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统治者，一个问题

1604年，詹姆斯国王面临许多问题。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哪一位詹姆斯？作为苏格兰国王，他被称为詹姆斯六世——“杰米·萨克斯特”——斯图亚特家族的新任国王。但现在，他正在英格兰的伦敦愁眉不展。在那里，他被称为詹姆斯一世。所以，他统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

詹姆斯提议使用“不列颠”这个名称，但英格兰人不愿意。他还想采用一种新国旗，这种旗子由许多眼花缭乱的线条和色带组成。从一开始，人们就不喜欢这面国旗。他希望和英格兰的宿敌——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平相处。与许多君主一样，他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然而，有一个社会问题使固执己见的詹姆斯感到特别恼火，而且这个社会问题正在他的新王国中疯狂蔓延。在他看来，这完全不能被接受。于是，他拿起羽毛笔，笔耕不辍，最终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其标题很直白——“强烈反对吸烟”。

在他的国家中，人们正在模仿“野蛮、卑贱、不信上帝的印第安人”那样抽烟，“散发着恶臭的烟雾通过鼻子吸入体内，然后停留在麻木的脑袋中”。这位国王特别痛恨那些让烟雾笼罩在食物上的人。“至于由这种肮脏习惯产生的虚荣，坐在餐桌前的人应该感到羞耻。坐在餐桌旁晃动着烟袋，将烟喷向其他人，这是要让肮脏的烟雾飘荡在菜肴上吗？”至此，这位长着红胡子的君主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册子的结尾部分，他情绪激动地写道：吸烟“这种习惯，看见就让人感到憎恶，听到就让人感到厌烦，它对大脑有危害，对肺构成威胁；这种散发着恶臭的黑色烟雾，最贴近弥漫在无底深坑中的恐怖的‘地狱之烟’”。

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一个统治者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烟草也传入了日本，可能是由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将烟草带入日本的。从理论上说，天皇是日本的君主，但他只是个傀儡；幕府将军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对烟草的厌恶一点儿也不亚于詹姆斯。他决心禁绝烟草。在遥远的英格兰，抽烟被视为一种表现出海盗习气和桀骜不驯的嗜好，它通常与聚集在酒馆中的粗人和看戏的观众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倾奇者”也接受了烟草。他们是一群不守规矩的男性，听起来有点像17世纪的“朋克族”。

“倾奇者”托生于街头帮派，他们穿着奇装异服，用女式和服做斗篷；他们留着古怪的发型，在街上的行为非常具有攻击性；他们会攻击路人、摔跤、跳舞，炫耀长长的烟袋。因此，日本幕府的做法比詹姆斯更进一步，分别于1612年和1615年颁布了禁烟令。这引起了很大骚动。1613年3月1日，一位名叫威廉·伊顿的英格兰商人坐在位于大阪的办公室给一位同事写信。这名同事名叫理查德·威克姆，当时正身处日本的首都江户。在信中，伊顿告诉威克姆，至少有150人被捕，“因为他们违反了天皇的禁令，出售或购买烟草。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此外，他们听说过的那家大烟草店也被焚毁了”。

在17世纪的大幕刚刚拉开的时候，除了新流行起来的毒品对社会构成威胁之外，英国和日本还有其他共同点。这两个国家都位于大陆旁边的群岛上，而且它们与大陆的关系都不好。与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相似，日本人通过海峡从大陆引进宗教思想、技术和奢侈品，但他们却设法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与英国相似，直到17世纪，日本才被一个统治者统一起来。1582年，在长期战乱之后，出身卑微的士兵丰臣秀吉掌握了政权。近代早期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引人注目的试验。在其中一次试验里，英国和日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在开始的时候，两个国家却惊人地相似。

在执政的若干年里，丰臣秀吉证明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同样，英国的伊丽莎白也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与这位英国女王相似，丰臣秀吉本能地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允许葡萄牙的耶稣会士为自愿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施洗。在荷兰和法国，伊丽莎白的军队与受耶稣会影响的西班牙人作战，但并没有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丰臣秀吉想通过朝鲜这个跳板对中国发动攻击。在这次侵略战争中，日军损失惨重，铩羽而归。丰臣秀吉没有日本的莎士比亚可以吹嘘，但在他执政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宏伟的城堡和杰出的画作。他下定决心恢复国家秩序。1588年，也就是伊丽莎白迎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时候，他发出了“刀狩令”。按照这条法令，除武士阶层外，所有人的匕首、刀、矛都要被没收。

在海上，日本的海盗相当于亚洲的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为得到黄金等奢侈品和（在霍金斯的例子中）奴隶，英国人正在劫掠西班牙的港口和船舶。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五峰船长也会将中国人送到日本。在日本，这些中国人受到同样非人的对待。对那些挡路的人，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绝不心慈手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压迫着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而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人对生活在北方群岛的虾夷人也同样心狠手辣。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英国和日本正在努力应对乱砍滥伐导致的后果和城市社会崛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伦敦和江户的气味差不多，空气中都弥漫着烧煤产生的烟雾。

当然，这两个国家也存在许多差异，如政治结构、宗教和战争中的运气。朝鲜人有一种装配了火炮的战舰，他们用这种战舰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对日本的打击要远远大于“无敌舰队”对英国的冲击。此外，两国人口也存在巨大差异。日本的人口约为1800万，是英国人口的三倍，能够自给自足。那位写信的英国商人是所谓“英格兰代理商行”（其实是个商栈）中的一员，这个商行位于九州岛的平户市，离长崎不远。日本商人并没有出现在西方；欧洲设立在日本的前哨站也很快就消失了。耶稣会士和荷兰人在日本待的时间最长。1613年，英国人到达日本。但在10年内，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从贸易中赚不到多少钱。

这使詹姆斯国王感到困惑，他曾致信日本天皇，表达了“亲善和友谊”。他唯一的希望是，“建立商业交流，让两国臣民相互表达善意”。詹姆斯的第一封信没有得到回复，这使他感到有些苦恼。于是，詹姆斯准备降低姿态：“我们没有收到您的任何答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两国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而不是因为您的迟疑。”这是一个罕见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正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詹姆斯统治的英国和幕府将军统治的日本——现在执政的是德川家康——面对着同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在这个遍布大帝国的世界中，一个小岛国应该如何走向繁荣？

英国的答案是：走出去。英国人建立了许多舰队，散布在从美洲到远东的各个大洋。除了宗教热情外，谋求利益也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英格兰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是1555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司，这家公司是个贸易辛迪加。16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伊丽莎白手中获得了特许状。7年后，“伦敦公司”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探险家成为公众眼中的英雄。人们通过戏剧、小册子和书籍了解世界其他地区，但这还远远不够，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是无限的。伊丽莎白时期的海军规模相对较小，但重新组建的海军部，加上具有工业规模的造船厂——最早位于德特福德，之后位于查塔姆和朴茨茅斯——英国在短时间内就造出了更多、更大的战舰。1637年，也就是詹姆斯的儿子查理执政的时候，装配了102门火炮的“海上霸主号”下水。至此，英国已经拥有了当时最强大的战舰。

日本人本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驾驶着武装“朱印船”的日本人就在泰国、越南和菲律宾从事贸易，其贸易活动非常成功。1600年，一个名叫威廉·亚当斯的英国水手到达日本。亚当斯曾经为德雷克工作，并参加过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他乘坐的是一艘荷兰船只，一直漂泊在海上，饥饿曾令人感到绝望。最后，这艘船抛锚了。日本渔民救出亚当斯，把他送到当地官府，官府的长官就是未来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对葡萄牙人来说——他们正在日本传教，最后他们使50万日本人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个数字让人感到相当惊讶——这位浑身湿透的英国异教徒并不受欢迎。于是，本着基督徒的真实想法，这些耶稣会士建议德川家康将亚当斯钉死在十字架上。

相反，这位开明的统治者向亚当斯询问了许多关于船舶、上帝和数学的问题，任命他为自己的顾问。德川家康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洋舰队。1605年，在伊东的新造船厂，亚当斯督造了两艘非常好的欧式海船。威廉·亚当斯来自肯特郡吉灵厄姆镇，现在他有了一个日本名字——三浦按针。在日本，他是个非常受尊敬的人物，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亚当斯成为德川家康的得力助手，这位军事统帅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日本捏合成一个国家，他在使国家统一方面的影响力与英国的詹姆斯不相上下。既然日本已经复制并改进了欧洲的滑膛枪和大炮，那么航海业发达且技术领先的日本就没有理由无法在短时间里建立起由大帆船所组成的舰队。

国家应该走上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在日本引起了激烈争论。外国人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贸易品——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火药非常好，但他们的布料却很糟糕——当然也带来了一些使人着迷的技术。但他们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相当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基督教传教士的迅速成功。据估算，在17世纪早期，他们使大约50万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日本南部地区，包括普通农民、武士和地主。开始的时候，幕府将军采取了宽容政策。但后来，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到处惹是生非，于是统治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1614年和1615年，德川家康围攻大阪府。这场史诗般的战役使德川家康最终成了全日本的统治者。但在城堡的围墙后面，城主身边有数以千计决心反抗到底的武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手里挥舞着基督教圣徒的旗帜。

多亏亚当斯，德川家康才能分清欧洲的新教徒和那些作乱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给詹姆斯写了一封友好的回信，甚至还送给他一副相当精美的武士盔甲。但在攻下大阪城后不久，德川家康就去世了，他可能是死于梅毒或癌症。之后，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秀忠成了新一任幕府将军，他性情更加残暴。日本开始驱逐外国人。最初的时候，主要是清除耶稣会士；但到后来，幕府冻结了所有对欧洲的贸易。20年之后的1637年，大约3万名农民在九州岛上发动起义，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除宗教外，赋税和饥饿也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经过另外一场史诗般的围城战，这次起义被幕府镇压了下去。在这场围城战中，农民和起义的武士将数倍于己的敌人挡在了城堡的外面。在一些欧洲船只的帮助下，德川幕府才最终攻下城堡，消灭了起义军。这些欧洲船只属于另一派基督教徒——信仰新教的荷兰人。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非常尴尬。但这也决定了日本人的认识，即在面对外国影响的时候，如何最好地平衡机遇与挑战。两年后，日本推行了令人瞩目的“锁国”政策。法律限制了日本船只的大小。只有到沿海地区捕鱼，日本人才能驾驶稍大一点的船只。远洋海船被拆毁。而且，建造远洋海船成了一项死罪。在颁布“锁国令”后，为了确保船只不能进行远洋航行，建造船舶时一定要在船身上留一个大洞。这样，如果航行到远海，汹涌澎湃的海浪就会对船只构成致命威胁——这种特殊设计是为了让船舶沉没，在世界造船史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日本人不得离开日本，违者以死论处；同样，外国人也不得进入日本。幕府宣布基督教非法，但许多日本基督教徒宁死都不肯放弃新信仰。

最终，外国人被逐出日本。1640年，葡萄牙人返回日本进行抗议，但他们的使团被日本人消灭了。尽管日本还与朝鲜商人和荷兰商人保持非常有限的、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往来，但这个国家确实是将自己有效地封闭起来了。这些锁国措施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白痴行为。如果詹姆斯国王——威斯敏斯特宫的二手烟事件或许已经使他忍无可忍——下令摧毁英国的舰队，并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那么英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日本人没有发明出什么现代武器。因此，当美国海军（在推行“锁国”政策的时候，日本或许想象不到会有这么个机构）于1853年抵达日本的时候，面对大炮带来的赤裸裸的威胁，日本人几乎束手无策。

然而，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面。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使日本变得更有“日本特色”。日本有与众不同的建筑，独一无二的艺术传统和戏剧传统，以茶为基础的各种仪式，特殊的音乐、妓女和调味品，以及原始但却不同寻常的烹饪法。如果没有德川时期的“锁国”，这些东西或许就不会这么有特色了。甚至到了今天，与其他文化相比，日本文化也更加自我，更加有特色——肯定比融入世界文化的现代英国更有特色。由于全球性的传染病没有通过海路传入日本，而且日本国内享受着长期和平，因此日本人口得以快速增加。到了18世纪早期，江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世界或许并不知道）。火器在日本几乎消失。国家统一促进了国内贸易的繁荣。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甚至能够解决一些最急迫的环境问题。日本的建筑业严重依赖木材，其依赖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英格兰。在首都江户，绝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的。1657年，这座城市有一半地区都毁在了“明历大火”中。9年后，伦敦也发生了同样的大火灾。木材可以用来修建城堡、建造船舶，也可以作为燃料；此外，随着人口增加，人们也需要更多耕地。结果，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乱砍滥伐和土壤侵蚀。灾难正在悄悄地逼近。

的确，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说的那样，当时日本已经开始设法控制人口，并使国家进入了某种稳定状态。他们找到了其他的食物来源——主要是海产品。直到今天，海产品仍然在日本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开始重新造林。日本的森林能够得以恢复，主要归功于以下几点：第一，日本有一种复杂的制度，规定哪一种木材应该被用作何种用途；第二，砍伐树木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第三，人们对林业的理解逐渐加深。木材是有价值的，行家里手们对此展开了辩论；富裕的农民认为，长期生长的树木对后世子孙是有用的；强势的中央政府将新规定强加到各个地方。英国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破坏森林的情况，随后美洲的许多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状况。与它们相比，日本至少是停了下来，思考哪个决定更加明智：是继续毁林，还是收敛一点？

然而，这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德川时期的日本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是一个非常保守且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近代早期，西方出现了一种半民主和更加开放的文化，但日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文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文会有所涉及。保守和封闭大概是相伴相生的。当日本重返世界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然由贵族阶层统治着，他们还保持着中世纪的眼光，日本的百姓被教育得有点太老实了，以至于有些墨守成规。这对理解20世纪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当然，日本仍然有“朋克族”；尽管日本政府于1612年颁布了禁烟令，但日本仍有大量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