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走出混乱的大熔炉 从700年到1480年：伊斯兰教的伟大时代，游牧民族建立帝国，以及欧洲的觉醒

在公元800年，领导世界的是两大文化，即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从9世纪到文艺复兴，大约经历了6个世纪。相比之下在这6个世纪中，欧洲几乎是一潭死水。在那里，从亚洲迁徙来的部族，以及曾经被罗马人统治的分散的民族，都慢慢地凝聚在一起。他们首先组成一个个由家族统治的封建王国，之后这些王国发展成为拥有固定领土和常用语言的民族国家。他们相信伊甸园的存在，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时代。但人类祖先的罪恶将这个世界推向了“堕落”，推向了痛苦。当基督重返世间，并对人类的种种行为进行审判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终结。此后，时间也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尽管他们善于用石头修建各种建筑，而且出了许多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文明仍然落后于其他文明。

对今天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这或许是个古怪的观点。毕竟，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教皇地位的提高，查理大帝创建了一个如梦似幻的辉煌帝国，以及十字军东征。除此之外，许多民族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这些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统一的时代，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在欧洲崛起，苏格兰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现代俄罗斯和现代波兰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间段。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出现了第一批哥特式大教堂，基督教的修道院发展到了顶峰；骑士传统方兴未艾，穿着铠甲的骑士取得了支配地位。正如我们所知，不久之后，欧洲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各地。那个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为欧洲影响力的扩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在这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仍然落后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伊斯兰世界有着高度发达的科学和建筑。时至今日，伊斯兰式建筑仍然存在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部分地区，伊斯兰建筑风格最远影响到了中亚。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欧洲不但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是竞争关系，但欧洲没有一座城市比得上对手所拥有的巴格达或开罗，更不用说是中国的大都市长安和开封了。欧洲人的道路系统和运河系统没有得到适当养护；城镇治安很差，走在乡村地区的旅行者缺乏安全感；图书馆少得可怜；没有哪个地方有公平、可行的法律；边境地区的战乱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欧洲人对历法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他们的计时方法也很原始。此外，他们也生产不出什么像样的奢侈品。用日后的观点看，地中海地区的大城市都不完全属于欧洲人。君士坦丁堡仅仅处于拉丁欧洲认识范围的边缘。而且，在这几个世纪中，君士坦丁堡变得越来越“东方”；另一方面，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穆斯林占据了几百年。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巴黎、伦敦和罗马无法与之相比。直到这一阶段的末期，也就是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和锡耶纳——进入全盛期的时候，欧洲文化才能与伊斯兰世界大城市文化和唐宋时期中国的大城市文化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将欧洲落后的部分原因归结为瘟疫和气候。在罗马帝国末期（公元400年前后），帝国的人口约为5500万。有人认为，爆发于541年的“查士丁尼瘟疫”使当时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之后，淋巴腺鼠疫又一次次地冲击欧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世纪早期。总之，瘟疫和逐渐萎缩的农业使欧洲在古罗马时代之后的快速复兴变得举步维艰。

查士丁尼是一位有远见的皇帝，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他手下的将军——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夺回了北非和意大利，并一度重建起一个统一的帝国。查士丁尼的妻子西奥多拉是个极其可耻的人物。据说，她以前是一位马戏团的演员，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妓女。她对男人的欲望堪比查士丁尼对土地的欲望：相传，她曾愤愤地抱怨说，为什么上帝不在她身上多留几个孔。拉文那的圣维塔莱教堂中有一幅著名的马赛克肖像画。在画中，西奥多拉站在中间，她的头后有一个象征太阳的光环，身旁站着各级官员。画中的西奥多拉显得既有知识，又很坚定。查士丁尼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但他没有足够的军力和财力去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欧洲太衰弱了，不可能重建军团、法律、道路，以及之前所依赖的水道。查士丁尼可以对抗蛮族国王，却不能对抗瘟疫和饥荒。

在罗马和希腊之间出现了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贯穿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查士丁尼费尽心机，试图弥合罗马教皇和东正教牧首之间的分歧，但两边的仇恨实在太深了。罗马天主教的领导人——最初是地方教派的领导人——一直坚守在罗马帝国的旧都，尽管那里已衰败不堪。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他们成了“教皇”，并声称有权管理所有的基督教徒。教皇之所以能如此发号施令，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声望，这种声望源自于一个传说，即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墓地都在罗马。耶稣基督曾将圣彼得称为“磐石”，并要把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尽管罗马帝国的宫殿已经纷纷倒塌，牛羊都可以到之前进行法律和政治活动的公共广场上漫步，但罗马仍然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而且，在早期，罗马的基督教社团也是规模相对较大的一个。开始的时候，罗马出现过几位懦弱、甚至邪恶的教皇，但也出过几位很有能力的教皇。这些有才干的教皇可以从容地与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领袖进行辩论，也可以参与带有暴力色彩的强权政治。在战乱丛生的意大利，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参与这种强权政治。

在此后的若干个世纪中，罗马教皇偶尔会和有能力重新整合西方世界的世俗领袖结成联盟。从493年到526年，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统治着意大利。如果这位能征善战的国王不是异教徒的话，那么在查士丁尼发动战争之前，教皇或许已经与他结成同盟了。复杂的移民定居点逐渐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因此教皇不得不主要与法兰克或日耳曼的军事领袖结盟。最典型的例子是结好查理大帝。查理是法兰克国王，他曾建立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德意志西部地区、瑞士和巴伐利亚，但这个帝国很快就瓦解了。他的父亲丕平曾经保护过教皇，并且给了教皇一块领地。后来，教皇在这块领地上建立了“教皇国”，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19世纪。到了19世纪，不合时宜的教皇国激起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愤怒。

公元800年，查理前往罗马。当时，统治拜占庭的是伊琳娜女皇。罗马人和法兰克人都极其蔑视女主统治，因而他们认为罗马皇帝的位置是空缺的。于是，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这样做或许会让查理感到有些吃惊。但在查理大帝死后，法兰克帝国迅速瓦解。846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从北非出发，入侵意大利，到达并洗劫了罗马。这时，教皇才记起自己是多么弱小。纵观欧洲，从苏格兰中部地区到西班牙北部地区，罗马人筑起的长墙已经倒塌，罗马人修建的道路已经荒废，成了徒步行走的小路和供驮畜行走的小径。

但东方并没有处于“黑暗时代”，至少中国肯定不是。在西方，查士丁尼的将军们正在试图收复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失地。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隋文帝成功地推翻了南方衰弱的陈朝。在这场战役中，隋军动用了大量战舰。这种战舰有五层甲板，简直就是漂浮在水上的堡垒。在经历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后，一个高效的王朝将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在这个王朝的统治下，以种植稻子为主的南方地区与更加发达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整体。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修建了一个总长约1550英里的水路交通网。这个名为“大运河”的水路交通网由人工运河、天然河流和无数的水闸构成，它将中华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紧密程度是欧洲人想都想不出来的。对中国历史而言，运河系统比长城更加重要。大运河于605年开工，611年竣工。它将长江三角洲与北方中心地带的重要城市——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前身——联结起来。运河上运输着谷物、食盐、蔬菜和各种奢侈品。商人、军队、税收官在运河上来来往往，运河沿线的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一位历史学家将其比喻成“第一条横贯北美的铁路。它使中国经济一体化变得切实可行”。另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大运河“起到的作用就像地中海一样，它改变了东方的地理，使中国最终拥有了像古罗马那样的水道。廉价的南方稻米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这为北方城市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挤满人的基督教城市相比，一些伊斯兰大帝国更成功地摆脱了瘟疫的侵袭。在这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帝国使用运输系统的效率一点也不比中国使用大运河的效率低。他们的驼队和马车队在要塞之间的沙漠商道上穿行，例如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穿行。这创造了一个军事系统，使波斯人、阿拉伯人、北非人和印度人，以及生活在中国周边的各个部族团结在了同一种信仰之下。像巴格达和开罗这样的城市本身就位于重要的水系旁边。在三角帆船、新的船具装置法和新式航海设备的帮助下，水手们将伊斯兰教和世界贸易拓展到了欧洲人做梦都想不到的遥远地方。

无论如何，生活在欧洲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欧洲人只是“基督教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几个世纪的许多时间里，东方人一直在努力弄清这个词的意涵。欧洲是一个在地理上受到包围的地区：穆斯林切断了欧洲与地中海许多地区之间的联系，来自北方和东方的部落移民不断向欧洲施压——欧洲被夹在了大海和撒拉逊人之间。亚伯拉罕的妻子名叫“撒莱”。“撒拉逊”一词就源自“撒莱”这个名字。据称，穆罕默德是撒莱的后代。

事实上，“基督教王国”并非单一的实体，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欧洲内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因为这有助于消除种族、地理和部族之间的芥蒂。促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可以使他们融入基督教徒的大家庭，并推动罗马旧式的名门望族和法兰克军事领袖建立联盟；可以将爱尔兰的僧侣派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将英格兰的传教士派往德意志地区；可以使来自东方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区的部族领袖接受一个更加宏观的观念。欧洲有许多敌对的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拉丁语的变体，这些派生语言中还包括许多来自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的词语。尽管这些民族相互竞争，它们的统治者互相讨伐，但从某一个层面来讲，他们能够在基督的名义下团结在一起，除非他们是异端、异教徒或犹太人。

这当然是件急迫的事。人们期待着基督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降临。与这种期待相比，古典时代的终结似乎算不上什么。圣保罗已经发出警告。预备好食物和避难所之后，人类生活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为基督的再次降临做准备，这件事将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在世间建立文明只能排在第二位。

欧洲最重要的名胜古迹都是宗教建筑。几代人营建的修道院和大教堂都在平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当时最大的政治工程是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但无论是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还是在日耳曼人的统治下，这个帝国都无法与之前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漫长的哥特式的白日梦，最后被拿破仑击碎。但从一个更加实际的角度看，欧洲的宗教生活却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希腊语基本上已经被遗忘，但教会使用的通俗拉丁语仍然鲜活。公元6世纪早期，圣本笃将希腊的修道院传统带到了意大利。按照“圣本笃会规”，僧侣应该保持纯洁、贫穷，应该服从修道院的院长。会规向人们传达了和平与希望，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它吸引了许多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此后他们不再强取豪夺，不再参与战争。

欧洲日后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两件事。但在当时，它们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一件是持续不断的部族迁徙潮。迁徙潮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亚大草原上发生了饥荒。对于那里的畜牧文化来说，人口的小幅度波动也是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那里的农田非常贫瘠，因此很容易出现饥荒。于是，一个部落开始挤压它西边的部落，那个被挤压的部落又会去挤压更靠西的部落，如此下去，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跨过了多瑙河或莱茵河，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376年，当东哥特人到达今天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一带的时候，人们开始表达对民族迁徙的不满。继东哥特人之后，其他部族也相继来到欧洲，先是阿兰人，随后是西哥特人。在进入西班牙之前，西哥特人曾定居在法国中部地区。406年，趁河水结冰的时候，更多的部族跨过莱茵河，进入高卢。441年，匈人抵达欧洲。汪达尔人迅速进入西班牙和北非，随后洗劫了罗马。

很明显，日耳曼部族是分成若干等级的：第一等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第二等是居住在北海地区的部族，如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后来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迁移到了英格兰、苏格兰、法国部分地区，以及低地国家；第三等包括伦巴第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哥特人，以及其他部族，随后他们通过法国进入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日耳曼人身后跟着下一波的移民入侵者，他们就是斯拉夫人。

这些部族摧毁了城镇和教堂，住在以前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定居农民经常受到他们的袭击，苦不堪言。各个部族的军事领袖纷纷创建新的王国，但这些开国者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政权也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罗马人撤退的时候留下了许多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当掠夺者到来时，那里还留有不少已被开垦的耕地和大量建筑。无论是在法国南部种植酿酒葡萄的地主、图卢兹或米兰的市政官员，还是在河谷地区拥有别墅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世界将要终结。在欧洲大陆地区，当入侵者抢占土地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土地比他们之前见过的所有土地都要更加肥沃。当地的农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

在充满危险的时期，寻求保护是明智之举。在迁徙潮的冲击下，一些农民自愿成为农奴，他们接受当地武装地主或骑士的保护，作为回报，他们要在保护人的土地上工作一定天数，同时上缴一定数量的谷物或牲畜。这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了封建制度的确立，而封建制度的确立了又导致了新的政治认同。对许多人来说——或许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认同感主要是针对地主的，而不是针对国王的，例如珀西家族、斯福扎斯家族、道格拉斯家族和勃兰登堡家族所建立的王朝。欧洲的语言和文化原本就是多种多样的，日耳曼部族的移民潮又进一步丰富了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凯尔特人、拉丁人、伊比利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数量仍很庞大。

从本质上看，接下来几百年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入侵者逐步融入欧洲的过程。那么，这件事怎么会是个好消息呢？

答案是迁徙潮带来了竞争。尽管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荡，但日耳曼部族的定居和凝聚造就了欧洲生机勃勃的竞争文化。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部族逐渐发展成为王朝国家和领地国家。伦巴第人、诺曼人、东法兰克人和西法兰克人发展成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生活在英国的布立吞人与来自北欧的入侵者进行了长期斗争，最终锻造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1066年的诺曼征服创造出这一地区最强大、最成功的民族之一。欧洲并不是处于某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也不受某一种神学权威的支配，竞争、冲突、躁动和咄咄逼人的文化推动了欧洲的发展。欧洲应对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内部移民，使得这一变化逐渐走向了必然。

第二件事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欧洲北部地区被隔绝在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外，这在当时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事。强大的伊斯兰哈里发国从比利牛斯山北麓经北非一直延伸到中东和中亚，这些国家构成了一道宗教封锁线和军事封锁线，几乎没有基督教徒愿意冒险进入这些国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发明，从代数学到纸张，从火药到瓷器，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传到欧洲。地中海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意味着“基督教王国”只能向北发展了。在这种压力下，以前罗马帝国的行省发展成为法兰西、勃艮第和不列颠。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完全进入了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平原地区有着一层厚厚的黏土和沃土。人们砍倒森林，预备好重犁，准备在那里种植大麦和小麦。教皇向法兰克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寻求保护，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教皇也没别人可求；另一方面，在南方人的影响下，那些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和哥特人开始变得通情达理。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热那亚和威尼斯成了独立的共和国，贸易是共和国的支柱。德意志地区和尼德兰地区的独立城市和行会组织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加入汉萨同盟的贸易城市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网络。英格兰的羊毛贸易拓展到了欧洲大陆。自从罗马军团撤离后，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始终处于欧洲的边缘。但现在，他们逐渐回到了欧洲社会的主流，他们中出现了传教士、武士和商人。勃艮第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波兰的亚盖洛家族和金雀花家族都建立起了王朝国家，这些王国都实行封建制，而且拥有与地理条件不相称的广阔领土。

欧洲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安达卢斯地区的伊斯兰文明，关于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及。安达卢斯地区位于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无论是西班牙北部的阿拉贡王国、卡斯蒂尔王国和莱昂王国，还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王国和瓦拉几亚王国，各地的基督教徒都要求反抗伊斯兰世界，而且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基督教徒认为，他们都拥有一种尚武的前线文化。教皇希望将欧洲人和罗马教廷的支持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十字军运动。在反抗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就是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和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尽管中东地区已经被占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尽管反抗异教徒的号召激发了人们的献身精神，但战争中的暴行和死亡都昭示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十字军破坏了亚伯拉罕系两大信仰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破坏是致命的和半永久性的。最后，事实证明，君士坦丁拥抱拿撒勒人耶稣的信仰实际上腐蚀了他所传达的启示：一旦成了十字军骑士三角旗上的纹饰，象征着受苦、怜悯和宽恕的十字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十字军将他们的军人作风带回了欧洲的核心地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创建了自己的国家，骑士团的成员既是朝圣者又是武士，他们有着兄弟般的友谊，决心制服北方的异教徒。慢慢地，他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帝国。法国的郎格多克爆发了针对“纯洁派”异端分子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本来就已经很残酷了，久经沙场的骑士加入进来后，战争就变得愈发残酷。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占据欧洲大陆的土地和欧洲岛屿，但却完全没有接受欧洲主流语言或主流政治观念的人，例如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萨满的追随者，尽管这些人已经变得越来越焦虑。苏格兰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王权观——一位领导人自己意识到，王权不是管理领地，而是管理人民。德意志的部分地区并非控制在传统的封建领主手里，而是控制在主教的手里。欧洲有许多相互对抗的民族，这些民族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政治体制。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相比，欧洲的政治体制都更加丰富多彩。与化学反应相似，各种要素被混合、压缩在一起。

“基督教王国”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的拉丁—罗马—教皇阵营，另一个是希腊—拜占庭—东正教阵营。最后，事实证明，这种分裂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拜占庭帝国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它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西北方是来自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攻击，东方是来自鞑靼人和穆斯林的攻击。我们将在后文讲述拜占庭的历史。在查士丁尼之后，拜占庭就很难对意大利施加真正的影响力了。因此，罗马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神学，可以在欧洲大陆的范围内建立教区系统和修道院，可以将罗马帝国的残砖断瓦拼合在一起。在宗教艺术、宗教文化、封建土地制度和自由城市方面，西欧都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最后，当城邦和地方统治者足够富有，并重新获得古典时代的学问和技术时——这些失落的学问保存在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充满干劲地挖掘这些古典知识。

但在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后来发生的事。当撒克逊人吟诵着他们的战争史诗时，卓越的日本作家紫式部正在创作她的历史小说《源氏物语》。当奥发这样的军事领袖决定在威尔士的边境地区铸造硬币的时候，他只能仿造一些穆斯林使用的第纳尔，而且这些仿制品相当粗糙和笨拙。随后，当第一批大教堂在西西里、日耳曼和法兰克拔地而起的时候，在世界其他地区，托尔特克人和玛雅人也能建造同样杰出的石制建筑。在欧洲人见到纸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纸币了。在12世纪，当英国人正在为金雀花王朝的崛起而打打杀杀，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正在为他们的王位继承战争流血牺牲的时候，柬埔寨的高棉文明正在修建吴哥窟（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它起初是印度教寺庙，之后成了佛教寺庙）。总而言之，欧洲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