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期权和国债
早在吕后当政的时代，政府便为贴补中央财政用度，开放了一部分赏赐功臣的爵位，老百姓只要交钱，就可以升级自己的爵位。
汉朝的爵位虽不比秦朝可拥有实际权力，但依然是很有价值的，譬如可以用来增加自己的授田上限，免各类徭役，以及降爵抵消赋税，等等。所以皇帝在登基、庆祝之时除了免赋税、免徭役之外，有时候还会出大招，给全天下的人都加一级爵位诸如此类。
可能会有人说：这不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官鬻爵吗？明明是腐败朝政的象征啊！事实上，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除了东汉末年灵帝当政的时候之外，汉朝基本是不卖官，只鬻爵的。41
官是行政人员，手里握着实权，通过买卖选官会有很多弊端自然不假，但爵位是待遇，对此进行买卖有什么后果呢？其实，不同于卖官，鬻爵对汉朝经济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用可以说是正面的。
汉文帝时代，汉朝大体安定、疆域广大，给边疆的士卒运送粮食消耗很大，一路上人吃马嚼的，国家手里的粮食独用不足。汉文帝正在发愁，晁错——也就是后来劝汉景帝削藩却丢了性命的那位——踌躇满志地向文帝上了一篇奏疏，这便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论贵粟疏》。
晁错在疏中写道，要解决边疆士卒的吃饭问题，首先就要让粮食多起来，所以要有更多的人去种；要让更多的人去种，就要让农民的地位高过商人，而这又需要让粮食的地位比金玉更崇高；要让粮食的地位比金玉更崇高，不如让粮食可以直接与国家交换爵位。我们本来就有卖爵令，现在把爵位的价格适当降低一些，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这样老百姓就更有积极性种粮食了，而国家手里的粮食也会渐渐多起来。42
汉文帝览疏后大喜，立刻颁布诏书实施。
不久后，边防士卒吃饭的问题果然逐渐得到了缓解，晁错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嘉赏。那么，这是否表明了晁错在《论贵粟疏》中的逻辑是正确的呢？其实，正应了他的名字，晁错是用错误的逻辑链得出了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
能交换爵位，意味着粮食多了一种用途，流通性更强，在大家看来，生产粮食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这确实能让一些本来游移于农商之间的人下定了“商转农”的决心，但是这个影响是有限的、次要的。
因为对于大多数商人而言，这个政策并没有太多指导性的意义：粮食毕竟也是可以用货币买到的，而作为一种季节性收获的农作物，粮食受供求关系影响很大，在收割的时节价格低，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价格高，精明的商人完全可以在价格低的时候用货币买入粮食，用以交换爵位。
那么为什么这个政策居然奏效了呢？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晁错的提议，其实是发行了一种混合永久性国债、土地期权和开垦许可证三位一体的金融产品。
金融的本意，是为了能够稳定，而不是放大经济波动。平时人们手头比较紧，或者刚刚进行了一大笔支出，比如买了一套房子之后，都会说“最近没钱了”。其实认真计较起来，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的财富并没有实质性地减少，只是把一部分的现金，换成了房子这么一个固定资产而已。
这时人们缺乏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流动性”，因为人们把流动性非常高的资产“现金”，换成了流动性相对比较低的资产“房子”。所以尽管财富没有变化，但是手头上可以花销的还是少了。
尽管在下个月、下一年，他们还是会工作，还是会有收入，但是在当时那一刻，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把未来的钱挪到现在来用，也就是说，人们未来的收入缺乏“流动性”，以至于手头的“流动性”缺乏了。
如果没有金融，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就很难办。因为人们的收入往往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而支出则是随机的。一旦天灾人祸袭来，在那个时间点上，人们就会需要大量的流动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中美对比的例子：一个中国老太太临死前说，我攒了一辈子钱，现在终于够买一套房子的了；另一个美国老太太临死前说，我现在终于攒够还银行房贷的钱了。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足以反映：当时中国人偏好于存钱，而美国人则倾向于提前消费。其实这个节俭的习惯，有多少是体现了中国人本身的特点，有多少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遍缺乏金融意识的状况，是值得深思的。那时，由于缺乏金融工具，人们就只有一个笨办法来应对流动性的需求——尽量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一个人节俭可以说是美德，但是当整个社会都过度储蓄不消费的时候，无疑会造成内需不足，反过来抑制工商业的整体发展。
这时金融的作用就体现了，如果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金融工具，如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的方式来预支自己未来的流动性，而每个组织机构都可以利用债券、股票、期权等名目繁多的金融工具来满足自己的流动性需求，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留着多余的流动性不消费呢？
只有当个体和组织都有足够的消费意愿的时候，内需才能够真正地被拉动起来。
曾几何时，金融是依赖于实业的，是实业融资保险的手段，是市场风险的“消音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金融工具与相关的衍生品越来越多，形成了独立的金融产业。当金融有了自己的生态圈之后，事情就变得有些走样了。因为这个圈子已经足够大，并且有了自己的资本回报率，而这个资本回报率往往是高过实业的。
于是大量的货币在金融产业内积聚循环，通过不断衍生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吸收了中央银行发行的大量的流动性。而这些衍生品之间相互联系，故而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市场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这时，金融便仿佛成了市场波动的放大器。
当然，以上所说的金融的优缺点，都是现代国家领导人要关注的。在汉朝远远没有如今这么发达的金融市场，所以汉文帝重磅推出的这只金融产品——爵位非常受欢迎。那么爵位到底是什么样的金融产品呢？
先说爵位的国债性。在汉初，铜钱虽然可以大量储藏，但是依然有潜在风险，没准什么时候国家又要变更币制，那时自己如果存了太多铜钱就要倒霉了，虽然铜还是铜，不会像纸币一样血本无归，但是损失很多是免不了的；至于粮食，尽管也是硬通货，但易受潮发霉，以及被蚁雀偷噬，也不算非常保险。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天然地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风险更低而又保值的东西，而爵位，恰恰能够满足这两个特点。
在老百姓看来，爵位是正儿八经的汉朝制度，只要汉朝不灭，爵位制度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上层偶有增减，和老百姓关系却不大，因为平民最多不超过第八级“公乘”，超过的就要回授给同族的人。
老百姓买爵位不外乎三个原因：开垦权、免徭役与顶税赋。而爵位和粮食之间又是明码标价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这项政策还是欣然接受的。汉朝的税赋虽然还算比较低（即便只是名义上的低），但是各种徭役和地方税林林总总加起来，老百姓的负担依然不轻。现在有了一次终身全免的机会，百姓们自然踊跃购买了。
史书上对这一政策大加褒扬，说没有怎么剥削百姓，府库自然充实。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时候汉朝政府所出卖的，是老百姓一部分的徭役权和税收，以及对土地的合法开垦权。
爵位其实可以看作无限期的国债，一经购买，永不回收，但是持有爵位的百姓，按照其爵位高低，每年会收到大汉政府支付的红利，这红利便是爵位所带来的，对当年所应付徭役以及应纳税赋的减免。
如果说老百姓买爵位主要图的是爵位的国债和开垦许可证用途，那么商人、豪强们买爵位则是因为爵位的期权性。
爵位本身，至少在名义上是带着授田的。比如有了一个“公乘”的爵位43，最高可以在自己名下拥有两千亩的土地，是平民的二十倍，这就给了商人“落地”的法律依据。
汉朝初期，地广人稀，土地贱而铜钱贵，此时是经商赚钱的良机，商人可以趁机把名下的土地都雇人开垦了，自己安心经营生意；到了文景之治后期，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变得金贵起来，而爵位带来的土地数目依然如故，商人可以选择走出小农经济的圈子，进行初步的集约化生产，也可以选择“兑现期权”，把土地在市场上卖掉以牟利。
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提到过一个大庄园主秦杨，他便是靠农业生产成了一州的首富。这也从侧面说明，引入恰当的金融工具，对生产力的促进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另外，商人还可以等赚够一定的资本之后，瞅着地价便宜的时候买上几千亩，改行做地主豪强。总之，有这么一个爵位，就有了两千亩地的期权，商人的职业发展路线瞬间拓展了许多。
而到了汉景帝44年间，“七国之乱”迫在眉睫，汉景帝又进一步降低了爵位这一行之有效的金融品的价格，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买得起——靠着这两项政策，汉景帝获得了广大地主豪强和底层百姓的支持，最终凭关中一隅平定了“七国之乱”。
不得不说，在汉朝灭亡之后的岁月里，即便强大如盛唐，其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的货币意识，都难以望汉朝之项背，直至北宋年间才有所超越。
如果让一个现代金融家穿越回汉景帝“七国之乱”时代，他会出什么主意呢？
首先，既然国家卖爵位是有收入的，那么汉景帝就可以用卖爵位的收入作为担保，发行“大汉战争国债”，即声明会用对七国的战争红利来付本息，如果还不上，便用买爵位的钱压上，这样一来，汉景帝就有了两笔收入——爵位和国债。
金融家接下来就会替老百姓考虑了，如果有百姓觉得爵位这个东西不保险怎么办？事实上，到汉武帝时期，当越来越多的百姓买了爵位之后，汉朝政府确实技术性违约了——取消了某些爵位的免税特权，所以老百姓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于是金融家建议，发行“爵位免税保险”，用债券的收入做抵押。也就是说，如果以后政府“不得已”违约了，那么政府会用债券的收入来偿还老百姓因为得不到免税特权而产生的损失。于是，汉景帝又多了一笔收入——保险费。
债券、期权和保险这些基本的金融工具都尝试了一遍，如果以为这样就能难倒金融家，那就错了。他又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大汉军队战争红利证券化”。政府发行股票，号召老百姓入股，对抗山东七国联军。初始发行三万股，占总红利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把战争红利收益变成六万份，汉朝政府自己留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也就是三万份分三期发售，花钱买一份，就可以拿到战争缴获的六万分之一。而大汉战争国债则改为以出售股票的现金和剩下百分之五十的战争红利担保。于是，汉景帝有了第四笔收入——出售股票的收益。
因为七国声势浩大，和中央政府之间一时半会儿还真分不出胜负，这场战争汉政府还是有可能输的。万一输了，没有战争红利，卖爵位的钱也花光了，如果百姓担心这个怎么办啊？要应对这个问题，可能要稍微麻烦一些，因为汉朝政府不能自己给自己担保，于是金融家建议，让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出面。他跑去找了梁孝王，如此这般地吩咐一番，梁孝王大喜，不久之后郑重推出了“大汉国债掉期违约协议”。
国债掉期违约类似于保险，它的执行方法是这样的，持有国债的老百姓可以自己选购掉期违约服务，而后根据战场的情况，定期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一旦汉政府违约耍赖，不支付或者支付不起国债，就由大梁政府负责补偿这些购买了掉期违约的百姓。而如果汉政府旗开得胜，那么汉政府到期自然还钱，而保险费自然就落入梁孝王的囊中了。鉴于大梁和汉朝统治者亲密的关系，这笔收入也可以算汉政府的，所以汉景帝有了第五笔收入。
最后，意犹未尽的金融家考虑到汉朝百姓的承受能力，恋恋不舍地放弃了其他的想法，在长安建了一个证券交易所，汉政府所发行的股票、债券、保险和掉期违约，都可以在里面自由交易，而汉政府可以从每笔交易里面抽成，这无疑又成了汉景帝的第六笔收入。
其实，所有的活动不过是“汉景帝要钱和吴楚等七国打一仗”，但有了金融家，就仿佛炼金术一般，在理想状态下可以不停地变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而资产和资产之间又能够互相担保和组合，继续创造并吸收财富。
这样汉朝已经借来了远远超过战争红利的金钱，所以即便战争胜利了，战争红利其实已经不足以偿还汉景帝借来的这些钱，但因为大汉朝代代相传，大家都看不到王朝灭亡的尽头，百姓们相信汉朝总可以通过税收来还清所有的债务，而既然总可以还清，百姓们就不急着去兑现了，反而会根据自己的信息和当年的年景，在交易所里将这些资产相互买卖以牟利。
金融炼金术乍一看确实是无中生有的炼金术，能够在短期内为汉政府带来巨量的流动性，从而筹集到足够的军饷，打开战争胜利之门。但是，它其实也是双刃剑。
因为，上述所发行的这一切的金融工具之所以能有价值，不会面临挤兑的危机，都来自老百姓的“信心”，也就是对于汉景帝战胜山东七国的信心。一旦战况稍有不利——比如在真实的历史上，汉军的统帅周亚夫屯兵不战，虽然事实上是在寻找战机，但是很可能被百姓认为信心不足，汉兵畏战。
那么一旦老百姓有了这个心思，所有股票、债券都有可能面临被抛售和挤兑的风险，汉政府会因为完全还不起而陷入事实上的破产状态，这样又极大地影响了军心，干扰周亚夫的用兵方略，本来运筹帷幄能打赢的，反而可能因此输了。
幸好，汉朝家底足够厚，不需要金融家穿越回去提供上述的融资方案，“七国之乱”最终还是平定了。整体来说，文景之治七十年，休养生息，老百姓托良性货币竞争的福，用上了足值的半两钱；又托晁错的福，有机会购买永久性的国债和期权，整个国家经济秩序良好，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
司马迁都感叹，在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即便是汉太祖刘邦出行，也找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国家之窘迫可见一斑。而在汉景帝后期，街头巷尾到处牛马成群，连普通老百姓出门，如果骑的不是骏马而是母马都会不好意思。
至于国库，那更是仓仓皆满，库库充实，钱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大量的钱散在一起无法计数；国家粮仓里面的粮食因为陈粮太多，也已经装不下要往外溢出45……接着他感叹道，物极必反啊，所以到了好大喜功的“今上”，也就是汉武帝时期，开始搞盐铁专营，又到处打匈奴，把个好好的国家打残了……
那么到底是不是汉武帝把天下折腾坏的呢？著名的盐铁专卖是否就是汉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呢？以经济学的眼光看汉武帝，在其雄才大略的光环下，确实有可能得出跟普世众识不一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