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个人”

对人的本质的考察是古希腊以降哲学家们一个艰巨的、共同的任务。古希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宣言，孟德斯鸠对“物理的存在物”、“智能的存在物”、“有局限性的存在物”、“有感觉的动物”的人性的分析，彰显着人类认识自身的轨迹和历程。这种认识经过近代朴素唯物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有了一个新的转向。康德高扬主体性旗帜，提出“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行动的客观原则”。但康德对理性的凸显客观上又降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地位：“理性的本性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从而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理论体系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化康德的“理性”为“意识”，在“（甲）意识——（乙）自我意识——（丙甲）理性——（丙乙）精神——（丙丙）宗教——（丙丁）绝对知识”的逻辑框架内展开对人的本质的论述。黑格尔以“有用”为启蒙的基本概念，通过“一切东西都既是自在的又是为一个他物的，换句话说，都是有用的”界定人的本质和人的地位，指出“人是意识到了这种关系的东西”，“人，就其直接性而言，作为一种自然的意识，他是自在的，好的，作为一种个别的意识，它是绝对的，而别的一切都是为他的”。“他利用别人，也为别人所利用”体现了黑格尔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关系的鲜明观点。但黑格尔对人的主体性本质的考察淹没在他的被神化了的“意识”中：“因为人性的本性正在于追求和别人意见的一致，而且人性只存在于意识与意识所取得的共同性里。”费尔巴哈既在类也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考察人的本质。从类的维度看，他将“意识”看作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因为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而人却具有双重的生活。在动物，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合二为一，而人，却既有内在生活，又有外在生活。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人思维，其实就是人跟自己本人交谈、讲话。没有外在的另一个个人，动物就不能行使类的职能；而人，即使没有另一个人，仍旧能够行使思维、讲话这种类的职能。“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从社会关系的维度看，费尔巴哈意识到“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人只有在别人身上才了解自己和意识到自己”。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费尔巴哈更多地主张个人对于他人的义务关系，做有道德的人：“只有把人对人的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我对你的关系加以考察时，才能谈得上道德；只有把对自己的义务认为是对他人的直接义务，只有承认我对于自己有义务只因为我对他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乡村、对我的民族、对我的祖国）有义务时，对自己的义务才具有道德的意义和价值。”“积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不幸，与他们同甘共苦（其目的自然只在于消除万一可能发生的不幸），这是真正的道德。”对于费尔巴哈社会关系中做有道德的人的观点，恩格斯批评道：“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因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设计出来的，忽略了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的道德要求的差异，由此决定了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是“空话”、是“抽象的人”。

尽管休谟在《人性论》中呼吁“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但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得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难以取得科学性的进展，以至于18世纪50年代卢梭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古希腊以降对人的本质的考察构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的厚重的遗产积存，也成为马克思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这种批判和超越表现在对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抛弃，对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机械性的抛弃，对唯物主义的继承。“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个人”的路径包括：

（一）抽象的人到劳动的人

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不同，马克思以劳动、生产作为区别人和动物的标志：“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费尔巴哈也曾试图把人的学说“从天国降到人间”，但他的机械唯物主义痕迹限制了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认识，“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被唯心主义的光环动摇了：“主观性原则之最高峰，便是无中创有”，“无中创有是全能之最高表现”；但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创造是“意志之产物”。抛开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单从他的下半截即唯物主义的立场看，他把人的活动仅仅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而不是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就人和环境的关系看，费尔巴哈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不单单赋予劳动以创造人的本体论意义，更主要的是赋予劳动以能动的主体性意义。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人通过对象化活动彰显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动态的直观。劳动使人变成区别于并高于动物的人、社会的人；人之所以高于动物，就在于“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

（二）劳动的人到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动态的直观，这种直观表现在对劳动的具体条件的直观。对劳动的、社会的主体人的本质的考察，马克思既反对“被宣布为宗教的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也反对按照“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界定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了经验意义上的感性的直观。

抽象的人到劳动的人、劳动的人到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被宣布为宗教的人”转变为使用石器、手推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人，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成为奴隶或公民、成为哲学家或搬运夫进而出现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的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发展的序列。类的维度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的人获得了能力的规定和职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