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近现代沂沭泗水利纠纷解析

第一节 沂沭泗水利纠纷类型

前文已经提到：水事纠纷，亦称水利纠纷、水利争端、水事矛盾、治水纠纷、水利纷争等，系指行政区、部门和用水单位在治水、用水、排水中出现的一切矛盾纠纷事件，还包括因水域界线变化、河道变迁引起的水域边界争端。

水域边界争端一方面是由我国行政区划的特点决定的，边界纠纷是行政区划的派生物。我国行政区划总的说来是沿用历史惯例，其界线多以自然地形地物为标志，如河流、山川等。因河流山川固有的相对稳定性，所以行政区划界线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常会因为政权变动、自然环境变化以及政府对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变化。尤其是解放初期，大量的战争年代的临时性行政区划纷纷取消，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划设了一些新的行政区，行政区划变动异常频繁，时时引起纠纷或者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伏笔。反过来，边界争端亦会影响行政区划的变动。

另一方面，在作为区划界线标志的各种自然地形地物中，水域界线是最难界定的，界定以后也较难保持不变，因为河流时有改道、漫溢等情况发生，湖泊、水库等也会因水位不同引起淹没地带的较大差异。同时，湿地地形因本身缺乏地形参照物而易被忽略和混淆，这些都会给行政划界工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有时甚至导致严重的地域纠纷甚至武装械斗。

因河渠水利造成边界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如下：

首先，河渠本身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一些大江大河习惯上以中线或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但此线仅在理论上存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大型湖泊或水库亦然：四下茫茫，一望无际，下面深不见底，缺乏明显的地形参照物，实难明确界线所在。

其次，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自秦朝起，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界线就是粗略的，有些地段未形成明确的边界线。另一方面则是边界地区由来已久的矛盾，如本书提到的苏鲁微山湖湖田纠纷，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由于黄河北徙造成的微山湖水位下降，大片湖田涸出，鲁民云集西岸垦荒湖田而发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因微山县的设置而凸显。

再次，由于流域环境发生变化后引起的。如河流改道，河水泛滥、水面升降等。河南温县、武陟等地，既有因黄河河道南侵，不断侵蚀南岸，并在北岸形成新滩地，引起的巩义市洛口村、沙渔沟村（南岸）与温县温泉镇滩陆庄村（北岸）之间，荥阳（南岸）与武陟县寨上村（北岸）等长时间的争种甚至武装冲突。也有因黄河汛期泥沙淤积，掩盖了地形标志物或地界，造成的争议。如武陟县溜村与原阳县盐店庄村间的滩地纠纷远自清代就已经开始。而微山湖因水位不同，其湖面大小区别甚大：在32.5米时上级湖面积为235平方公里，下级湖面积为585平方公里，合计820平方公里；在33.5米时，上级湖面积为566平方公里，下级湖面积为659平方公里，合计1225平方公里，而在34米时总面积则在1262平方公里左右。湖水的丰枯对湖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影响甚大，极易引起纠纷。

第四，一些水利工程或者水工设施的兴建，也会改变流域环境，从而导致争议。小者如四川省新津与彭山二县长达数百年的争端，即是因架设筒车、筑堰阻水而起，其中通济堰因架设筒车而导致的水事纠纷和行政争端，次数最多，逾时最长；又如清康雍年间：“自宁晋泊以上，滏水所经州县多引流种稻，沿河闸座甚多，而磁州之民欲专水利，以致下流稻田多废，争讼累岁不休。”大者如1957年山东于微山湖中最窄处建二级坝蓄水，将湖拦腰截断，致使上级湖淹没大片沛县农田，而下级湖涸出湖田又不许沛县村民开垦，致使矛盾升级。很多水库建成蓄水后，占地补偿、压青补偿、移民问题等接踵而至，讼事不绝。

第五，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趋于多样化，边界的定义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点和线变为向空中和地下延伸的面，如山林、草场和矿产资源等。目前，随着资源渐趋紧张，边界接壤地区资源权属问题日益突出，围绕这个“面”的相关的资源的争议亦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以山东省为例，20世纪80年代，“由省里直接参与处理的纠纷就有十二起（与邻省的四起，省内的八起），其中土地争议三起，滩涂争议五起，岛屿争议二起，湖田湖产和荒山争议各一起”。

另外，历代政府往往会将河渠水利修治的成败与否作为官员升迁、晋级的主要依据之一，水利工程的成败又会直接影响地方赋税和百姓生活。因此各级官员多行本位主义，以本地利益为出发点，趋利避害，以邻为壑，引起周边或相邻地区不满，导致冲突争讼。在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年代里，地方军阀甚至会因此刀兵相向。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建立健全，水权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上述不少问题被纳入水权纠纷的范畴。

本流域的水利纠纷几乎包括了上述所有类型，其中尤以权属不清型（以微山湖区为代表）、蓄排矛盾型（以湖西地区为代表）及汛期冲突型（以邳苍郯新地区为代表）最为典型。

本区水利纠纷同时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反复性。一些纠纷历时几十年至上百年，历经清政府、民国、人民政府并由各级政府机构调处，始终未获圆满解决。表3-1中可见其中一些地点的反复性。

二是野蛮性。苏北鲁南，昔为鲁地，多年的教化使这里民风淳朴，憨厚直率。但这一带战事频繁，无论楚汉争霸、三国争雄，还是两晋的七国之乱、南北朝并立，以及隋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苏北鲁南多为战场，徐州更有“兵家必争之地”一说。长期的战乱使人养成了尚武的风气，故此地民风剽悍，人性刚烈，遇事较易冲动。且受儒家思想影响，人多重乡谊、讲义气，尤其是“崇尚刚健”、“崇尚有为”和“崇尚群体”，使得该地一旦发生矛盾多诉诸武力。苏鲁微山湖争端仅新中国成立以后屡次械斗中，“沛县一方受伤群众就达373人，死亡16人”，可谓惨烈。

三是普遍性。沂沭泗流域的水利纠纷不是个别的孤立事件，相反其广泛性令人惊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流域中的每一条河流都存在着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矛盾纠纷，这一点可以从前章介绍的湖西地区清晰地看出。

如果换一个视角，即以县级政区入手考察，亦可清楚地看出流域内各县与周边县区的纠纷情况。表3-1即为济宁地区各县之间的纠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