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尹著作的新发现——《大一生水》
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一篇《大一生水》,其简“共存一四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二六·五厘米,上下两道编线的间距为一〇·八厘米。其形制及书体均与《老子》丙相同,原来可能与《老子》丙合编一册。”整理者据简文开头“大一生水”,拟加篇名《太一生水》。
《大一生水》是楚简中一篇后世失传的道家文献,可以称之为“竹简《老子》丙卷后古佚书”。曾经有学者根据这篇古佚文简的形制及书体同于《老子》丙简一事等,推测这篇古佚文原属《老子》,则为《老子》佚文(或为《老子》一书演化之前身)。但是,从文体上来看,二者颇为相异,从《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冲气以为和”,可看出《老子》是用高度抽象化了的经文体来阐述宇宙生成论的;而《大一生水》显然则是《老子》第四十二章等章的引申解说,属于传体式。从内容上看,《大一生水》和《老子》“道生一”的宇宙生成论也有所不同。
对于《大一生水》这篇古佚文的作者,李学勤先生曾推测“为关尹一派”,后来,确定为“关尹”本人,谓这篇古佚文为“关尹遗说”。之后,郭沂等人也赞同李学勤先生的“关尹说”,指出“《太一生水》作于关尹”。笔者经过考察研究,亦同意李学勤先生的见解,理由如下:
其一,关尹“主之以太一”,与该篇古佚文表示本体的“大(太)一”相吻合。《庄子·天下》指出:“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李学勤先生指出:“此处以老聃、关尹为一派,其学‘建之以常无有’,尚可与《老子》对应;‘主之以太一’则不见于《老子》,当为关尹的学说。”《老子》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繍(寂)呵缪(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这个本体的“道”,亦强名为“大”(竹简本《老子》甲也作“大”),但不是名为“大一”。以前,张岱年先生说:“《庄子·天下》述关尹、老聃的学说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常、无、有是三个概念;太一是两个概念,指太与一。太即道,一即‘道生一’之一。”这样解释,似乎已与《老子》的“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和“道生一”的说法接轨,但张先生的看法显然是不对的。郭象注云:“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耶!”《庄子·天下》所说的“主之以太一”之“太一”的概念,指的是天地群物之宗的大道,“一”并非万物之宗,它只是大道的化生物。“太一”是一个复音词,为单纯词,它具有不可分性,即两个字不能拆开解释,只有一个词素,其结构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不是能分开的“太”和“一”的联合,现在楚简《老子》丙卷后古佚文《大(太)一生水》出现,更证明《庄子》所云为“太一”而非“太、一”(“太”和“一”)。若为“太、一”,岂不成了“太、一生水”?若此,就讲不通了。现在还有学者说:竹简本《老子》、帛书本《老子》和通行本《老子》是误抄,而致使《老子》作“吾强为之名曰大”,没有作“吾强为之名曰大一”。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不足为据。
其二,关尹重视“神明”,而《老子》书不见此思想。《庄子·天下》说:“澹然独与神明居。”因《老子》一书中无“神明”一词,当然重视“神明”则为关尹的思想特点。《大一生水》亦很重视宇宙演化中“神明”这一环节,云:“天地 [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什么是“神明”呢?《庄子·天下》:“澹然独与神明居。”成玄英疏云:“清廉虚淡,绝待独立而精神。”则释“神明”为精神。《大一生水》注释云:“《易·说卦》:‘幽赞于神明而生耆。’《庄子·天下》:‘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成玄英疏:‘神明,妙物之名。明者,智周为义。’”许抗生按照《管子·内业》所说的精气本体论,认为《大一生水》的“神明”,可以理解为“无形莫测的精气(神)和精气显现出来的作用及现象(明)”。庞朴先生根据《淮南子·道应训》“昭昭者,神明也……”的线索,指出《大一生水》的“神明”,应是“有化育万物的功能”的“光之精华”。王胜利认为“神明”是指“天和地的神奇功能”。丁四新认为“神明”指“外在于人的神灵实体、人物内含的作为生命力或灵性根源的东西即是精神,就其功能而言其神妙的作用”。我同意许抗生的意见。这样关尹的“澹然独与神明居”,所体现的正是他自己清静虚淡独守精气的思想境界。这种重视“神明”的思想,在《大一生水》中也显露了出来,即谓“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也就是说精气相辅作用而化生成阴阳两极或二气。
其三,关尹在“贵清(清静)”的同时,也注重“动”。比如《庄子·天下》篇引关尹的话说:“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而《老子》在谈动、静时,强调的是“静”,尤其是在论水时,重视的是水之德性以及水之静的一个层面,如《老子》第六十六章云:“江海之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第七十八章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第八章云:“上善治(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而关尹的“其动若水”,就“动”的一个层面来说,也和《大一生水》中“大(太)一生水,水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天。……是故大(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又)[始,以己为]万物母”相联系。
鉴于以上三证,我认为竹简《老子》丙卷后古佚书——《大一生水》当为关尹喜之遗文。此文当是公元前500年—前496年,老子西行“至关”时,为关尹喜“著书《上下篇》(即《道德经》)”之后,关尹喜在学习体悟的基础上对《上下篇》(即《道德经》)的引申解说或阐发。具体来说,《大一生水》产生的年代当在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51年这一时段。李学勤先生认为“产生《大一生水》的年代下限即公元前300年左右”。这就把《大一生水》产生的年代时限拉后了。李先生说《大一生水》乃“关尹遗说”,并谓:“关尹乃老子弟子……《庄子·达生》和《吕氏春秋·审己》都记有列子请问关尹的事迹。吕书高诱注云:‘关尹喜,师老子也。’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指出列子曾师壶丘子林,而《吕氏春秋·下贤》载郑国子产为相,往见壶丘子林,可见关尹的年代确与老子相及。”那么,关尹喜亦当生活在春秋末叶至战国初期。黄钊认为关尹大约生于公元前547年,卒于公元前467年。我在前文考证关尹喜大约活动于公元前545年—前455年,或前541年—前451年。所以我认为《大一生水》既然是关尹喜的遗说或作品,并与竹简“《老子》丙合编一册”,《老子》丙原文当然是老聃自著,那么《大一生水》作为《老子》的“传”,其产生也不会太晚,至迟约在公元前451年。它不可能“晚于《管子·内业》(黄钊考证《内业》应作于公元前376年至前355年之间)”而作于“战国中期偏后”,更不可能作于“公元前30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