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商主义时期存量的形成

工业革命爆发前的重商主义时期是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简单的贸易政策主张基本遵循贸易互利的原则，但逐利的本性驱使商人们不断扩大贸易，追求财富增长。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西欧国家通过对殖民地金银的抢掠和商业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与政策

重商主义是描述16—18世纪出现的部分松散的经济思想，学者们将其概括为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准备时期反映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15世纪末，封建制晚期的西欧各国商业得到较大发展，商品交换与货币流动日益频繁，成为城市建立与规模扩大的基础，商品的国内与国际贸易亦获得发展。国王利用国家政权为商人提供海外商业霸权，打破封建割据对商品流通的束缚。反过来，商人为国王提供大量国内外战争的耗费，支持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从此，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改变，“世俗利益”成了人们不懈的追求。亚当·斯密将此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国家财富增长的相关探讨称为“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金银，拥有货币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②对外贸易是一国财富增加的常用手段。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证贸易顺差，才能增加金银货币，使国家富强；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一国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

2．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的发展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阶段；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是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两个阶段因在如何增加货币的观点上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认为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绝对遵守“多卖少买，最好不买”的原则，必须做到金银的输入超过输出，国家应该采取严厉措施禁止货币输出，鼓励货币输入，并通过贮藏的形式将货币留在国内。而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认为对外贸易可以多买，也可以多卖，总体贸易实现顺差即可。货币政策为在保证货币输入的前提下允许货币输出。国家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实现贸易顺差，并采取贸易干预措施，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保证贸易顺差。

二、16—17世纪欧洲经济的不断扩张

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持下，商人从中世纪较低的社会地位中脱离出来，并在欧洲经济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贸易量的增长和国际船运的开拓，此前孤立的地区和贸易被联系了起来，商人和生产者的活动逐步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作用并开始改变西欧社会的面貌。”

1．16世纪初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

冲破了中世纪的枷锁，西欧社会面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新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推动，部分是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实现，但这些变化都离不开资本的驱使，从而逐渐形成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导致经济存量的不断增长。

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一般是指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把他们变成雇佣劳动者，同时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个过程。在这一时期，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商业资本相继开始殖民扩张，通过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商业集团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强迫殖民地农民种植欧洲市场需要的咖啡、甘蔗，并从东方低价收购香料、丝绸、宝石、手工艺品，运输到欧洲后以6~7倍的高价出售，再从非洲贩运黑人到美洲充当奴隶，甚至通过战争、抢劫、杀戮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财富。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仅在1521—1600年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就有18000吨，黄金200吨。从殖民地掠取的大量金银货币，在欧洲大部分转化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欧洲经济的扩张

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社会无一例外地都会在一代或两代的时间内从即使最惨重的流行病对人口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与18世纪的情况一致，但中世纪后期欧洲人口趋势并不与其一致。一般地讲，长期增长似乎是从1450年之后开始的，尽管15世纪最后25年，人口的恢复在有些地区受到阻碍，甚至因受特殊因素的影响曾一度下降。不过，在1500年以后，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出现了明显而持续的增长。

欧洲各个国家的工资率和物价的长期变化趋势表明，在15世纪最后25年和整个16世纪，欧洲许多地区城市生产者的真实工资和工业产品的每一实物单位所能交换的食物量急剧地下降。这样，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段时期内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是巨大的。为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采用农场的小型化与土地分割的方式使土地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但这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永久解决办法。吸纳农村的过剩人口必须有另外的出路，那就是城市的大发展。要使城市能够吸纳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就必须使国内的生产体系迅速扩大，从而引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16世纪的意大利是具有经济优势和消费中心地位的国家，在繁荣的地中海贸易中，佛罗伦萨和米兰成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威尼斯和热那亚则是主要的海上列强和商业船队的活动基地。商人们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粮食、盐和纺织品、服装等产品贸易，但更诱人的是香料贸易。他们通过长途的商业交换链把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种植者与威尼斯的商会联系起来，再从热那亚分销到欧洲各国。此外还交易一些在欧洲拥有高价的东方产品，如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布及各种宝石，从而使威尼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海港之一。

到了17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这种地位被西北欧所替代。商业赢利的机会、丰富的资源和海运技术的结合使当时的北欧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的伦敦等先后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其贸易范围远及亚洲、非洲和美洲。据统计，1600—1700年间，葡萄牙、荷兰、英格兰、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船只抵达亚洲的数量共计3161艘，其中，葡萄牙371艘，荷兰1770艘，英格兰811艘。从美洲运到欧洲的黄金达158吨，白银达26168吨。在此期间，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是欧洲最快的，其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欧洲最高的。到1670年，荷兰船队的运载量达568000吨，经营范围涉及挪威、格陵兰、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其他欧洲地区、西非和西印度岛以及亚洲，贸易商品包括鲱鱼、胡椒、纺织品等。强大的航运船队、新的市场组织和金融产品（股票）的出现，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成为荷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被誉为“海上马车夫”。与荷兰相比，英国在整个17世纪并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其仍处在欧洲的商业贸易圈之内，并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着一系列内部变革。事实证明，这些变革为英国最早走上工业化之路，实现其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经济在生产技术、市场组织、政治形态的不断变革中实现了腾飞，商业中心从意大利城邦转移到大西洋东海岸，商业贸易活动将孤立的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世界市场的雏形。农业领域中新型农业经营制度的建立，使农民摆脱了封建束缚，农业技术较之前发生了较大提升与发展。农产品所提供的原材料还促进了制糖工业、调味品贸易、烟草贸易的发展。手工工场里轮子、控制杆、凸轮、螺旋桨等机器部件的使用代替了人工操作，纺织业、木材加工业等传统行业的动力化大大提升了产量。作为阿姆斯特丹毛纺业中心的尼德兰在1530年时呢绒的年产量为7104匹，1548年则扩大到10938匹；英国的毛织业到17世纪上半叶，呢绒的年产量则高达25万匹。玻璃业、钟表业、印刷业等新兴行业也开始出现并初具规模。玻璃业产量从1560年前的不足2万箱，到17世纪末就达到10万箱；钟表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其式样更加小巧、精美，价格更加低廉，1680年日内瓦的钟表年产量达5000座。印刷业因工匠们联合起来办工厂，行会束缚力小，成为较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行业。特许公司如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的建立为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铺平了道路，建立了贸易中的国家垄断。这些公司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分支机构，通过远洋贸易为公司获得利润，一次航行获得的利润都在200%以上。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各国争相通过贸易实现其财富增长，亦通过暴力手段攫取殖民国家财富，形成原始积累。但无论何种方式，最终结果是欧洲社会实现了经济存量的大幅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