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纠纷

黄河南流夺淮时期，徐州一带诚为治黄关键所在。究其缘由，盖因黄河在徐州以上河道宽广，及至州城脚下，受地势影响，河道急缩。据乾隆年间名臣陈世倌奏折：“臣于乾隆八年，曾带领郎中明安图，用仪器测量徐州城外黄河，面宽一百二十五丈，今闻现在河面仅宽四十八丈，夫以数千里奔腾浩瀚之黄水，而束于四十八丈之河面，势必尽赴此无堤之处贯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现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断不能尽复全湖之宽广，则微山湖之水已无所容。又加以黄河之水，年年减下，与运河仅隔一缕之堤，又势必漫入运河。而运道坏，黄河绝运而过，山东河湖之水，不能顺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鱼台、金乡、济宁、曹、单、滕、峄诸州县，民田尽被淹侵，则山东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诚今日所当熟筹而急为之计者。”其所论之事，即明清时期徐州一带黄河大致情形，其上书之时，应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短短十三年，河道由一百二十五丈骤减至四十八丈，变化如此之大，导致黄河常常在徐州一带决口。北决则经东明、菏泽、金乡、鱼台、丰、沛入微湖，南泛则经归德、萧、砀、灵、睢入洪泽湖。北决往往引起鲁、苏纠纷，南泛则引起皖、苏交恶。

清代在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兴建了许多工程，但这些工程以保运为首要目标。虽然这些水利工程一定程度刺激了这里的经济，但是这个地区的水灾连年频发，经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顺治至雍正的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中运河的河道变迁达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黄河减水道变迁达6次。乾隆时代，黄河河道向北迁徙，“北溢者八，南溢者十二”。

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徽巡抚靳辅受命任总督河道并提督军务，康熙命山东、河南各巡抚悉听其节制，并允许其“便宜行事，不从中制”大权。靳辅在其幕僚杭州人陈潢的协助之下，“经营十载，算无遗策”。靳辅治河的指导思想是：“浚淤筑堤塞决，束水攻沙，藉清敌黄”。康熙十七年（1678年），靳辅在徐州以上萧砀一带建五座减水闸坝：“先于砀山县南岸建坝一座，以减豫东二省骤来之水，砀山坝内疏泄不及者，随于萧县南岸，又建一坝以减之……以上萧、砀、徐三州县地方所建五坝，内南岸两坝所减之水，导归睢河，从姬村、永堌等湖而下，使沙停湖内，听清水由白洋河复入黄河；北岸州城以上二坝所排之水，排入微山、吕孟等湖而下，亦使沙停湖内，听清水由韩庄闸归运河，出骆马湖复入黄河，花山一坝所减之水，引令从新大决口内而下，亦使沙停口内，听清水由猫儿窝归运河，亦出骆马湖复入黄河。”

至民国初年武同举编写《江苏水利全书》时，总结黄河大势，盛赞靳辅开创的“引黄济清”成就，称：“靳辅建毛城铺减水大坝、王家山天然减水闸、峰山四减水闸，减黄入睢，又建归仁堤五堡减水坝……张鹏翮建归仁、安仁、利仁三闸，俱减睢黄水入洪泽湖，乾隆中，睢道渐淤，改于乌鸦岭西，由泗州谢家沟入洪泽湖，自是睢河正干全入安徽境，其余波由宿迁归仁集出安河，经桃源县入金锁镇，入泗州安河洼，归于洪泽湖，迄今形势无变。”后世治河专家也评价：“故靳文襄泄黄之有余，以济淮之不足，化无用为有用，功莫大焉。今试泄黄水十之二，使入毛城铺归湖，以出清口计，正河减二分，清口增二分，则合处差四分。试泄十之三，使由毛城铺归湖以出清口，则合处计差六分矣。黄大则清亦大，黄小则清亦小，名为以清刷黄。”但是也指出了其危害：“自乾隆三年，毛城铺闭，水势无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闸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势过猛，闸下引河狭小，不能容纳，两堰溃决。铜山之西乡、萧县之东北南三乡，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宁，又因洪泽湖水满倒漾，不得宣泄，以致淹没。”即一旦泄洪，铜、萧以下，大受其害，水入洪泽湖后，洪湖水涨，又导致沿湖农田受灾。

上述减坝于漕运有利，于地方则无疑加重防洪任务，于流经地区的百姓则不啻是灾难。因此，自毛城铺减坝开凿以来，反对之声即不绝于耳。靳辅无奈抱怨：“今使上流河身，其广数里，而下流河身，或为山冈郡邑所逼限，其广也仅得其半，更或仅得其十之一二，势必滂薄奔驶，怒极而思逞，加以伏秋暴涨，非时霪雨，其不至于败坏城郭，漂荡室庐，溺人民而渰田亩者几希矣。今于黄河两岸，及运河上下高堰一带……建置闸坝涵洞，共若干座，务令随地分泄，上既有以杀之于未溢之先，下复有以消之于将溢之际，故自建闸坝以来，各堤得以保固而无冲决也。乃不知河道者，与怀怨而寻衅者，啧有烦言。”看来，靳辅当时已经明显受到“不知河道者”、“怀怨而寻衅者”的诋毁和攻击。“不知河道者”是真不知抑或假不知焉？下面一个案例或许有所启发。

乾隆二年（1737年）四月，漕督高斌因毛城铺减河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提出疏浚。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连名陈奏，以为不便。高斌辩称：“毛城铺减水坝，原因徐州一带两岸山势夹束，河水屡屡为患，是以前河臣靳辅于康熙十七年题明建设，减下之水，使归洪湖，以助清刷黄。六十年来，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现今毛城铺浚河，乃因毛城铺坝以下旧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归，并非开凿毛城铺之坝也。”原来，夏之芳等在奏章中“妄行添入开毛城铺之一语”，使乾隆生疑，屡次批示高斌务必再三斟酌，不可固执已见，淮扬百姓一时也因夏之芳倡议于京，“遂浮论百出而莫可止遏”。乾隆以此事关系重大，是以复降谕旨：“令总河会同该督抚，悉心筹画，不可固执己见，亦不可曲徇人言，务期于运道民生，万全无弊。”

高斌、赵宏恩经过仔细考察，专程赴京进呈河图，面奏情事：“（毛城铺）乃旧有之河，并非昔无而今始开通。况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余里，经由扬疃等五湖为之停蓄，一入湖边，即已澄清，从无挟沙入洪湖之患，亦无洪湖不能容纳之虞，又岂如夏之芳等所言危高堰而妨淮扬之民生运道乎？”乾隆披阅河图，发现毛城铺口门外，近年以来刷深支河十余道，目前高斌已采取措施将毛城铺上游泄黄近溜支河全行堵闭，惟留郭家口支河一道，与下游倒勾水之定国寺支河一道，相机分泄，因此毛城铺所泄之水，较之从前已减去大半。高斌又设立徐州水志，规定至七尺方开。乾隆认为：“岂从前多泄之水不为淮扬之害，而此后少泄之水转为淮扬之患乎？况今高斌等议于毛城铺口门中间，筑乱石滚坝，俾无冲深夺溜之虞，则引河之水势，自不至奔湍迅疾。从来洪湖之水，蓄以济运刷黄，水少则淮弱黄强，水多则高堰可虑，数年以来，湖水微弱，黄水每致倒灌入运，今清口现议疏浚宽深，则清水畅流无阻，正虑清水畅泄，有伤全湖元气。今益以毛城铺泄下之水，则足以助清刷黄，而清水不患其弱，且高家堰一堤，圣祖世宗屡发帑金修筑坚固，足为淮扬保障。而天然一坝，又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定议，非遇异涨，不得轻开，则淮扬州县之水患，自由此可免。”乾隆帝又令高斌、赵宏恩会同总理事务王大臣与夏之芳等进行廷议，廷议中夏氏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乾隆批评夏之芳：“身未亲历其地，徒以惑于浮言，复固执偏见……其原无定见可知矣。”

不过，令乾隆帝未曾想到的是，他对夏之芳的批评会招来臣下的挑战。“忽据御史甄之璜、钟衡，抗疏陈奏。甄之璜奏称：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因致直隶地方雨泽愆期”。好在乾隆并不糊涂，质问二人：“夫淮扬与直隶相隔数千里，直隶之亢旱，与毛城铺引河何涉？而乃为此支离诞妄之语，钟衡条奏二摺皆系毫无禆益之事，将毛城铺一案牵引叙入，尤属巧诈，河防重务，必须明白指陈，尤须详细斟酌，固不可偏执己见，又岂可曲徇人言？……今甄之璜、钟衡并未亲历河工，确知河务，且非淮扬本籍，乃毅然奏请停止，明系受人指使，为先入之言，挟党营私，岂为公论？从来地方重务，每妄生议论，动有阻挠，乃明季相沿之陋习，此风断不可长。”

乾隆敏锐地注意到，毛城铺开河之争，实为淮扬籍官员为本地利益，背后指使甄、钟二人上奏，阻挠河工，于是果断将甄之璜、钟衡革职，交部严审。对于夏之芳等，“既以冒昧之识阻挠河务于前，又以巧诈之私希冀掩过于后，此并非寻常奏对不实者比，著交部严察议奏”。最后乾隆果断拍板：“毛城铺断自朕见，事属应行，著照九卿原议，令总督庆复会同高斌，确估定议具奏。并将现在办理情形有利无害之处，晓谕淮扬士民知之。”此例可见，“不知河道者”未必真的不知，其实是有地方势力作为幕后推手。

但毛城铺等减坝泄洪“引黄济清”对下游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以致高斌于乾隆十六年上《敬陈河湖蓄泄机宜折》，认为天然闸下游“萧宿诸邑本属地形低下，山水汇潴之区，再加黄水漫放，淹没民田，愈为受害。乾隆十三、四年将天然闸口门坚堵未放，附近得免黄水汗漫之患，已有效验，应将天然闸永行堵闭，方与民有益”，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泥沙淤垫，“孟山以下，归仁堤以上，淤垫尤甚，盖因雍正二年睢宁朱家海决口，三载始塞，虹、泗、睢、宿连界处诸湖俱饱”。又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虹县境内有断流河身，泗州境内则有豁露沙渚，“曩沉之田，间有淤涸，佃民竞利起讼，州牧郑交泰请通加查丈，限年升科。五十一年秋大水，淤处复沉”。

再如江苏省萧县，三面环山，其南面则一片旷地。同治八年（1869年）冬，萧县知县顾景濂向江苏巡抚奏请勘估洪河、濉河，指出萧县下游的“泗州濒临洪湖，因道光年间黄河南岸冲决，湖心淤垫高仰，每逢汛涨屡有倒灌之虞，泗民惧开濉河，呈请乞免”，顾氏奏请“仍由江皖两省委员，会同复勘详办”。顾景濂认为：“减、洪、濉三河分隶江、皖、豫三省境内，名虽别派分支，实则相为表里，一脉流通。疏浚之法，由下而上易为力，自上而下难为功，永（城）距减河之上源，宿（县）在洪河之下游，萧（县）则居永宿之间。宿议挑而永不挑，则利于下无害于上，萧亦未尝无利；宿未挑而永先挑，则利于上必害于下，萧更因之受害；况泗又居濉河下游，去路阻遏，水无所归。泗民不愿宿、灵（璧）遽挑濉河与萧民不愿永、砀（山）先挑减河同一情形也”。他认为：“愚以为兴举大役原应置身利害之外而通筹全局，尤当设身利害之中。似此河道工程，攸关三省农田水利，宜先注意于濉河下游，力为其难而不必亟亟于上源求效，致有以邻为壑之嫌，俟濉水去路通畅再行溯流而上，节节施工，庶探本清源一劳永逸，百年之利赖有兹，三省之讼端胥息。”

顾文详细叙述了永、萧、宿三县及减、洪、濉三河的关系，指出了虽为同一水利单元但行政区划分属之间的矛盾。同样，清末成书的、将安徽大政要事囊收一册以资抚皖者参考的《皖政辑要》，对此三河跨豫、苏、皖三省难以治理也颇表无奈：

查皖北洪河、睢河地势卑下，居豫省减水河之下游。若不随时挑浚，则上游水难宣泄，淹没田庐，毗连居民往往因此酿成大讼。光绪二十年四月，皖抚沈秉成准江督刘坤一咨，据江藩司详称：窃照豫、江两省通连水道沟渠，前会饬萧、砀二县设法疏浚。兹据萧县申称，卑县毗连豫省之减水河道并该河尾段之洪河，年久淤垫，应俟安徽洪、睢两河议挑，始可兴办上游工程。又据砀山县申称，卑县与豫省毗连之减水河道，逐段勘明，河身节节淤垫，亟应一律挑浚。因下游之洪河、睢河未能兴挑，是以中止。现淤垫各处，一遇大雨时，行水无去路，每致纷争涉讼，大为民累。然皖省下游不挑，则上游萧、砀等处仍无由切实兴办。详祈鉴核，转详请咨明皖抚速饬凤、泗二属，赶紧勘估兴挑，以便上游会勘禀办，等因。

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指出该处每每想要浚河兴工，下游泗州则不愿上游挑浚故道，而以洪湖未浚相推诿，“实由下游灵泗北境故道壅仰，高等平地，居民业多耕植，兼有坟墓”，因此水利事业举步维艰。

黄河北徙后，流域水环境大变“砀山、萧、铜山、睢宁、宿迁各县挑河工程，以时兴举，萧、铜导水入睢，安徽处下游，颇有争议”。龙河起于萧县城东，岱河起于西北，为宣泄龙岱二河山洪，该县人民亟思将该两河挖通，引水入濉，以除水患，自前清乾嘉以来，即要掘引成河，放水下行，故每次开挖，下游宿（县）灵（璧）等县必群起抵制，结果均禁止挑挖：

查宿州上与萧县毗连，萧邑龙、岱二河下注宿境宋家湾，水势浩大。幸宋家庄有天生土垄一道，隔绝二湖河之水不能南趋。从前萧民屡议开挖，经宿州下游人民极力阻挠而罢。盖宿州境内有南股、中股、北股三河，中股又名睢河，三河者皆黄河分流也。南股消永夏之水，中股消洪、减之水，北股上接王家闸十八里屯。又有西流河、北股河自艾山西分支西行八九里，由西流闸入睢，诸河汇归宿、灵、泗而入洪泽湖。其宋家庄土垄横梗于西流河之上，隔绝萧境龙、岱二河之水。自黄河北徙，宿、灵、泗河道节节淤塞，水无归宿。每逢大雨时，行睢溪、时村等集汇为巨浸，十岁九灾，不能再受萧县之水。是以，道光十年、光绪九年，该县议挖龙、岱，均经阻止。况萧开龙、岱，则永亦必开减河。今不阻萧，后复何辞以阻永？万一萧、永之水合注而东，恐宿、灵、五、泗无不水之年，亦无不水之地，下游各属受害滋大。

灵璧县知县郭继泰禀称：该县自黄河夺泗合淮而下流之，睢、沱、浍诸河水无所容放，灵璧之地不为沼者，鲜矣！治灵者不能使水不溢，但求水易消，而开浚沟渠实为急务。查与泗州毗连之王家桥、清水桥、连山洼各口，均分泄上游之水以达泗境蒋家河。十八年九月间，连遭大雨，河水泛溢。泗民大恐，私将水口堵塞。灵民因积水不下注，群起向争，几酿大事，官莫能禁。因会同泗州文牧前往查勘，泗境内向有袁家古垫一道，以御北水，每遇坍塌，两邑补修。谕令仍照旧章，灵、泗民人各半修筑。而王家桥等处水口，亦谕令泗民循旧开通，不准再堵。计全堰一千六百六十丈，两邑公修，工已告成。又称，灵璧西关外有支河一道，开自乾隆年间，系分泄上游凤河之水，以达下游之大路沟、小路沟等处。现已淤塞，每年水涨，城南居民欲开，城北居民抗阻，无岁不竞。因亲履勘，见该处有石基一块，询诸耆民，称开河时建有石闸，以防城南之水。盖支河系为分泄凤河之水，以杀上游罗家沟水势。惟遇北水涨时来源甚旺，恐支河宣泄不及，殃及城南，故建此闸，因水势大小以为启闭。年久闸废，水遂为患。因谕民挑河后仍建此闸，以杜争端。又南北两乡之洪沟、新河、马家沟等处，岁久淤塞，为害田畴，亦谕令按田派夫挑挖深通，一律工竣。

巡抚冯煦奏称：（光绪）三十三年，查前年皖北水灾，以宿州、灵璧、泗州、五河四州县为最重。其地介黄淮之间，北与江苏之徐州，西与河南之归德毗连，本为睢水流域。……夏秋大雨时行，上游水来极旺，顶托漫溢，十岁五灾，蠲赈兼施，糜款巨万。臣愚以为，欲淡沉灾，仍以治睢为亟。前此历任疆臣，屡有复睢之议，以邻省绅民互相争执，或谓洪湖高仰，难于容纳；或谓睢水既治，苏豫接浚，上游来源加增，为害弥烈。且因工巨款绌，未敢大举。……中股上承萧县龙、岱二湖之水，萧民屡议开河，导水南趋。南股上承永城县巴沟河之水，永人亦曾平滩筑堤，束水东下，而宿民辄思设法以御之，争端之开匪伊朝夕。其实，萧、永地势均高于宿，萧、永即不事导束，该境之水无不下注宿境，迤逦以入于洪湖。臣于上年秋后湖水极涸时，选派熟悉河工员绅前往测量，并委员复加履勘。据呈图说，计旧河底高湖面一丈四尺余，滩面又递高六七尺不等，与臣夙昔研究情形尚相吻合。现已筹定办法：上游以不治为治，下游以开通为治，中游以节宣为治。查睢河之在宿境及灵璧浍塘沟以上者，河身尚属深通，若再议加深，转失建瓴之势。宿之患水，不患萧、永之来源多，而患灵、泗之去路塞。果能下游通畅，则苏、豫之水皆得行所无事，而宿民免为壑之忧。此上游之情形也。灵璧浍塘沟新河口所以挑深二尺者，借吸溜就下之力，顺正股东趋之势也。但该处冲口之宽，视新河口且数倍，无以节之，仍恐大溜夺向南趋。拟于马厂地方筑碎石滚水坝一道，中留槽桶以通舟楫。水涨未及二尺，新河已经畅泄；涨逾二尺，水势即猛，则由坝上滚过。数道并泄，随涨随消，一切中满壅滞之患不治自除。此中游之关键也。要而论之，皖北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虽洪湖淤垫容量日狭，诚属将来之虑。然灵、泗境内诸水，夏秋盛涨，无不奔注于湖。任其散漫而归湖，则灵、泗为殃，而于洪湖容量并无所减。顺其轨道而归湖，则灵、泗受益，而于洪湖容量亦无所加。此又统筹上下游全局，治睢无碍洪湖之实在情形也。伏思皖北自睢道湮塞后，百年昏垫，创巨痛深，只以防邻有戒心，致屡阻复睢之议，忍辛茹苦，情实可矜。现在，洪湖容量既经测明，灵境以上不事疏浚，绅民疑虑冰释，均尚乐于从事。所需经费即于义赈余款内尽数拨用，不敷设法筹垫，务底于成。臣与督臣往复函商，意见相同。惟倏届秋汛春作方兴，不及赶办。且饬勘时系霜清水涸，所考水量系据各处水痕及绅耆指述，兹事体大不厌详求。

可惜不二年，大清即亡，冯煦所议各条并未及兴办。及至民国，纠纷依旧。

《萧县水利志》记载了民国时期萧、宿两县龙、岱河纠纷情形：民国八年，萧人又窃挖天然土垄北首一段，经下游各县交涉，由两省省长派员，会同萧县官绅在蚌埠会议，协议在导准未实行之前，不准妄动，并将已挖者填平。民国十五年（1926年），萧人违反前议，又行偷挖，复经下游人民筑堤抵止。时孙传芳驻兵江苏，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电召萧、宿两县官绅赴徐州会议，遂于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徐州总司令部议决四条：“（一）两县即速同时停工，即萧县停止开后龙河，宿县停止在县境筑堤。（二）萧人开河如浸入宿境，应将宿境内之河工，即行填平；宿人筑堤如入萧境，应将萧境内之堤工，即行铲平。（三）萧宿两县境界，以粮串红契为凭。（四）自此次彼此停工以后，应呈请联帅，统筹全局，开浚濉河，以解纠纷。在未开浚濉河前，两方不得再有开挖河道或筑堤等事。”在时驻徐州的五省联军第一军司令陈仪、徐海道道尹高尔登的见证下，两县代表当场签字，并分呈两省各官署备案。

民国十八年（1929年），萧县又欲挑挖双窖以上一段，复经交涉后由萧、宿两县县长，召集萧、宿、灵、泗等县士绅在宿县会议，结果俟秋后组织团体，切实计划，不得再事妄动。嗣后因事搁置，并未组织团体。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萧人又召集五六千人，强行开挖，龙、岱两河下游各县亦骤集数千人，并和筑堤，并填平河道，各不相让，势必争斗。两省政府恐酿成惨剧，一面饬令双方停工，一方请导淮委员会派员履勘濉河，作根本解决办法，遂由省政务及导淮委员会各派专员前往会勘。旋于十二月，又由两省政府及导淮委员会，共同派员组织测量队，将龙、岱及濉河精密测量，为将来浚治该河之标准，因测量经费之磋商，至二十二年九月，始行妥协，方开始实地测量。至二十三年二月，测量完毕，经时五月，耗费七千余元，苏、皖两省各出二千三百元，余由导淮委员会垫支”。

即使是在一县之内，因水利单元不同，用水诉求各异，矛盾同样激烈。如萧县沈集通往刘庄的排水沟殃沟，“民国时期，曾因排水纠纷打死刘庄一人，长期柩而不葬，直至一九五四年才埋葬。一九五〇年又因水利纠纷，发生械斗，又打死一人，故名殃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