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应该写史
“历史需要稳定”，只有“稳定的历史”才能写入历史书，这是唐弢同志主张“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基本观点(见《文汇报》十月二十九日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对此，我们有些不同想法。我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记》，从我国远古传说写起，一直写到司马迁生活着的“当前”。《史记》中的《今上本纪》，就直接写当时的皇上汉武帝，而《汉书》写作时，两汉早已过去。历史已经“稳定”，但《汉书》中的汉武帝以前部分，明显地不如《史记》写得好。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当代史，历史是否已经“稳定”，而在于史家有没有掌握充分的史实，能否站在历史的高度，意识到历史的内容，发现和揭示历史的真实进程及其规律。如果史家做不到这一点，即便历史再“稳定”，他也写不好历史。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更是写当代史而且是写最新当代史的典范。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两三天，他就写了巴黎公社史即《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并没有等到巴黎公社“稳定”后再写巴黎公社史。
从根本上说，“历史需要稳定”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历史是客观存在，只有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历史、理解历史、表述历史的问题，不存在主观上“需要”它“稳定”就可以“稳定”的问题。秦始皇、武则天、明太祖的一生，早已成为历史，但他们的历史从来也不曾“稳定”过。
具体到能否为当代文学写史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王瑶同志就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而且很快出版了。而当时的新文学史写的不折不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当代文学(到后来，人们才把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新文学史称为现代文学史)。以后，叶丁易、刘绶松等同志也都写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但当时，谁也没有说过“新文学不宜写史”。因为新文学既已有三十年的历史，那么也就可以写史，应该写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六年，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其内容远超过前三十年；而且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其不同于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呢？
唐弢同志认为，“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本米面目逐渐明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才“成熟”。其实，写历史，写文学史，不存在什么“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但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还是始于春秋战国之交，还是始于秦汉，还是始于魏晋，至今仍未“清晰”，就说现代文学史吧，鲁迅何时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两个口号之争的功过是非等等，能不能说“事情”的“本来面目”已经“清晰”了呢？恐怕不能这样说。但唐弢同志还不是照样主编了现代文学？可见，要等到“写文学史的条件”“成熟”了以后才写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说不通和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复实践，才能弄清楚当代文学历史的“本来面目”，“理清线索，找出规律”。
(原载《文汇报》1985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