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离拜占庭

君士坦丁堡是这样走向终结的。这座城市的外围有长达14英里的防御围墙。据说，它曾是基督教王国最伟大的城市。围墙里面有色彩斑斓的教堂、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和宽阔的广场。但是，城中的居民如此之少，以致部分城区已经变成农地。在6世纪，君士坦丁堡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城中有50万居民。到了13世纪，这座城市仍有40万人口，它的财富使观察家们感到震惊。法国的十字军将领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曾经提到，那里有“高大的堡垒，坚固的塔楼……华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他说，十字军“从来没想到，世界上会有如此富有、如此繁荣的地方”。之后不久，一个名叫阿卜杜拉的穆斯林商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用了整整一个早上的时间才从君士坦丁堡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他一路上看到了大约10万座教堂。但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当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君士坦丁十一世身边只有大约7000名身体健全的士兵。

君士坦丁十一世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统帅是年轻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这个长着尖鼻子的人是个残酷而有才气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堡的两侧是水，一侧是陆地，那道坚固的防御墙就位于这一侧的陆地上。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授意下，土耳其人经过陆路将战船从外海运进内海。这一举动等于扼住了君士坦丁堡的咽喉，守军立即变得惊慌失措。穆罕默德二世有10万名久经沙场的战士和性能卓越的大炮，这种大炮是一位日耳曼工程师为他设计的。他已经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外围所有的城镇和堡垒，在守城军队眼前将幸存者穿刺在尖木桩上。拜占庭帝国向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发出绝望的呼救，但没有国家愿意出手相助。一次月蚀、人们游行中抬着的最珍贵的圣像突然倒下、一场猛烈的雷暴雨和一次浓雾天气，天空出现了奇怪的红光。这些现象都使人们相信，上帝已经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督教城市。然而，当绝望的拜占庭人向外求救时，教堂的钟声依然回响，人们仍在街上抬着圣像列队游行。

现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告诉他手下的将领，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信仰、国家、国王和家庭而牺牲。他提醒他们，他们是希腊英雄和罗马英雄的后代。成百上千名牧师、僧侣、修女和普通民众来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里又被称为“上帝圣智教堂”。他们聚在一起做晚祷，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土耳其人在凌晨时吹响号角，擂响战鼓。进攻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士兵冲向已经被大炮轰塌的城墙。最后，排着整齐阵型的近卫军逐渐打垮了绝望的守军。近卫军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精锐部队，这支对他忠心耿耿部队是由奴隶组成的，这些奴隶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土耳其人通过城墙的缺口涌入君士坦丁堡，他们照原来的样子镇定自若地屠戮城里的居民。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神父仍然在带领人们做弥撒。突然，入侵者闯入了教堂的大门，对做祷告的人大开杀戒，直到他们来到圣坛前。正在祈祷的神父也遭到了杀害，最后一首圣歌就此结束。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心不当俘虏。据说，他摘掉了身上所有的帝国徽章——上面刻有帝王的标志和双头鹰，然后拿着武器冲入敌阵，但很快就阵亡了。

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人们似乎只记得它是如何灭亡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拜占庭的陷落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失败对欧洲历史造成了重大冲击。

我们大多数人对拜占庭帝国了解多少呢？我们只对它的辉煌和衰落有个迷迷糊糊的印象，正如20世纪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写下的诗行：

用金釉和捶打的金子所制作的样式，

供给昏昏欲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我们或许能记起那些巨大的防御墙，防御墙的部分遗址今天仍然矗立在熙熙攘攘的伊斯坦布尔；我们或许还能记起拜占庭人制作的奇怪艺术品。拜占庭文化包括马赛克、雕刻的象牙制品，以及精神不振的皇帝、圣徒和庄严的天使。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告诉我们，拜占庭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祭坛装饰品，拜占庭与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圣像的关系也很明显：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第一幅重要的圣像画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完成的，这幅画在今天的莫斯科仍然备受尊崇。但拜占庭艺术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欧洲主流艺术之外，像个幽灵般的角色，在错综复杂的神学和历史中若隐若现。这就是拜占庭的真实状态。

甚至连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总是在变。在古希腊时期，这座城市叫“拜占庭”。后来，君士坦丁占领了拜占庭，并计划将其打造成罗马帝国新的中心。古希腊—罗马有用统治者的名字为城市命名的传统（例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按照这个传统，君士坦丁将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居民自称“拜占庭人”，以区别于“西罗马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旧罗马的大部分遗产。有时候，他们也被称为“罗马尼”，“罗马尼”是“罗马人”的拉丁语写法。我们将要谈论拜占庭帝国。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令人生畏的北欧人又将这座城市称为“密克拉迦德”，意思是“伟大的城市”；希腊人则将其称为“上帝之城”。今天，它的名字是伊斯坦布尔。正如现代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提醒我们的那样，无论这座城市的名字叫什么，它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人类居住地。君士坦丁堡创建于330年5月，陷落于1453年5月，这座城市总共存在了1123年又18天。从阿尔弗雷德大帝、撒克逊人和丹麦人时代的英格兰到今天大致就是这么长时间。如果拜占庭是“失败者”或“不入流”，那么它显然是个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失败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非常蔑视拜占庭帝国，他们这种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诺维奇在他的书里引用了莱基在1869年时阐述的观点。莱基认为，拜占庭帝国“毫无疑问，表现出了最彻底的卑鄙无耻……拜占庭的历史中总是充满了僧侣、太监和女人们的阴谋诡计，充满了毒杀和密谋，充满了一如既往的忘恩负义和手足兄弟之间永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为什么莱基对拜占庭如此不满呢？或许是因为这位历史学家喜欢整齐划一。西方逐渐走向了启蒙，而拜占庭却始终未能进入西方话语。拜占庭没有给现代世界留下什么有用的科学，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原创著作——尽管这个国家有许多个性鲜明和喜欢编制不实之词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个国家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

但拜占庭被人轻视和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在拜占庭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上，与其他文化相比，拜占庭文化体现出了更多的宗教热情和神学分歧。君士坦丁堡是由一位罗马皇帝创建的，这位皇帝希望他的臣民都能皈依基督教。后来，这座城市逐渐成了基督教王国真正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有漂亮得让人震惊的上帝圣智教堂，即圣索菲亚大教堂。537年，这座由查士丁尼续建的教堂竣工。现在，它那世界闻名的圆顶正在保护着一座清真寺。尽管有这么一座宏伟的教堂，但在当时，君士坦丁堡里仍然有许多异教徒的神殿，有许多古罗马神祇的雕像。在法律、军事知识、工程技术、娱乐、学问和财政方面，君士坦丁堡都是连接古典时代和基督教中世纪的枢纽。只不过，这枢纽生满铜锈，嘎吱作响。

拜占庭人总是在战斗，他们要抵御一波又一波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之后，伊斯兰入侵者从两个方向威胁着他们富庶的东部领土，同时拜占庭人还要与西部和北部的基督教王国做斗争。领土范围最大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控制着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现代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希腊和土耳其，以及位于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如日中天的拜占庭帝国吸引了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包括意大利人和维京人（他们组成了“瓦兰吉卫队”），以及颠沛流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他们失去了家园）。这些人都在为帝国工作，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但在坚固的防御墙倒塌很久之前，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已经大幅缩小，缩小到并不比一个城邦大，城市外面只有一些零星的小块土地。

然而，拜占庭真正的冲突是关于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灵本质的争论，以及关于正确礼拜方法的争论。事实上，这些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对基督本质的不同信仰，对教皇和主教权威的不同理解，以及一些次要的问题使拜占庭人和他们的基督教敌人悲剧性地彻底决裂。

我们很难过于严肃地看待这些争论。但这或许是我们的问题，对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而言，这是急迫的问题，也是与个人相关的问题。325年，在君士坦丁的召集下，所有基督教主教都来到尼西亚，参加一次盛况空前的宗教会议。会议讨论了阿里乌的观点，与会者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耶稣基督拥有与上帝同等的神性，还是像阿里乌及其追随者认为的那样，耶稣基督的地位要略低于上帝。这不仅仅是场争论，因为如果阿里乌派是正确的，那么通过信仰耶稣基督来获得救赎的观点就会受到严重质疑。因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阿里乌派受到了强烈谴责，但这个教派并未消亡，它在许多北方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些争论是关于教会礼拜仪式和教会礼拜用语的。随后，领导权也引发了争论——谁是所有基督徒的真正领导者，是罗马教皇还是君士坦丁堡牧首？自始至终，杰出的神学家、居住在修道院的修士、隐居的修士和来自边远教会固执的主教都在诘问对方，他们都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拜占庭的“精神性”通过有音乐伴奏的漫长礼拜礼式、香烟缭绕的氛围和金碧辉煌的教堂向外传播，这些教堂一定会让前来祈祷的人感到震惊和敬畏。西欧的教会也会向拜占庭的教会学习，学习如何使人产生快乐的感觉，甚至是如何使人沉浸在快乐的感觉中。今天，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拜占庭的宗教活动是什么样的，最好的方法是前往莫斯科或基辅的东正教教堂，参加俄罗斯人的礼拜仪式。但拜占庭的“精神性”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它将这个东方的、说希腊语的基督教中心，与罗马领导的说拉丁语的西欧世界分割开来。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和迅速扩张使拜占庭帝国丢掉了东方各省——今天的土耳其，并将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前哨阵地。意大利人、法国人、日耳曼人和西班牙人倾向于将拜占庭的基督教视为异类和异端；另一方面，只要拜占庭人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基督教王国”就名存实亡。

有时，这种分歧会使西方的天主教徒直接攻击东方的东正教徒。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这场所谓的东征硬生生地改变了之前制定的进军路线。在威尼斯人的领导下，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

事情是这样的，教皇下令要再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将耶路撒冷从撒拉逊人手里夺回来。在法国人的领导下，十字军制订了一个新计划。尽管“狮心王”理查在东征开始之前的1199年已经去世，但他还是制订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这些计划的影响下，十字军决定先攻取埃及，再以埃及为跳板进军耶路撒冷。要实现这一计划，他们就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将他们运到地中海南岸；只有威尼斯人——他们在一个名叫“军械库”的地方拥有造船厂——才能帮他们这个忙。当时，领导威尼斯人的是恩里科·丹多洛，这是一位年逾八旬的失明总督。经过非常艰苦的谈判，他决定要亲自参加这次东征。但到了即将起兵的时候，到达意大利的法国十字军要远远少于预期。而且，他们没钱，无法支付威尼斯人的运送费。丹多洛又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谈判：他们必须停下来，夺回巴尔干半岛上威尼斯人丢掉的城镇。他们答应了。但后来，他们又遇到了一位被废黜的拜占庭年轻皇帝。他向十字军寻求帮助，希望十字军能帮他从叔叔手里夺回王位，并应许了一些报酬。从这一刻起，这个故事开始变得黑暗。威尼斯人从来就不想进攻埃及，因为他们与埃及人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但他们非常厌恶拜占庭人，因为拜占庭人既是他们贸易上的竞争对手，又信奉着与他们不同的教义。在若干年前，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遇到过一次危险，他或许就是在那次危险中失明的。因此，十字军进攻撒拉逊人的计划再次被推迟，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拜占庭。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

法国—威尼斯联军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朝向大海的方向——对著名的防御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尽管战斗非常激烈，但对联军来说，击败那位拜占庭的篡位者，将他的侄子重新扶上王位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要拿到这位年轻皇帝许诺的酬劳就要难得多了。他还提出，要将拜占庭的教会置于教皇的管辖之下。这个草率的许诺、十字军的暴行和支付给威尼斯人的巨额费用，以及一系列灾难性的火灾使这位新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非常不得人心。后来，他被另一位篡位者谋杀。此时，法国人和威尼斯人拿回酬劳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动第二次进攻。在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丹多洛——当时可能已经90岁——非常勇敢，亲临前线指挥他的军队。在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威尼斯人将船的桅杆绑在一起，于是船的甲板就形成一个平台，他们就从这个平台上向防御墙发起攻击。丹多洛决定孤注一掷。这次，他不是简单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而是彻底推翻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受威尼斯控制的傀儡国家。

这次进攻取得了胜利，但却给君士坦丁堡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烧杀抢掠持续了三天，许多古典时代的遗存都毁在十字军手里。一位拜占庭观察家描述了他们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洗劫。对教堂来说，这次洗劫不但是物质上的摧残，而且是精神上的摧残：“一名娼妓坐到了牧首的椅子上，对耶稣基督口出秽言；她唱着下流的歌曲，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放肆地跳舞……善良的主妇、无辜的少女，甚至是献给上帝的童贞女也算在内，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怜悯。”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认为，这次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所有积累下来的知识被付之一炬，它的财富被劫掠到了西欧——是世界历史上单次损失最严重的灾难：“西方文明的损失超过了5世纪蛮族洗劫罗马时所造成的损失，也超过了7世纪穆斯林士兵焚烧亚历山大港图书馆时所造成的损失。”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段充满讽刺的野蛮故事，它的影响在日后慢慢体现出来。在此之前，拜占庭人也遇到过困境。在1071年的曼齐克特之战中，来自远东的突厥人使他们蒙羞。但之前任何一次挫折都无法与这次相提并论。尽管受人摆布的拉丁帝国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尽管之后的皇帝使拜占庭恢复了部分实力和自信，但拜占庭帝国早已今非昔比。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墙系统修建于412年。在将近800年的历史里，它们几乎挡住了每一个入侵者。但现在，它们已经变得不堪一击。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很多财富，失去了很多古典时代的遗存，也失去了很多荣誉。它旧时的领土被人瓜分，在这些被瓜分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微型帝国、附庸国、伊斯兰苏丹国和公国。对基督教徒来说，拜占庭不再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不再是那个可以打败所有入侵者的国家。没过多久，它就倒在了伊斯兰入侵者的铁蹄之下。威尼斯人抢走了许多狮子、马和天使的雕像，抢走了大量值钱的东西。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意中协助了伊斯兰势力挺进欧洲。与此同时，威尼斯的实力也在稳步提高。

因此，贬低拜占庭帝国是很不公平的。它有着强烈的基督教信仰，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暴政不断。然而，拿现代的眼光看，拜占庭肯定是个异域文明。当然，它非常保守，发展缓慢，万物俱全，唯独缺少民主。

欧洲人非常尊崇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包括它明晰的思想、理性的信仰和政治试验；但另一方面，他们非常难以理解拜占庭森严的等级制度及其神秘主义。理解这些东西的最好方法是将拜占庭帝国与其他有朝代更迭的帝国进行对比，如奥斯曼帝国或中国。与唐代、宋代或明代的中国皇室相似，拜占庭帝国依靠的也是以文官为基础的高效行政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征收税款，可以公平地管理许多不同的民族。与中国的另一个相似点是，拜占庭任用了一个庞大的宦官阶层。作为为宫廷服务的先决条件，这些人要在童年时或成年后接受阉割。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早期帝国中，宦官是非常有用的。他们不会有孩子，也缺乏独立的家庭基础，因此他们更加可靠。而且，他们可以在内宅或后宫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听到一些最机密的事情。在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有些宦官不但位高权重，而且拥有巨额财富，有时甚至还能指挥陆军和海军。

拜占庭的宫廷是个庞大的复合体。拜占庭的宫廷生活和宫廷仪式与北京紫禁城里的宫廷生活没有多大差别。在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觐见者要行叩头礼，也就是用前额撞击地面，并发出“咚咚”的声音；参见拜占庭皇帝的人也要行朝拜礼，这个朝拜礼与中国的叩头礼有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在用额头碰击地面的时候，不用发出“咚咚”声。在拜占庭，宗教领袖会担任皇帝的顾问或幕僚，这些人把持着朝廷中的重要职位，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中国的儒家官员。按照中国的“天命观”，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但要想保持住这种权力，他们的行为就要处处符合道德规范。君士坦丁堡也认同这种神权观。在那里，任何一位触犯上帝的皇帝都会被处决或遭到放逐。在中国和拜占庭，有时候天灾也会被视为上天不满的表现。而且，这两个帝国都着迷于各自的起源：中国人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神话时代，而拜占庭人则坚称他们的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脉相承。

中国和拜占庭都靠庞大的工程和高度发达的技术来维持自身的力量。对中国人和拜占庭人来说，这些都是秘不可宣的。中国的长城至今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君士坦丁堡的巨大防御墙也是为了抵御来自草原上的“蛮族”。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拜占庭的防御墙堪称欧洲的长城。

中国的另一项发明是火药。中国人发现，将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就能制造出火药。有了用火药制造的武器，中国人就可以更加轻易地打败他们的敌人。火药首先出现于唐代（618—907年）。1132年，也就是宋代的时候，中国人制造出来一种早期的炸弹。之后，1259年，中国出现了以巨竹筒为枪身的“突火枪”。突火枪是一种介于喷火器和原始枪支之间的武器。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开始使用“希腊火”。7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加利尼科斯的化学家发明了这种武器，将硫黄、沥青、原油和硝石混合在一起，就能制作出“希腊火”。通过一种泵，拜占庭人将“希腊火”喷向敌船和敌兵，这往往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伤亡。10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七世将“希腊火”的制造法列为国家机密。直到1453年，也就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希腊火”仍旧是拜占庭的秘密武器之一。

中国和拜占庭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这两个国家在水利建设和制造水钟上使用了相似的技术，都利用公共活动来加强皇室的权威，都坚信自己的首都是世界的中心。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的皇帝都很保守，对本国的历史都有强烈认同感，都以相似的方式管理国家，都建立了层级化的行政系统。拜占庭的文化并不是特别愤世嫉俗的文化，但王朝的专制统治经常会导致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冲突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候会以背叛、谋杀和宫廷政变收场。君士坦丁堡的女性阴谋家和她们的宦官与中国的皇后和她们的太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要具备三个条件，中国和拜占庭的王朝就能继续存在下去：第一，有超越敌人的技术优势；第二，农民是社会的坚实基础，而且国家能从农民身上课税；第三，有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至少在有些时候，这三个条件拜占庭都具备。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崩溃了。帝国瓦解的部分原因在于，信仰天主教的西方没有施以援手，而且威尼斯人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曾经重创了这个国家。我们还应该记住，一些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西班牙人（或许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参与了君士坦丁堡最后的防御战，而且他们都牺牲在那里。一艘来自威尼斯的船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封锁，顺利驶过爱琴海，到外面寻找援兵，但却一无所获。船长让他的船员投票决定这艘船的去向——要么直接返回威尼斯，放弃已经注定失败的君士坦丁堡；要么回到拜占庭，告诉皇帝这个坏消息，并与他一同战死。结果，只有一名船员选择回家，但他的声音却被淹没在了众人的喊叫声里。于是，他们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捐躯。

奇怪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但这座城市的失陷并未产生什么世界性的影响。听到这一消息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立刻来到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人商谈新的贸易协定。事实上，商业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奥斯曼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并一路打到了维也纳。但他们未能如自己希望的那样征服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推行伊斯兰教。很快，君士坦丁堡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出现了宏伟的宫廷，宫廷里有太监和庄严的仪式。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似乎与之前没有太大差别。尽管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但奇怪的是，这座建筑仍然使人感到十分亲切。通过那些被十字军抢走的物品，拜占庭在艺术上和文学上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后来，随着欧洲人对古希腊的兴趣越来越浓，拜占庭的影响也不断增加，这对日后的文艺复兴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