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代陕北民族分布格局的最终形成

清朝建立后，于康熙七年（1668），陕、甘分治，陕西省所领七府（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兴安、延安、榆林）、五直隶州（乾州、商州、邠州、鄜州、绥德州），基本与今陕西省所辖地区相同。延安、榆林两府及鄜、绥德两州大致管辖今陕北地区。清初，自元、明三百多年以来陕北地区原有的诸族基本上融入汉族。由于明末陕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关中、渭北及山西一带的汉族又大量迁入，因此，使陕北地区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加速了该地区的以汉化为主流的民族融合。而明初陕西形成的回族也日益发展壮大，主要聚居于关中，其次是陕南和陕北地区。

在清同治年（1862—1874）以前，陕西回族人口到底有多少？据同治年间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的奏牍中说：“通计陕回七八十万。”而据民国初年西安回族马光启所撰《陕西回教概况》记：“历宋元明清以来，生殖日繁，遂布满全省，号称百万。”又据同治年间曾参加镇压回民起义的余澍畴所撰《秦陇回务记略》说：“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即陕西回族占总人口的3/10。这一数字为现今一般有关论著所引用。然而，清乾隆时，陕西总人口是700万至800多万，到嘉庆、道光年间，增至1000万至1200万左右，如果上述陕西回族总人口约70万至100万较确，则回族只占全陕人口约1/10，余澍畴的说法恐不确。尽管如此，当时陕西十人中就有一回族人，回族人口之多，发展之迅速，也是很引人瞩目的。而陕北地区的回族则较关中人口为少，主要居于延安府县城附近，及与甘肃交通沿线。此地回族与甘肃陇东、宁夏的回族关系较为紧密，往来较多。

到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七，以陕西关中华县圣山砍竹事件为导火线，点燃了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到同年八月，陕西回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全省回民皆举义旗，众约数十万，以东府为最多，西安次之，西府也有四五万众。正如有的清朝官吏惊呼：“自夏徂秋，通省回民皆叛，地方无完土。”此时，回民起义军又与陕南的太平天国的义军相呼应，攻占关中多处。清廷急调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军于同治二年（1863）七月后，大部分西退至甘肃董志原（今甘肃宁县西北），建十八大营。

同治五年（1866），陕西汉族人民因连年战争，清军“复苛派民粮，民不能堪”，也纷纷揭竿而起。其中以活动于陕北及陕甘交界处的董福祥、高万镒为首一支，势力最强，“众号数十万”，且有与回民起义军联合的趋势。这就为回民起义军复起于陕西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同年十一月，西捻军张宗禹部六万进入陕西，其目的即是“前进陕西，往连回众，以为掎角之势”。这无疑使回民起义军势力复振，大大有利于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陕西清军已大部分在西边与甘肃回民起义军作战，故东府一带防御薄弱。因此，西捻军由潼关、华县避开驻防清军，由蓝田转至渭南。十二月十八日，在西安灞桥十里坡一战，西捻军围歼清军数千人，遂围西安省城。时清军“文报不通，粮路断绝”。这种形势下，在甘肃的原陕西回民起义军及部分甘肃回民起义军纷纷东趋入陕，再次掀起了反抗清朝统治阶级斗争的高潮。

同治六年初，从甘肃东来的回民起义军数万，却与陕北汉族义军联合，由邠县至鄜县，三原、耀州、同官、岐山、扶风、延安、安塞、甘泉等地，遍有回民起义军活动其间，致使陕西巡抚乔松年“茫无以应”。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督办陕西军务、陕甘总督，严令催促立即入陕。同年六月，左宗棠率军由湖北抵潼关，他提出了“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围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的方针。九月，西捻军转战至陕北，进入白水、中部（今黄陵）、洛川等地，与回民起义军联合，先后攻破了安塞、延川、清涧等县。十月二十七日，又攻占绥德。与此同时，以崔伟为首的回民起义军在岐山、陇州活动，清军告急，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回民起义军的掩护下，西捻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宜川东北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直到同治七年六月在华北才为清军所镇压。

西捻军撤离至山西后，左宗棠以“先土后回”“各个击破”的策略，采取剿抚两手，分化瓦解回民起义军内部及陕北汉族义军。同治七年底至八年初，陕北汉族义军首领董福祥等降清，反过来攻打回民起义军。至此，回民起义军势孤，为清军各个击败，又退守至甘肃董志原、宁县和正宁一带，与甘肃回民起义军一起继续战斗。陕西地区的回民起义基本结束，而回民起义的烈火仍在甘、宁、青、新等地如火如荼。直到清光绪三年（1877），西北的回民起义才最终为清朝统治者所镇压。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结果之一，是改变了清初陕北民族由汉、回为主的分布格局，即因陕北回军及家属西迁至甘肃（包括今之宁夏）各地，而变成汉族为主及仍在人数不多、已不断汉化的蒙、满（即少部分驻防陕北八旗官兵）诸族。到近现代，陕北基本上为汉族的最终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