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茨贝格的囚徒

慕尼黑附近有一间兰茨贝格监狱。1924年7月，监狱的一层牢房灯火通明，那里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一位穿着皮制短裤和束腰短外衣的囚犯因试图推翻德国政府而被判处叛国罪。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胖，牢房里堆满了来自支持者的各种礼物——蛋糕、巧克力，以及成束的鲜花。来探望他的人数不胜数。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个地方看上去简直像是个熟食铺子。用堆放在这里的东西，你都可以开花店、水果店或酒行了。”

最后，这位35岁的叛乱者不得不要求访客离开。这样，他才有时间回到书桌前慢慢口述他的书。这本书原名《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是个时髦的书名，后来编辑将其进行删减，成了《我的奋斗》。在20世纪这段历史中，希特勒比任何一个人都该下地狱，但他的书却深受欢迎。截至1940年，《我的奋斗》已经卖了600万册。他用善良的假象掩盖了邪恶的目的。

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决心清除犹太人，先是在德国，随后是欧洲。一些历史学家质疑，希特勒是否亲身参与了大屠杀。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德国成功入侵波兰、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和乌克兰的时候，将工业手段用于大屠杀纯属偶然。当希特勒在鲜花和巧克力的簇拥下口述《我的奋斗》时，他这样阐述犹太人的问题：有“任何一个不肮脏龌龊的犹太人吗？铲除犹太人就像是从身体上小心翼翼地切除脓包，从腐烂的尸体上清除蛆虫”。他将犹太人比喻成“鼠疫和精神瘟疫，他们的危害远超黑死病”，他们就像是一群吸血的蜘蛛。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希特勒只是想将犹太人驱赶到其他地方，他本人对犹太人并无恶意。在出狱后创作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希特勒写道：“在战争爆发初期和战争进行之中，如果能将1.2万到1.5万只希伯来蛀虫关进毒气室，那么在前线的数百万人就没有白白牺牲。”他认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属于同类，他发现犹太人在幕后操纵着他们表面上厌恶的东西——国际资本。犹太人很弱小，但他们却控制着所有地方；犹太人微不足道，但他们却主宰着德国。他们控制着媒体、左翼政党、银行，以及一切的一切。他们应该被消灭。

希特勒这种人是非常罕见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相信他是个没有同情心的人，这或许与他凄惨、充满暴力的童年生活有关。希特勒是个幻想家，他恰巧生活在了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国家，这使他的幻想得以短暂地成为现实，虽然短短几年之后就轰然倒塌。尽管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懒惰，外表也并不出众，但希特勒仍然可以用黑色的目光迷惑他的听众，使国家陷入疯狂。如果不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如果不是列宁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如果不是欧洲有反犹太传统，那么希特勒将泯然众人。

反犹太的思想渗透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犹太人聚居区首先出现在威尼斯。英格兰的几位国王都曾迫害、驱逐过犹太人。在十字军运动期间，法国的君主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离法国。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让他们做出选择，要么改信基督教，要么就被处死。俄国的历史中也不乏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在20世纪早期，尤以奥地利和德国的反犹浪潮为大。身为画家的希特勒曾经在维也纳度过了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光，他的性格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曾经指出，这座城市有深厚的反犹太传统，这个传统不但体现在政治方面，还体现在报刊文化方面。曾为希特勒写传记的伊恩·克肖提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这座城市出现了激进的反犹太活动。如果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了性关系，人们就会以鸡奸的罪名加以惩罚。在复活节前后，人们还会监视犹太人，阻止他们进行祭杀儿童的宗教仪式”。

希特勒肯定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但他了解犹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曾通过犹太熟人推销他并不出色的城市速写作品。希特勒是个“泛日耳曼主义者”，他希望所有的日耳曼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德意志帝国。他早年推崇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瓦格纳的作品中大量掺杂了反犹太思想。但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是个反犹分子，他倒是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共鸣。

在成为德国统治者之后，希特勒声称他是一贯反犹的，但这点很难证明。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休假回家，发现大量的犹太人并未上前线打仗，这使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还在书中指出，犹太人参与了卖淫活动，这使他非常反感。而且，他又把这件事和中世纪时关于犹太人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厌恶似乎开始于1918年，也就是德国战败后不久，他挂着勋章随部队返回慕尼黑的时候。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幸运地加入了巴伐利亚步兵团。在战场上，他是一名勇敢的传令兵。德国军队的失败使他难以接受。回国后情况变得更糟，他的前途一片渺茫，慕尼黑已经成了革命的策源地。1918年的冬天和1919年的早春，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巴伐利亚建立起一个“红色共和国”。他们效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在德国夺权。在之后一段时间，人们面对着食物短缺、暗杀、剥夺财产、暴力活动，以及左翼势力对出版物的审查。右翼军事势力的反扑使共和国昙花一现，但这却给社会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疤痕。

这次革命运动的领袖很多都是犹太人。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希特勒曾当选军代表。他知道树立一个简单明了的敌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在一个愤怒的小型集会上，在一个愤怒的小型政党中，希特勒的极端言论和花言巧语使他迅速成名。在慕尼黑的酒吧和咖啡店里，德国军官利用他攻击左翼势力，攻击远在柏林的温和的共和国政府。希特勒声称，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满口谎言的资本家和叛国者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是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

到那时为止，除了在军中服役之外，希特勒的生活中除了空谈一无所有。他画着拙劣的画，到处游荡，靠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过活，此外就是空谈。他在林茨、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廉价公寓、酒吧和咖啡馆里对艺术、音乐、德国、历史和政治高谈阔论。现在，说话已经成了他的工作。

我们提到希特勒时会想到他头上顶着的恶名，会想到大屠杀，会想到那张白净的脸上留着一撮可笑的小胡子，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他早年所展现出的魅力。尽管如此，他确实很有魅力。最终，这个备受欢迎的演说家使一个右翼小党迅速发展成为纳粹党。他可以在一间屋子里进行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挖苦着、大喊大叫着、嘲笑着、谩骂着，不时被喝彩声、嘘声和笑声打断。他时而指责德国政府，时而谴责获胜的协约国，时而号召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或驱逐出境，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远离优秀的日耳曼人。很快，就有人将他和马丁·路德，甚至是拿破仑相提并论。他的听众主要是小商人、商店的店主、职员、退伍军人和妇女，其中妇女的比例高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认为希特勒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演讲是最棒的消遣。

进入20世纪20年代，德国似乎正处于爆发共产革命的前夜。右翼的“民间”思想家和军方人士经常就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他们认为，应该废黜主张对法国妥协的柏林政府，应该恢复德国战前的领土，应该重建德国的武装力量。各种准军事组织在储存武器。惧怕出现苏维埃革命的工商业巨头提供资金。各个政党形成、争吵、分裂、重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德军的鲁登道夫将军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他成了右翼眼中的英雄。在经历了短暂的革命后，慕尼黑成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当时，希特勒恰好就在慕尼黑。他与一些准军事组织的领导人结成同盟，恩斯特·罗姆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希特勒得到了许多大人物的赞赏，其中就包括鲁登道夫。此外，他还获得了一些极端主义报刊和暴力组织的支持。

希特勒甚至亲自设计了纳粹党的旗帜，这面旗帜很快被全世界所熟知：红底白圈里有一个黑色的十字标记。长期以来，这个黑色的十字标记象征了德国反犹太思想。在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万物有灵论者眼中，这个古老的标志代表着幸福。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在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中发现了这一符号，并将其解读为雅利安人的象征。自此之后，这个符号在德国变得家喻户晓。在希特勒设计党旗之前，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符号了。希特勒将其进行了改造：精炼设计，使颜色搭配更有张力，并旋转了十字的方向。用现代艺术评论家的话说，“与之前的设计相比，这种设计的效果更好”。

希特勒过去可能是个蹩脚的画家，但却是个杰出的宣传家，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他有成百上千张照片，他在每张照片里都摆着不同的姿势，穿着各式的衣服，戴着各异的帽子，他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孑然一身、奋发图强的领袖。他研究冲锋队和党员的制服，重视建筑的样式，他在制定政策和官僚政治方面都没花这么多精力。如果说政治是一个品牌，那么希特勒就是纳粹品牌的天才营销者。

1924年的时候，希特勒是如何将自己送进监狱的呢？他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搞砸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的最初目的是想推翻巴伐利亚的地方政府，最后政变又将矛头指向了柏林。他参加的政党原名“德意志工人党”，这个党随后演变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它还只是个小党。但是这种“爱国组织”及相似政党发起的运动总量很大。慕尼黑的军政官员对他们持明显同情的态度。到了1923年秋天，关于推翻政府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起义要么由军队领导，要么由准军事组织领导，或者像墨索里尼那样直接进军首都。那时，人们将希特勒称为“德国的墨索里尼”。他相信，如果策动得法，鲁登道夫和巴伐利亚的军队将参加反抗柏林的起义。这个想法并非天方夜谭。当时，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燎原大火。

1923年11月8日晚上8点40分左右，希特勒的勃朗宁手枪在慕尼黑的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型啤酒馆里擦出了这颗火星。啤酒馆是慕尼黑人谈论政治的地方，那里像个宽敞的洞穴，非常适合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那天夜里，这座城市大部分领导人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很久以前就宣传预告了的反共会议，当时大厅里约有3000人。当前王牌飞行员赫尔曼·戈林带领冲锋队闯进啤酒馆的时候，巴伐利亚领导人右翼政客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

这时，希特勒跳上椅子，对天花板开枪，宣布巴伐利亚政党已经被推翻，全国革命已经开始。希特勒将那些官员和一位将军带进旁边的屋子，劝说他们加入由他主导的新德国政府。他说，如果事态恶化，他就开枪解决他们，随后也饮弹自尽。之后，他向人们宣布：“要么德国革命从今晚开始，要么所有人都在黎明前死掉！”鲁登道夫赶到现场，尽管十分惊讶，但他还是支持了希特勒。希特勒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德国人民”，他们将“向罪恶的巴别塔——柏林”进发。

希特勒认为，巴伐利亚的军队和政治精英会跟随他进军柏林。在冲锋队的威胁下，这些人确曾短暂地同意希特勒的计划，但他们既没有为进军做准备，也没有制订相应的计划，他们并不想发动一场内战。因此，只要他们按兵不动，希特勒的起义就是空谈。等他手下的乌合之众想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军队和警察包围了。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将其称为“纯粹恐吓出来的革命”，这场“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第二天清晨，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2000名纳粹党党员向慕尼黑的军事部门进发，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遇到了警察的拦截，双方交火，导致4名警察和16名纳粹分子丧生。希特勒要么是趴在了地上，要么是被挤开了；站在他旁边的那个人中弹身亡。老兵鲁登道夫则继续向前走，警察让出来一条路，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他。

随后，一部分示威者逃散，鲁登道夫向警察自首，希特勒躲到了朋友家里，但最终被捕。1924年2月24日，9个人在以前的慕尼黑步兵学院受审，他们被控犯有叛国罪。希特勒或许会感到有些尴尬，在开枪时他是率先趴下的人，但是之后他还要证明自己是个领袖人物。他什么都不否认，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在审判过程中，他发表了长篇政治演讲，内容非常具有挑衅性。法官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叛国罪、致警察死亡、扣押人质和抢劫的罪名都成立，但希特勒只获刑5年。然而，仅仅坐了13个月的牢之后，他就从监狱里出来了。他在政变中没有因为站错一步位置而被击中，也没有受到更严肃的审判，也没有在牢里服满刑期，毫无疑问，他是个幸运的人。希特勒在受审时发表的最终演讲使他在德国成为名人。他在监牢里收到了许多阿谀奉承的信，其中一封来自一位海德堡的博士生，这个人叫约瑟夫·戈培尔。虽然希特勒从未致力于丰富自己的思想，但他却有充足的时间培养个人崇拜，就连狱卒见到他的时候也会喊上一句“希特勒万岁”，这多半是受了《我的奋斗》的影响。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推翻了合法的国家，建立起一个积极向外扩张的政权。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希特勒的成功得益于两点，一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毁掉了德国缓慢而稳定的经济复苏；二是他国政府的昏庸和反德政客犯下的一系列灾难性错误。

在经历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终于明白，尽管一部分军官对现实表示出不满，要想获得权力，单靠拉拢军队是不行的。他还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

在政治领域，希特勒可以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到了1924年，希特勒用一贯的恐吓手段、资本家的支持和极其慷慨激昂的演说将自己武装起来，9年后他就是凭借这些入主柏林的。人们对这个领导人的崇拜与日俱增。党内曾一度禁止个人崇拜，但在1925年，他重新建立起个人领导制，他的领导完全不受民主和选票的制约。随后，他将这一党内制度变成了国家制度。希特勒的工作模式常常是混乱不堪的，这迫使他身边的人总是要猜测他的想法，这样他就不用为任何一个错误负责了。但他的一个思想却很清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他们是德国一切不幸的总根源，他们必须被完全根除。

在慕尼黑发动暴动的时候，希特勒就打定主意，德国不但要收回“一战”时丢掉的领土，兼并奥地利，向法国报仇，而且还要占领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将矛头指向了东方。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已经控制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因此那里属于低等文明。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沿着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随后，他又写道：“国家的边界本来就是人为划定的，当然也需要由人去改变。”德国应该“进入那些不可能进入的地方”，“如果能为德国人在欧洲争取到生存空间”，那么向法国复仇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应该在不发警告的情况下突袭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些内容都白纸黑字地写在《我的奋斗》第一版上。

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对“一战”末期的饥荒记忆犹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想用 U 型潜艇封锁英国，使英国陷入食物短缺，但这一努力却以失败告终。相反，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封锁了德国，这使德国中产阶级只能去吃还没熟的马铃薯。虽然德军在西线战场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却在东线战场取得了成功，德国人在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起一个小帝国。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只有获得大量的良田，德国才不至于再次挨饿。最近，一位研究中欧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写下这样一段话：“纳粹真正的农业政策是要创造帝国的东方边界……德国从波兰农民和苏联农民手中夺取了肥沃的土地——而这些农民呢，有的忍饥挨饿，有的被同化，还有的遭到驱逐或奴役。德国不想从东方进口谷物，而是想向东方出口农民。”

人类很天真，容易受骗，这是世界历史上不断重复发生的事。从斯大林到英国政府，从美国大使到法国政客，许多人都认为自己绝顶聪明，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话只是虚张声势。要不是这样的话，20世纪的许多灾难都可以避免。看见敌人就好像看见了我们自己——归根到底，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必掩盖事实，应该坦率地承认罪恶。无论怎么评价希特勒，人们都不应该指责他无预警地发动战争，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明白，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