家收到货物后，若不满意买家可申请退款，在卖家不退款或者产生其他纠纷的时候，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将买家事先支付的款项予以返还，以此来达到保护买家合法利益的目的。而这些款项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中的时间基本上是7天左右，在这7天当中支付平台吸储并形成了大量沉淀资金。比如支付宝平均每日支付额就超过百亿元，考虑进出项资金时间差，支付宝年沉淀资金已经超过300亿元。随着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业务不断扩展，沉淀资金数量增加，如果沉淀资金得不到有效监管，将会出现越权使用资金、转移资金用途、携款潜逃等情况，给第三方支付机构及投资客户带来巨大信用风险。以e租宝为例，e租宝一年半内非法吸收资金500多亿元，受害投资人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e租宝涉及投资者约90万，累计充值581.75亿元，累计投资745.11亿元。其待收金额过高导致该平台在资金沉淀及流转兑付过程中形成较大的资金问题，最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69]

二是互联网支付虚拟的交易环境引发较高的网络欺诈风险。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未实行严格身份审查制度，网络特有的虚拟跨时空性和隐蔽便捷性加上消费者道德问题，导致了洗钱、信用卡无成本套现、参与网络赌博等网络欺诈风险严重。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业务将“传统的银行转账汇款程序—资金转出方—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资金转入方”分割成“资金转出方—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资金转入方”。由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介入，传统资金链的完整性破裂，无法追查某笔款项的源头，这就会引发用户的道德风险问题。通常银行信用卡正规取现额度仅占信用额度的50%，单日利息就达0.05%，还款周期50天，但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出的“零手续费”套现，很容易引发套现风险；微信红包诈骗，收款码偷梁换柱，支付宝群体盗刷，百度钱包频繁被盗等诈骗案件在2016年屡次发生。在虚拟环境下的网络欺诈行为严重影响了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声誉，阻碍其迅速发展的进程。

（六）影子银行迅猛发展可能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一是影子银行的模式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加，从而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发展影响到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首先，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信贷供给，但这种信贷模式通常有效地逃避了现有监管体制的监管，但同时，其所创造的信贷规模却很难准确统计，资金投向模糊，杠杆率高，一旦出现标的资产价格波动，这些影子银行创造的一系列产品就成为容易引发连锁效应的风险组合。其次，影子银行成为金融监管盲区的信贷业务部分得不到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保护，加之影子银行产品在期限错配风险、信用违约风险、产品设计功能缺陷等方面所显现出的脆弱性，自然会对区域金融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挑战，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最后，影子银行系统特殊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导致金融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影子银行大多是高风险、高收益和高杠杆率的信用衍生类产品，这些特性导致其承受风险冲击能力较差，进而威胁到金融安全与稳定。

二是影子银行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不断攀升，降低了资金需求方的融资难度，带来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率。首先，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所增加的社会信贷供给量得不到准确估计，影子银行体系将储蓄转化为企业贷款的过程中，这种信用创造增加的存款，并未被计算统计在M2中，导致M2在统计计算口径上的误差，最终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其次，部分影子银行系统理财产品资金流向银行间资产，实际上是帮助银行完成的“过桥贷款”，这些资金的流向实际上仍然是以银行为通道的公司贷款，显示了一些不一致的收益和风险的表象，表面上的银行间贷款实为企业贷款，出现了低风险替代高风险的“庞氏特征”。再者，理财产品已经成为金融系统危机蔓延的不容忽视的途径。一旦这样的银行贷款暴露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偿付以此为标的的理财产品也会出现相同的资金缺陷，理财产品的发行者也要面临损失。流动性风险便沿着影子银行体系理财产品的资金链传播。

三、金融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深入贯彻、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强化风险预警与应对能力

一是商业银行在应对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采取发展中间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措施的同时需要划分不同中间业务的收入来源和风险水平，利用中间业务的多样性分散潜在风险。

二是在贷款利率由于市场竞争可能下降、存贷利差缩小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加大信贷投放量的同时，还应注意提升贷款质量，不能因为追求信贷过度增长以保持净利润增长而降低贷款标准和抵押要求。

三是不断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例如，监管部门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全国总信贷规模增长率的发展，判断银行业的潜在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商业银行风险监控和预警意义重大。不断完善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机制，使商业银行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四是做好信贷资产“保进控退”，调整优化信贷结构。“保”就是保持对产能过剩行业中国家支持类优质企业和优质项目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对于具有新兴技术、技改升级和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和项目，保持信贷支持的方向和力度不变，积极发展并购贷款、夹层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对接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信贷机遇。“控”就是有效控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风险敞口，尤其是对产能过剩的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采取行业和区域限批、减批措施，稳步压降信贷增量。“进”就是积极开辟新的信贷增长点，信贷增量向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等领域倾斜。“退”就是对于产能严重过剩高风险行业和企业的客户，列入国家限期退出落后产能的存量客户，以及不能整改到位的违规建设项目，必须坚决退出。

五是全力抓好高危客户排查和风险化解工作。针对去产能力度不断增大的形势，当前银行要在做好过剩行业客户风险排查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超常规措施，前瞻性化解风险。深入开展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排查，及时对接国家关于“僵尸企业”的认定标准和各地“僵尸企业”名单，摸排诊察银行“僵尸客户”，确定客户名单，定期做好压力测试，一户一策的做好风险化解预案。根据国家去产能方案标准，修订完善钢铁、煤炭等产业信贷政策，严格客户准入和增量管理，加快调整存量客户信贷结构和担保结构，切实降低风险敞口。在核定行业限额时，将贷款、理财融资等表内表外品种全部纳入限额管理，严控产能过剩行业的整体风险敞口。此外，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度提高行业风险容忍度，做好风险分类、信贷政策调整等，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资产安全。

六是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成立“坏账”子公司、发展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是主要的处理途径。“坏账”子公司也就是母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一家单独成立的子公司，子公司成为专业处置不良资产的“坏账银行”，在当前商业银行打包转让“回收率”只有20%左右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是“两害相权”后的次优选择。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择优选取回收潜质好的客户和项目，通过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代持等方式加快不良处置，最大程度降低损失。债转股是金融危机后西方商业银行采用较多的一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近期国家采取了开放和支持的态度，银监会研究制定出台了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标准，银行应结合自身资产处置的经验，尽快做好政策对接。同时，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重点从产品分层、基础资产选择和增信措施等方面，研究设计好证券产品结构，提升市场投资需求，防范产品风险。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已在工农中建等银行进行了首批试点，共发行了近百亿元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处置不良资产总额近300亿元。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银行债转股进入了实施阶段。未来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等不良处置手段将不断放量，银行必须积极加以运用。

七是建立高效的政策预判和政府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健全银行与政府、企业三方信息共享和联动协调机制，特别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发改委、监管组织、银行同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对于高危客户及时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努力维护好银行债权。

（二）线上线下金融服务模式实现跨界合作，一体化成为两者关系的核心

随着消费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线上线下跨界合作的新模式应该得到发展，一体化是线上金融服务与线下金融服务关系及国内目前金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的核心。

目前，线下金融服务的发展主要以各大商业银行为主力，各银行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包括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大额耐用品贷款及教育助学贷款、旅游度假贷款、家居装修贷款等在内的个人消费信贷体系。但线下模式流程体系复杂，消费者需要提供各种证明材料，银行方面则需要经过多重审批办理放贷业务，因此线下消费金融具有办理手续繁杂、周期长等特点。而在线上的场景资源方面，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公司则掌控着最大的金融服务场景。并且，它们除了在各自的生态体系内打通金融服务渠道及线上线下的各个环节外，还利用自己在流量、数据及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把触角延伸至了体系之外。

未来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走势理应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实体体系与虚拟体系相结合的方式。商业银行通过线下金融可以提供体验、展示、客户信用调查等服务，线上完成借款和出借的撮合服务。这种完善的服务体系将改善户体验，增强客户黏性，有效提升客户满意度。但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跨界合作不代表其中任何一方无限的包容，大金融服务体系内的良性竞争应该持续，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对线下金融服务模式的冲击，应该成为线下金融服务模式变革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互联网时代，商业银行线下物理网点的建设需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高效，商业银行物理网点的建设需要建立在高效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特别是银行体系内沉淀的客户数据进行业务流程的改造将是必需的。需要将具有标准化流程的、能够搬到线上的业务全部在线化、移动化，最大程度提高业务办理的速度与质量。同时，物理网点需要从业务办理的场所，向业务展示、咨询和提供定制化服务的场所转变。客户前往网点，不再是为了办理简单的业务，而是寻求银行客户经理在金融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建议。即使在互联网时代，面对面交流仍将是最高效的沟通方式，这是大数据与算法所无法替代的。但在除此之外的环节，包括在线预约、前期沟通、业务办理及后期反馈等方面，将主要通过互联网完成。二是便捷，商业银行业务办理的在线化与移动化将使得物理网点的职能发生根本转变，令大规模、集中式的网点变得不再重要。这些网点在绝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业务办理（尤其是现金业务）的场所。对于客户来讲，与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便能办理业务的互联网金融相比，前往银行网点将变成一件麻烦而且不必要的事情，这也是当前商业银行物理网点面临的最大挑战。相比之下，分布式的、离散化的物理网点，有可能成为未来银行线下渠道的主流形态之一。既然绝大多数的业务办理都可以在线完成，物理网点将更多承担定制化服务的职能，在未来，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将网点打散到各个社区、校园及商业中心，甚至提供上门服务，最大程度提高客户使用物理网点的便捷性。例如，现金业务通过ATM机办理，其他业务通过互联网办理，当客户需要寻求专业的金融建议时，通过互联网预约好时间，到点前往社区内的网点，与经理人员面对面交流，经理人员则通过手持设备，移动办公，依托银行的后台支撑系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这既是商业银行物理网点的未来，也将成为线上线下一体化渠道建设的目标所在。三是有吸引力。由于商业银行物理网点职能的转变，不再涉及大量现金业务，大堂、柜台与严密的安保措施都将变得不再必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松的交流环境，以及更加便利的移动办公。在这样的情况下，物理网点的建设将变得更加灵活与具有创意。比如，可以将物理网点改造成为咖啡馆，客户与经理人员坐下来边喝咖啡边谈业务。商业银行物理网点如果一改过往的刻板形象，摇身成为创客空间，吸引力将能够大幅提升。

（三）加快建立转融通制度促进两融业务平衡发展，不断提升证券公司风控水平

1.促进融资融券规模平衡发展，加快建立转融通制度

融资融券试点展开后，证券公司要同时进行转融通业务（指由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作为中介将这些资金和证券提供给融资融券客户）的设计和准备。尽管一些券商已经完成了上市，上市后能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充实资本金，但在经济下行、市场走弱的环境下，上市的证券公司再融资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对于那些还未上市的证券公司来说，则只能靠增资扩股这一条渠道。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建立之初，由于严格控制，资金供需矛盾不会表现得特别突出，但是作为一项长远的制度设计和业务安排，转融通制度的设计和准备充分考虑到了这一业务未来的发展。转融通制度的建立和专业金融公司的加入将对融资融券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大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券商作为转融通业务的中介环节，应加快设计转融通业务的具体实施细则并制定相关的业务管理办法，不断完善转融通交易系统，简化交易流程，提升交易速度，做好转融通业务与两融业务的交易配合，探索投资者参与证券出借业务的路径，丰富券源，使资本市场的内在约束机制和平衡机制发挥作用，促进融资业务和融券业务的平衡发展。

2.灵活调整利率费率水平，降低两融业务成本

大部分券商目前都规定了较高的融资利率和融券费率，而这种高成本的交易无法吸引那些本来就拥有对冲交易策略的投资者，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制定合理的利率费率水平。一方面，两融业务的杠杆效应具有放大风险的效果，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和风险监管力度，在实际定价的过程中，证券公司可根据需要采取控制上限的浮动利率管理方式来实施调控，保证两融业务的利率费率始终处于合理的定价水平。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公司在从事两融交易时，应该在保证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控交易杠杆，适当提高两融交易杠杆，减少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加快推动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完善。此外，证券公司可合作推进证券借贷平台建设，建立健全业务规则体系，简化证券借贷流程环节，推出竞价、议价等交易方式，建立第三方担保品管理制度，提高证券借贷的灵活性和市场化程度。

3.不断提升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水平，降低两融业务风险

券商应当将两融业务纳入合规管理，制定相关的业务操作规范及合规培训手册。券商的合规及风控部门应加强对两融业务运营人员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指导其规范操作业务，并定期检查公司内部相关部门开展两融业务是否合法、合规，业务流程是否实行双人调查、双人审批和双人复核制度，相关业务操作人员操作过程是否留痕、合规。另外，证券公司在提供两融业务服务过程中应利用技术手段建立风险动态管理系统，实时监控业务流程，时刻关注各类风险监控指标，及时防范各种潜在风险的发生。券商要建立完善业务监控系统，随时了解客户相关信用账户的资券余量及变动状况；同时及时监控每个账户的保证金比例、维持担保比例等，一旦达到警戒线或平仓线便及时通知客户补仓，及时发现风险，确保证券公司健康稳固发展。

（四）加强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设计，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1.加强资产管理产品设计，引进国际高端成熟操作团队

一是加强灵活、可配置性高的产品设计。将期货市场的“双向交易、保证金制度、‘T+0’结算制度”等特点完美运用在资产管理产品设计中。期货资管产品和其他基础性资产是负相关和零相关的，和其他资产做配置，将完善产品结构，金融机构和高净值客户也都青睐这样的产品配置。

二是加快人才的引进为期货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目前，期货公司资产管理投资团队主要有三种模式：大型期货公司自己组建团队，依靠实力做出品牌；外聘投资顾问团队协助完成资产管理业务；没有获得资产管理业务牌照的企业，借道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或者成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发行理财产品。由此，解决人才匮乏这类问题的办法就应一方面从内部不断发掘和培养人才，鼓励员工继续深造和培训，学习资产管理业务经验；另一方面从公司外部引进和吸纳人才，引进国际高端成熟操作团队。

三是我国期货公司目前创新发展也亟需政策支持。首先应尽快放开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一对多”业务，实现期货资管业务规模化、产品化、集约化运作。其次应尽快出台风险管理子公司各项业务操作细则，推动风险管理子公司创新业务尽快落地。而后应有序发展国内OTC市场，研究制定期货公司参与OTC业务的政策措施，推动期货公司场外衍生品业务发展。此外，还应健全完善期货投资业务及场外衍生品业务的相关法律、会计、税收准则，破除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参与期货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期货市场参与者提供机制和制度保障。

2.优化期货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一是加强期货公司风险控制的制度建设。目前很多期货公司的风险制度建设还是属于入门阶段，更多的是就事论事的制定制度，并没有站在公司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统一规划并系统的制定覆盖全部业务环节的风险控制制度。这些单独设立的风控制度，缺少规划，会出现两个制度的规定相互矛盾的情况，给制度的落实带来困难。因此有必要站在公司战略的高度上对现有的风险控制制度进行优化整合，形成制度体系，覆盖所有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将风险控制意识传递到公司的方方面面。其次，目前期货公司现有的风险控制制度，大多为一些框架性的文件，内容空洞，不能同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可操作性不强。在这方面，要针对风险控制的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分工，有针对性地设计风险控制制度，在制定的过程中，注意将规定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只有这样，每个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工作才能真正有所依据并顺利开展。另外，目前大多期货公司的风险控制制度和规定已经同现在的公司实际和市场状况不相适应了，因此公司需要在今后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随着业务实际情况对制度进行完善和修改，使得风险控制制度也能够与时俱进，始终成为公司风险控制工作的有力保障。

二是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培训。期货交易由于其双向交易和杠杆交易的特点，风险巨大。而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上绝大多数客户都属于散户，也就是投机户。这部分客户的资金量有限，主要是抱着投机的心态希望在期货市场上能够以小搏大，获取巨大的利润，往往会忽视蕴含的巨大风险。而作为投资者同期货交易所之间桥梁和纽带的期货公司，在客户发生穿仓或爆仓风险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牵连，因此，作为期货公司来说，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是减少其自身风险的有效途径。公司应当定期组织行业内的专家为客户进行培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掌握必要的投资技巧，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期货市场的机会和风险，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懂得如何自己有效地将风险控制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这样一方面减轻了期货公司风险控制部门的人员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得期货公司减少由于客户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三是推动期货公司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风险识别、评估、决策和控制风险管理流程，针对期货业务开展情况，建立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投资咨询业务、境外代理业务等风险管理模块，基于风险管理模块和管理流程制定风险管控预案，实现对公司全域业务的常态化、整体性和精细化风险管理。完善公司风险控制组织架构，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加强风险控制专业人才的培养。

（五）完善支付平台监管体系建设，强化互联网支付安全技术研究

对互联网支付的监管和支付平台法律的完善应采取包容的态度，做好监管与创新的平衡，在不打击金融创新积极性的前提下，稳定支付体系，防止风险的扩散和蔓延。

1.完善第三方支付平台法律法规，加强支付机构内部风控监管体系建设

一是要完善第三方支付平台法律法规，加强监管。美国和欧盟等国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较国内业务起步早，美国的监管模式是功能性监管，欧盟的监管模式是机构监管，监管模式虽然不同，但是欧美的监管思想一致，即从自律自由到强制监管。从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国内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业务迅猛拓展，支付场景丰富，跨行业创新业务众多，如果监管采用机构监管，针对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定义来进行监管显然不适用。并且传统金融行业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也不适用混业发展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监管需要采用混业模式，应当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功能性和支付结算流程出发，重新梳理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业务范围，协调好混业监管和功能性监管，针对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业务范围、业务流程、安全技术风险、流动性风险，反洗钱风险等各类风险和客户权益保护、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市场推出机制制定一套单独完善的系统性的法律。

二是要加强支付机构内部建设，完善征信系统。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应规范企业内部建设，控制金融创新操作风险，通过培训、实际操作等方式提升员工业务专业水平，强化对基层人员的管理方式，杜绝因支付机构内部员工工作上的疏忽及硬件系统错误，引发操作风险，损害机构或客户的共同利益。第二，应对投资者进行充分的安全教育工作，避免客户端风险发生。具体来说，应让消费者熟知支付平台的操作模式，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程度了解。同时，告知消费者正确的支付机构地址以及标志，提高消费者分辨真假的判断力，进而减少欺诈事件的发生。第三，应逐步完善所有平台的征信系统。例如支付宝推出基于用户网上购物行为计算的芝麻信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来说，独自完善征信系统有一定难度。建议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在不泄露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共享用户违约支付结算行为，构建一个负面信用清单，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注意监控用户信用行为，防范用户道德风险。

2.强化互联网支付安全技术研发，保证沉淀资金运营安全

支付技术安全层面面临新的风险隐患，缺乏配套的安全环境和技术标准。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资金规模越来越庞大，涉及客户资金的资金沉淀等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也日益凸显，这要求第三方机构制定支付业务风险控制和资金安全方面的发展策略，确保支付机构资金安全。

一是要不断强化互联网支付安全技术研发，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服务器端等自身优势，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不断研究应对各类互联网电信诈骗、黑客攻击网络事件的方式，增加研发人员数量及资金比重，改进互联网支付安全技术。首先，市场主体通过全面应用支付标记化技术等手段，对客户资金账户等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从源头控制信息泄露和欺诈交易风险；其次，引导和要求市场主体加大安全技术投入，广泛应用诸如“移动令牌”“安全证书”“SSL协议”等更加安全的技术，严格管理外包业务，采用更强的加密技术和访问控制策略，配备防火墙、入侵检测等安全产品，不断提升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升级相关软件硬件的配套供应，有效抵御外部入侵，防止内部信息泄露；再次，消费者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要对双方安全防范意识达成高度统一认识，积极遵守平台用户的安全使用守则，保持警醒态度；最后，国家政府应尽快出台统一的互联网支付安全政策，对数据保护、客户识别、身份验证等重要环节规定国家标准，激励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行事。

二是要设立大额赎回准备基金，保证沉淀资金顺利运营。首先，可以通过建立客户备付金支付准备制度、客户备付金险保障基金和保险制度体系来保障资金的安全，允许第三方支付机构合理制定沉淀资金支取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其次，在有关企业法中专门列出一章来明确规定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沉淀资金的流转方式及利息的归属，使其透明化，保障用户知情权的同时也可以减少网络金融犯罪的发生，净化网络交易环境，实现网络交易安全。此外，保险公司甚至是人民银行可以参照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模式，允许机构在不影响正常支付和清算的情况下启用沉淀资金，且资金的使用必须限定在低风险、高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上，全方位建立并完善客户备付金管理制度。最后，为了预防流动性风险，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机构可以建立专门的防范大额赎回的准备基金。一旦大额赎回发生，可以使用准备基金来应对流动性风险，为防止多起大额赎回事件同时发生，还需建立行业统一的机构来防范风险。

（六）审慎监管结合区域性特色创新，积极规范和引导影子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

影子银行应该从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和促进区域性金融生态发展的角度来积极规范和引导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创新，同时通过审慎监管与提高透明度等方式来防范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最终使影子银行和金融生态获得良性发展。

一是针对影子银行运作特征，需要引入监管机构的正确而审慎的监管政策。在监管对象上，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的审慎监管，将银行的表外信贷项目“表内化”，使其处在可监管范围内，将期限错配与收益率错配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在监管措施上，应遵循信息公开化原则，将信息披露要求加入到影子银行体系业务监管工作中，要求其定期披露资金投向以及投资收益状况，最大程度上避免因影子银行产品的不透明而产生的风险。

二是合理引导影子银行发展，使其阳光化。首先，将以突破银行贷款限制为诱因而产生的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到正式贷款的管理工作中，纳入风险拨备的机制以及不良债务的考核机制中。其次，将债务债券凭证合法化，克服影子银行体系债务债权法规缺失的桎梏，推广债权债务债券化。另外，完善的二级市场为影子银行体系的基础资产转让搭建了平台，在该市场上影子银行体系的基础资产可以较低代价较快速度转让，有益于影子银行体系盘活体系内资产存量，最终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

三是将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纳入地区金融稳定性的监测与预警体系之内，提升监管的有效性。防范过度的金融创新，特别是要规范影子银行产品体系的创新，适当降低产品杠杆率是降低影子银行系统风险的有效手段。同时，要重点关注影子银行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和风险传导，督促金融机构强化风险管理，提高风险预警识别能力，防范影子银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