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

我进校时，交大就有了党支部，党员人数不多，由支部书记仇启琴与我联系，不过时间不是很长。他当时已经从交大毕业，在交大工学院当助教，已经不参加学生支部了。我后来的联系人是曹宝贞，她是大学区委地下党员，好像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当时上级与我是单线联系的，大致是一个月一次吧，一般是在马路上，有时候也到我闸北的家中来。上级联系人知道我，我却不知道他的工作和住处。如果要调换联系人，都是预先告知碰头的地点、时间，还有接头的暗号，这些都是秘密的。要是你去晚了，过了时间，联系人是不会等候的，你也就从此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断了党的关系。联系时，暗号由上面预先规定，比如手里拿一张报纸，对话时他问“某某路怎么走？”你答“向东边走”；或者他问“你是交大的吗？”你答“是的”。这一问一答，要是对上了，就彼此找地方再交谈。交谈时要向上级汇报，内容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有关学校的情况，或是某些工作的开展方法；二是反映所联系学生群众的情况；三是学生中某些积极分子的表现，发展培养计划，等等。

就读交通大学时期的沈讴

发展党员是一项基本任务，需要随时发展积极分子，订出培养计划，逐步吸收入党。那时候发展一个党员是很严肃的事情，要花很长的时间，有的三个月，有的半年甚至一年的考察期。考察期间，要对考察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全面了解清楚，主要还要看本人，学习成绩要好，思想要进步，对党有认识，有要求入党的愿望。有的人出身资本家家庭，或者自己曾是三青团员，只要他自己认识清楚了，脱离了关系，也可以发展入党的，交大地下党员李家镐就是那样一个例子。

党员对象的培养，先是要交朋友，了解情况。到了一定程度，再让看《西行漫记》或进步小说，然后彼此交谈，逐步引导对新四军、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到了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向他提出“你想不想参加进步组织？我们一起去找门路”，或者说“我有个亲戚，你可以熟悉一下”，这样党员自己的身份不会暴露的。入党时本人要写一份申请，有的写在纸上，有的为了保密用米汤写，然后用碘酒一刷，就清晰可见了。发展一名党员要经过党支部认真讨论，有的学校没有支部就由联系人来谈话，批准后要宣誓。誓言主要是“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主张，遵守党的纪律，愿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策是积蓄力量，勤学勤业，勤交朋友。交大党的力量不强，党员只有十来人。学生群体性活动在敌人压制下也很难开展，我们就在学生中用隐蔽的方式搞一些学术性活动，还开展福利性活动，搞生活互助，等等。交大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不同，“死”读书的多，生活艰苦的多，但是都具有一定的爱国民主观念，工作做到位的话，学生也容易发动起来，争取过来。经过我们细致工作，在交大逐渐发展或联系了一些党员，有朱爱菊、陆兆珊、徐明德、孙畹珠、叶公毅、侯英、武维尧、蒋壁厚、杨瑛等，大都是我们管理学院的学生。这样，积极分子增加了，党的力量也壮大了，这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交大党的力量有较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不少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