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的确在动”

1609年8月的一天，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学会大厅——这是世界上装潢得最华美的房间之一，一位健谈的红胡子男子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位男子递给威尼斯总督——这个最尊贵的共和国的统治者身边站满了顾问和海军将领——一支裹着皮革的管子。在经过一阵喧哗的提问和回答之后，所有人都走出总督府，穿过广场，来到威尼斯最宏伟的教堂圣马可教堂。然后，他们走上了教堂的塔楼。总督透过那根管子向下看，其余人也都逐一这样做了。数英里之外的建筑出现在他们眼前，看上去熠熠生辉。总督和他身边的人还看到了附近的岛屿。在岛上，人们正在走进教堂。他们还看到了海上的帆船，离威尼斯还有两个多小时航程的船舶居然清晰可见。他们手里的这样东西既是一件军事用品，又是一件实用的工具。带来这个物件的人受到了重赏。

这位男子名叫伽利略·伽利雷，是来自比萨的数学家，正在威尼斯讲学。当时，佛兰德斯的眼镜工匠已经发明了望远镜，一位贫穷的荷兰人将其从佛兰德斯带到意大利，希望借此发笔财。受到启发后，伽利略在镜片上又花费了很大工夫，使望远镜的性能得到很大提高。他将望远镜当作礼物送给威尼斯总督，这实在是精明之举。随后，他返回位于帕多瓦附近的工作室，要制造效果更好的望远镜。在不久之前，他曾举起望远镜瞭望夜空。

伽利略以高谈阔论、充满活力、求知欲强而闻名于世，他喜欢挑战传统思想，其研究都颇具实用性。他和各地的统治者谈论火器的发射、防御工事的修筑，以及如何抽干积水。此外，他还发明了一款军用罗盘。亚里士多德在大约2000年前提出的学说对基督教的自然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伽利略却对广泛接受的思想提出质疑。在一本书中，一名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问伽利略，如果抛弃希腊先贤，谁来指导人类？伽利略反驳说：“只有盲人才需要指导。有眼睛和有思想的人必须利用这些能力自己寻找答案。”这两句话完美地体现出伽利略对实用科学和实验科学的热情。

60多年前，博学多才的波兰人尼古拉·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创世记》中关于地球位置的正统说法提出挑战。这项重大突破使许多神职人员、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感到震惊。天主教会并未立刻反驳“日心说”，尽管这种说法与普遍接受的观点相互矛盾。按照传统观点，上帝将太阳、月亮和星星分别放在蛋壳状的外层空间，用来指引和帮助人类。开始的时候，人们曾就这一新观点是否符合《圣经》展开争论。但争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乔尔丹诺·布鲁诺是一位激进的修士，他一生都在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他因发表“异端邪说”而被控犯有多项罪名，其中包括：太阳是一颗恒星，宇宙是无限的。他被判有罪。为了不让他说话，布鲁诺的舌头上被钉了一颗铁钉子。1600年，布鲁诺在罗马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伽利略对人类智慧的乐观和布鲁诺的遭遇形成巨大反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知识的复兴并未带来技术的突破，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17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事情发生的实际顺序。我们完全同意，资本主义带来的飞跃不会出现得更早。但这很奇怪。因为意大利和南欧许多地方都沉浸在文艺复兴的思想中，关于会计、银行和小型工程的专业知识也取得了发展，这些都应该促进社会发展，而非使社会发展停滞。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词语。从13世纪晚期到16世纪，欧洲确实出现了对古典文明的再发现及新兴趣，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成就都是全新的。因此，当时主要是“兴”，而不是“复兴”。到15世纪，意大利北部（也包括欧洲北部）具备了文化腾飞的大部分条件。欧洲的第一批大学为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教育。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思想和观点的传播。拉丁语成为通用语言。强国间展开了竞争，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有时候，它们也会走向战争。为获得战争优势，相互敌对的统治者和军队都非常重视数学、弹道学、光学和医学，于是这些学科获得快速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他对防御工事和新武器抱有很高的热情。

在著名的发明家之下，存在一个实力雄厚的技工阶层，其中包括各种工匠和设计师。他们可以为枪炮、时钟、眼镜和各种动力装置生产部件，这些动力装置能够用来挖掘、抬举重物和抽水。行会制定了专业标准，通用的度量衡得到普及。充满活力的贸易网使意大利人接触到了最新的思想，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新闻。现在，长途贸易成为可能，贸易的发展为意大利带来一套相对复杂的金融体系。与以前相比，意大利的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有更多选择。当时有这样一些人，为获得更好的待遇，他们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就像现代学者为工资而不断跳槽一样。伽利略就是其中一员。我们甚至发现了工业生产的萌芽。威尼斯著名的军械库拥有1.6万名工人，组织严密。威尼斯共和国可以用预制部件在一天内生产出装备齐全的战船或商船。要是在欧洲其他地区，生产同样一艘船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尽管是孤例，但这仍然表明，16世纪的意大利人已经具备了20世纪制造商的组织能力。

看一眼欧洲，你或许会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从农业文明和贵族文明发展到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将开始于波河流域，而不是一个半世纪后的特伦托河流域或亚耳河流域。受过良好教育的意大利人精力充沛，有竞争力，求知欲旺盛，财富充足。他们的求知欲主要体现在探索自然界和利用技术控制自然界。今天，我们提到文艺复兴时首先会想到艺术，而不是科学或商业。但是，看看莱昂纳多·达·芬奇，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艺术、科学和商业密不可分。意大利和荷兰的其他画家发现了透视、颜色、距离、光线和人体构造，这证明他们是认真严肃、持之以恒、善于分析的观察者。他们也是技艺精湛的工匠和业余的化学家。他们会收集各种颜料，然后将其磨碎、混合，使颜色变淡和变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确保颜色的鲜活和纯净。为了看得更清楚，许多人会使用由毛玻璃制成的透镜。

尽管伽利略观察的事物更多，但他的观察却比以往任何人都更仔细。那么，除了用透镜和理性的力量观察事物之外，他还做了什么？伽利略被称为“科学”之父，但他或许并不理解“科学”这个词。伽利略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家，是歌剧的早期探索者；伽利略着迷于音乐背后的物理现象，正如同他着迷于但丁笔下的地狱的比例关系一样。从感觉上来说，伽利略的世界更贴近于启蒙运动的世界和早期工业革命的世界。

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权威压制之下。这里说的权威不仅指那些专制的地方统治者，而且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伽利略的时代，这种力量比之前更残酷。天主教世界利用古典学问的复兴来支撑自己的权威。在他们眼中，柏拉图成为某种先知，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亚里士多德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支柱；托勒密成了《圣经》宇宙观的支持者。就连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也被重新解释成基督教寓言。但丁不但对身为异教徒的西塞罗颇有研究，而且在描绘基督教的地狱时，还借鉴了异教徒维吉尔的作品。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是热那亚博学的建筑师，他研究了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和古罗马城遗址（以及阿拉伯人的光学）。但是，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教士，用其所学知识修建基督教的教堂，例如佛罗伦萨华美的圣玛利亚大教堂。

米开朗基罗对古典学问也有很深造诣。从古代开始，巨大的雕塑《拉奥孔》——他全身被蛇缠绕，肌肉因痛苦而变得扭曲——就一直埋于地下。当这尊雕塑从埃斯奎利诺山的一处葡萄园被挖掘出来时，米开朗基罗赶忙跑去观看（有人认为这尊雕塑是他伪造的，并因此对他提出指控）。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塑造了一个身材魁梧、作沉思状的希腊巨人。除此之外，他还是犹太裔基督徒心中的英雄。文艺复兴一次次地为基督教文化披上古罗马的长袍，使古典哲学为教皇服务。人们因此创造了许多最伟大的作品。但另一方面，这也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首先利用望远镜研究月亮，之后是木星的卫星，再往后是散布在宇宙中、之前用肉眼看不到的恒星。研究结果充分表明，托勒密的天动学说是不成立的，他相信自己能赢得梵蒂冈教廷的支持。伽利略与梵蒂冈的重要思想家进行了严肃的长谈，其中包括当时的枢机主教罗伯特·贝拉明（后来他被封为圣人）。当时，贝拉明为反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许多思想支持。但并非只有布鲁诺会遭遇到那样的命运。这不仅是天文学问题，还威胁到了天主教的正统教义。对教会来说，他们的思想无异于犯罪。因此，伽利略变得格外小心。

威尼斯修士保罗·萨尔皮是伽利略的密友。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政治家。在愤世嫉俗而又讲求实利的威尼斯共和国，他领导了一场反对教廷的运动，因为他认为教皇不应拥有最高权威。此外，为了使威尼斯在世俗事务上获得自主权，他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作为回击，教皇保罗五世将威尼斯总督和所有官员都逐出教会。这等于给站在反教会第一线的人当头一棒。一位曾为伽利略作传的作家这样写道：“在承认教皇的权威之前，威尼斯共和国中的所有人都和基督教会失去了联系……洗礼和葬礼都终止了。婚姻被宣布无效，孩子被宣布为私生子。丈夫可以抛弃他们的妻子，孩子也无须听命于父母。”尽管最后做出妥协，但萨尔皮还是被耶稣会士逐出威尼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天晚上，萨尔皮遭到暗杀。他被一把细长的匕首连刺15下，最后一下刺进了他的头颅。

难以置信的是，在袭击他的人逃往教皇国之后，萨尔皮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这次暗杀表明梵蒂冈强迫民众服从教会的决心。在新教改革和各种新思想的威胁下，教皇的激进活动持续了几十年。好斗的教廷坚持认为，人们应该绝对服从教会，而且越来越强调正统教义不容侵犯。

从整体上看，伽利略并不贪心，他离开相对安全的威尼斯，回到佛罗伦萨工作。伽利略的言论很有煽动性，而且他又喜欢与人辩论；另一方面，反对他的宗教势力也在积蓄力量。但他总能通过交流来摆脱麻烦。1616年2月26日，枢机主教贝拉明召见他，要求他必须承诺放弃“日心说”，在书面上和言语上都不持有、不教授、不捍卫这种观点。伽利略表示同意。但他轻率地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哥白尼的所有著作都上了梵蒂冈的禁书目录。

由于疾病和年龄的原因，伽利略沉默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之后又再次发起攻击：倔强的性格和与无知教士进行辩论的爱好使他难逃厄运。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这本书中，他嘲笑了新教皇（他从前的朋友）的观点。此时，有人以严刑拷打和活活烧死威胁伽利略。经过漫长而严酷的审问，他最终选择放弃，声明地球并不是围绕太阳转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因“极有可能宣传异端邪说”而受到指控。据说，在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之后，伽利略仍然心中不服，他小声嘟囔道：“但它的确在动。”他被判处监禁，先是被囚禁在罗马，之后被囚禁在托斯卡纳的家中。在那里，他依然笔耕不辍。

如果思想家们不得不“放弃、谴责、厌恶”他们从物理世界得出的结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就不可能产生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拥有制造商、思想家和银行家，以及有助于国家腾飞的竞争力，但那里也有宗教法庭。可悲的是，欧洲北部地区尽管气候更加宜人，但在当时，那里却缺乏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活力。在北方，人们很快就将伽利略与发现新世界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相提并论，但与后者相比，他是一位手上没有沾染鲜血、拥有更重要发现的探险家。老年的伽利略被软禁在家中，濒临失明和死亡。但荷兰人仍想花钱请他研究在海上确定经度的方法——对海上航行安全来说，这至关重要。荷兰人极力吹捧他，希望他能接下这份工作，但尴尬的天主教会却禁止他挣荷兰人的钱。若干年后，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破解了这个难题。之后，英国人约翰·哈里森改进了惠更斯的方法。

在1835年之前，倡导哥白尼学说的著作仍然在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上。启蒙的力量及其对人类历史革命性的影响都体现在了比意大利更靠北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