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泡的茶和莫霍克人

1773年12月16日的晚上非常寒冷，而且还起了雾。一群人聚集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港，他们正在进行世界史上最著名的抗税活动。这群人的数量超过200人，其中有一些人还装扮成了莫霍克族的战士。他们登上了三艘停靠在格里芬码头的货船——“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上船后，他们开始搬运一个个沉重的箱子，箱子里放的是当时最受追捧的奢侈品——茶叶。他们将340箱茶叶搬到甲板上，然后用斧子将箱子劈开，把茶叶全都倒进冰冷漆黑的海水中。这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3个小时后，这些人总共销毁了9万磅茶叶。这些茶叶都是在中国种植的，随后被英属东印度公司运往世界各地。

从表面上看，人们抗议的是远在欧洲的伦敦政府征收茶叶税；但从深层次观察，人们反对的是伦敦的北美殖民政策。当时，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任何席位。因此，当时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无代表，不征税。”“波士顿倾茶事件”有许多古怪之处（直到下个世纪后半叶，“波士顿倾茶事件”才变成我们现在了解的样子）。因为在事件爆发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实际上已经取得了针对英国官员的胜利。与历史记载的形象相比，这些官员的灵活性更强，但决断力更差。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案》，目的是对北美的报纸、杂志和法律文件征税。这一法案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抵制活动和示威活动。结果，《印花税法案》在一年之后就被废除了。

热腾腾的茶水和冷冰冰的印刷品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同一个问题：代表权。《印花税法案》让北美殖民地人民亲身体验了大英帝国二等公民的滋味。北美沿海13个殖民地的人民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天然享有在上世纪内战中赢得的自由权利。但是，他们既不能出任殖民地的高级官职，又不能谈判自己的贸易规则，更不用说选举议会议员了。自学成才的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要求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争取权利，其所在的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只有人民自己或人民代表才有权征税。随后爆发的暴力反抗运动使很多人忧心忡忡，其中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是一名天才，深受启蒙运动经典著作的影响，博学多识，在费城长期任职。当时，他正在伦敦争取使宾夕法尼亚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旦成功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国王乔治在殖民地的代表。殖民地人民怀疑富兰克林支持《印花税法案》。他耳闻自己的房子成为暴徒攻击的目标，所幸没有被烧毁。

在废除《印花税法案》之后，为弥补财政损失，英国政府又开始征收各种新税。这一次，他们盯上了日常需要的重要商品，如油漆、纸张、铅、玻璃和茶叶。在伦敦，富兰克林完全赞同政府的做法。但是，殖民地人民再次举行了游行、抵制和抗议活动。抵制活动并不能让当地人戒掉喝茶的嗜好。有些人开始喝当地出产的花草茶，其他人则喝从荷兰商船走私的茶叶，其价格更低。在短暂的犹豫不决之后，“残暴”的英国政府再次服软，废除了茶税之外的所有税种。保留茶税只是为了维护国王的统治权，尽管这种统治权已经四分五裂。

抗税斗争的矛盾在积蓄期显得波澜不惊，其最终化解令许多人匪夷所思。在伦敦，首相诺思勋爵领导的英国政府征收了过重的茶叶税，这使东印度公司一步步走向破产。大臣们认为，应该允许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直接贩运到殖民地出售，而不是把茶叶运回英国，缴完税后再运往世界各地。这种方法不仅能大大降低美洲的茶叶价格，还可以帮助东印度公司走出困境。这可谓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诺思勋爵坚持向美洲茶叶适度征税，因为向殖民地总督和法官纳税可以保持殖民地人民对国王乔治的忠诚。尽管如此，波士顿等地人民喝到的茶比之前的走私茶还要便宜。换句话说，作为一次抗税活动，“波士顿倾茶事件”反对的是一种变得越来越便宜的商品，而非变贵的商品。事情何以会变得如此？

英国的大臣们后来如此反思：比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糕的是赢得战争。1763年，也就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之前10年，英国刚刚在七年战争中战胜了法国和西班牙，教堂的钟声在全国各地回响。在这场蔓延到欧洲广大地区的战争中，英国对腓特烈大帝倾力支持。在欧洲以外，英国获得了印度的孟加拉、加勒比海的多座岛屿和地中海的米诺卡岛。但是，唯有北美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759年所谓的“胜利之年”，英国军队（包括年轻的乔治·华盛顿）及其印第安盟友击败了法国军队，占领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新法兰西”从地图上消失。结果，英国控制了北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且“有权”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向腹地拓展领土。这场大胜似乎使英国一劳永逸地成为美洲的统治者。当新国王乔治三世宣布胜利时，北美殖民地人民发自肺腑地表示拥护。

然而，这将被证明是一个由胜转败的经典案例。首先，由于法国人威胁的消失，殖民地人民不再需要英国驻军来保障安全。其次，美洲殖民者丧失了梦寐以求的扩张权，因为统治当局要安抚大英帝国新的法语臣民，让他们控制土著美洲人的土地（今天的安大略、伊利诺伊、密歇根、俄亥俄和威斯康星诸州）。13个北美殖民地的拓荒者被禁止向西部腹地拓展。在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对法国入侵的恐惧被分配不均的愤怒取代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糕的。再次，全球战争的巨额消耗使英国的国债成倍增长，政府不得不减少一半的财政支出以偿还债务。征收新税无可避免。

后来的首相小威廉·皮特在英国开征了所得税，以应对拿破仑战争的消耗。他的父亲老威廉·皮特任首相时，英国赢得了第一轮争霸战争的胜利。而在开征所得税之前，绝大多数新税种都是商品税，那些最热销、最昂贵的商品（如茶叶）明显是征税对象。大体言之，在伦敦得胜后的10年时间里，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母国的帮助。他们感到自己被英国的外交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还不得不上缴越来越多的税赋。尽管茶税税额有所降低，但殖民者还是不愿缴税，因为他们不想放弃原则。如果他们承认了英国政府的征税权，税额早晚会高到人们无法承受。他们认为，那些高嗓门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在议会中拥有代表，可以在国内发声，向他们征税比较困难；相较而言，向那些居住在遥远殖民地的人民征税就容易得多。

有人认为，决裂已无可避免。但在18世纪70年代，他们还属于少数派。正在进行思想之旅探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逐渐放弃了对王室的效忠，他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总有一天，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和财富会超过宗主国。那时将发生什么状况？大英帝国的首都将从伦敦迁往费城？另外一些人仍然效忠王室，但希望免于征税，享受最大限度的商贸自由。他们希望伦敦不要干涉地方立法，不受全球条约的束缚自由地占领新的土地。

毫无疑问，如果国王的大臣们更加谨慎，不仅废除不得人心的税项，还能限制他们在殖民地的权力，反抗运动肯定会被推迟很久。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犯下许多小错。如果英国士兵没有嘲弄和挑衅殖民地人民，不向示威者开枪，酿成“波士顿惨案”，这座城市肯定不会成为反英运动的大本营。如果诺斯勋爵的政府没有通过所谓的《不可容忍法令》，镇压波士顿、特别是费城的反抗运动，各殖民地或许就不会在本地开会或联合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如果英国政府没有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导致北美殖民地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英国国王乔治没有傲慢地拒绝大陆会议1776年递交的忠于王室的《橄榄枝请愿书》，双方或许还有避免战争的可能。在1776年至1781年的独立战争中，如果英国的将领表现得更出色，或者幸运地赢下这场战争，他们至少还能保一时的安定。

然而，所有这些假设都不能令人信服。让我们回到富兰克林提出的问题上。截至18世纪70年代，13个殖民地的总人口大约是240万人，他们大多数来自英国，也有一些人来自荷兰和德意志地区。尽管殖民地的总人口仍比英国本土人口少400万人，但其人口增速非常快。人口增长不仅是数量问题，还涉及实质问题，即他们不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帝国政治之外。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有很高的文化程度，拥有各种政治社团网络，有自己的律师、报纸和小册子，还有自己的政治圈子。对那些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英国人来说，他们与自己别无二致，理应享有同等权利。反抗暴政是英国政治哲学的基础，其源头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无论在齐普赛街、布里斯托尔，还是爱丁堡，无论是在费城、波士顿，还是纽约，人们都在咖啡馆和画廊里争论有关代表权的问题。

从北美殖民地到伦敦要经历6至8周的危险航行。那么，远在伦敦的议会应该如何代表殖民地的利益呢？事实上，议会根本无法代表殖民地的利益。但是，殖民地人民了解自己的权利，也即将拥有自己的权利。除独立之外，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如果议会为殖民地保留席位，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壮大，北美的议员数量就会越来越多，直到超过英国本土的议员数量。届时，费城和纽约将会以投票的方式管理埃塞克斯郡或汉普顿郡。乔治三世和他的继任者能接受这种状况吗？还有一种方案，那就是鼓励北美殖民地人民组建自己的议会，同时保留对国王的效忠。事实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就选择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貌似可行，但还远远不够。

与此相反，北美殖民地爆发了起义。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1775年至1776年的独立战争是最好的选项，无论是对殖民地，还是对英国都是如此。独立战争为时不长，殖民地人民决定性的胜利使英国蒙羞。这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站在殖民地一边，共同对抗英国。独立战争的影响随之扩大。这引发了英国人的恐慌，他们担心欧洲大陆国家会入侵伦敦，一路将战火延烧至苏格兰，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独立战争使殖民地人民团结在一起，彼此的界限开始模糊，13个殖民地逐渐发展成一个国家。此外，这场战争还启发和催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失去美洲殖民地意味着“第一大英帝国”的解体，英国人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实现自己的帝国野心。结果，他们建立起规模更庞大的第二帝国，帝国的中心位于印度。第二帝国的创建和法国政局的动荡——为美国独立提供财政支持成为法国君主制垮台的原因之一——使英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洋强国和强大帝国。在此之后的150年里，英国一直保有这种地位。

但是，独立战争也有明显的输家。大约五分之一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拥护国王，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失去了财产，还有一些人丢掉了性命。在独立战争中，一些美洲非洲裔黑人和英国人并肩战斗，共同对抗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殖民地独立，新国家将会把奴隶制确立下来，而他们希望英国人能废除奴隶制。但直到美国《独立宣言》发表30余年后，英国议会才在帝国的领土范围内终止了奴隶贸易，这些黑人的愿望才得以实现。英国观察家发现了美国人的古怪，他们一方面在争取自由，另一方面又拥有奴隶，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一例。性格乖张的英国大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过一句名言：“奴隶主居然有人高喊自由，事情怎么会这样？”

1750年，北美殖民地大约有23.6万名黑人；到1810年时，美国的奴隶数量超过100万。但这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历史转折，崇尚自由的法国革命却扩大了美国奴隶制的施用范围：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法国将北美内陆的大片土地卖给美国，拿破仑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正如同我们之后看到的那样，在这片土地上，奴隶制获得蓬勃发展。

让我们重新回到“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有一群人将成箱的茶叶倒进海里。准确地说，直接承受历史不公正的人不是这些倾茶者，而是那些他们“乔装改扮”的人。正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一些倾茶者将自己装扮成“莫霍克人”，在脸上涂满油彩，头上插着羽毛。我们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掩饰身份，还是恐吓水手。但我们清楚的是，真正的莫霍克人站在英国人一边，一起对抗北美殖民地——他们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与亲英的美洲黑人一样，他们支持大英帝国也是维护自身利益。毕竟，英属加拿大的相关条约禁止殖民地居民涌入他们的领地。

他们究竟是谁？

莫霍克人将自己称为“燧石之地的人们”，因为他们善于用燧石进行切割，使用燧石制造箭头和长矛。莫霍克人是易洛魁人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易洛魁人主要生活在北美东部的沿海地区。莫霍克人的领地从上纽约州经佛蒙特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南部地区。从17世纪早期开始，他们就与荷兰人保持贸易往来，向荷兰人出售各种动物毛皮。到18世纪后半期，莫霍克人与英国人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国人。当独立战争爆发时，他们再一次站到英国国王一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乔治三世，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殖民地想要霸占他们的传统狩猎区。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弗吉尼亚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刚刚到达美洲的欧洲移民勉强挨过了冬天。当时，在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下，移民的数量迅速减少，有时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时，他们得到土著人的帮助。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他们在当地逐渐站稳了脚跟，袭击土著人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多。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格兰军队对爱尔兰人发动了野蛮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这些移民也将美洲土著民族视为野蛮人，甚至是一种低于人类的动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在这些英格兰人的眼中，穿着斗篷、住在茅草屋里的爱尔兰氏族与穿着皮制披风、住在木屋里的美洲土著人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些土著人似乎从来不耕种土地（但事实上，马萨诸塞的土著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既然如此，难道他们不应该失去土地吗？到了1608年，也就是第一批移民到达美洲的一年之后，“印第安人”的领袖提出了抗议：“我们听说你们来自‘下面’的‘世界’，你们来这里就是要抢走我们的‘旧世界’。”

17世纪20年代，双方爆发了战争。移民用火器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土著村庄，土著部落被迫步步后撤。新出现的疾病、饥饿和移民的攻击杀死了大量土著人。

13个殖民地的成功是建立在摧毁土著民族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土著民族在文化上并没有为以财产私有为基础的经济和定居农业做好准备。通过本书的前述内容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已经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型成农业社会，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千年的时间。整个过程非常困难，和直觉的想象差异极大。但在美洲，欧洲移民希望土著人在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内完成这一转变。1789年，一封令人心碎的请愿书被送到康涅狄格。莫希干人说，他们的祖先曾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当他们想吃肉的时候，就会带上武器跑到附近的森林里。很快，他们就能带着上好的鹿肉、浣熊、熊和飞禽回家。……他们会种植一点玉米和豆子。他们不养牛，也不养马，因为没有需要。”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田里耕作，饲养动物，修筑围栏，因为狩猎场已经被人夺走。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贫穷的寡妇、孤儿被推到一边，他们只能哭泣、挨饿，最终死去”。

与其他土著民族一样，莫霍克人更换了盟友，发动了战争，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保住足够大的渔猎区，以便维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知道，自己正在逐渐屈服，即便《魁北克条约》为他们争得了一些时间。在独立战争中，他们站在了失败者一边。因此，他们不得不继续向西、向北逃跑，逃到加拿大境内。在刚刚诞生的美国，一位可以比肩托马斯·杰斐逊的人物在1776年——也就是独立战争到达高潮的时候——写道，他希望将战火烧到印第安人领地的核心地区：“即便到了那里，我也不会停止进攻。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留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我就会一追到底。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留在这片土地上，我就会一直攻击。”

这是渴望获得土地的年轻共和国的真正心声。在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契卡索人和彻罗基人都遭到了伏击、威胁和屠杀。他们被驱离自己的领地，而殖民者和他们的领袖只送给他们一些毫无意义的条约。这些殖民者将他们妖魔化成野蛮人。正如杰斐逊所预言的那样，生活在密西西比河西岸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夏延人、阿拉巴霍人、苏人和波尼人。美洲土著人也曾被浪漫化，他们被请到欧洲各国的首都，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这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一旦开始殖民化和抢夺土地，他们就一定会被赶走。

那些假冒莫霍克人的波士顿倾茶者发动叛乱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在伦敦没有代表，但却要纳税，这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发动叛乱的一个好原因。“自由”不仅仅是个言不由衷的词。他们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宽阔、更富足，他们希望摆脱欧洲的社会等级和宗教偏见。他们知道这一切都能成真，这全是因为另一群拥有自由的人——美洲土著民族——将会注定失败。而且，他们不是唯一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