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及其后代构成的国家。数百年来，成千上万的外来者不辞劳苦、远涉重洋，前赴后继地涌入北美大陆，时至今日，移民潮仍方兴未艾。对于这些外来移民而言，入境原因可谓各不相同：或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与经济机会，或是为了摆脱政治、宗教迫害，或是为了结束异地分居实现家庭团聚。对此，在其深具影响的名著《拔根者》中，美国著名移民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开门见山地写道：“当我想撰写一部美国外来移民史时，我才发现外来移民史就是一部美国史。”

美国之所以愿意接纳这些外来移民，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自殖民地时代伊始，外来移民不仅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技术、企业人才、艺术成就以及丰富的多元文化，造就了今天美国的富庶和强大；二是多数美国人笃信，根据上帝的旨意，美国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有责任和义务接纳那些受苦受难而意欲前往美国的人，是全世界受压迫的贫苦大众的“避难所”和栖息地。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社会时常弥漫着对移民的怀疑和排斥情绪。正是这种怀疑和排斥，导致了1798年《外侨及叛乱法》与1882年《排华法》的问世、“一战”期间对德裔的敌视、“二战”期间对西海岸十余万日裔美国人的拘留，以及历次移民法规的制定与出台。因移民问题而引发争论，在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现象。虽然美国接收移民入境的大门从未完全关闭，但其打开的门缝却会随国内民众排外情绪的强弱而忽大忽小。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移民政策方面出现重大调整，其外来移民潮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废除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实施的、基于种族歧视基础之上的移民民族来源限额体制，确立了对各国一视同仁的全球限额制度。自此，美国进入一个全新的移民时期，新移民在数量、民族与地区来源、教育与技能特征等方面，均出现了显著变化。

在数量方面，新移民潮创下美国入境人口数量的新纪录。根据统计数据，在1820—2004年，美国记录在案的入境移民数量为6986.95万。其中，第一次移民入境高峰在1880—1930年，数量为2757.26万，而在1960—2004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则超过了这个数字，为2802.85万。如果将非法移民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新时期入境移民的实际数量毫无疑问将会更多。

在来源地方面，新移民不再多来自传统的欧洲、加拿大等发达地区，而是来自拉美及亚洲等第三世界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外来移民中67.7%以上仍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但到80年代，该比例急剧下降至12%，而来自亚洲、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则占到85%左右。此后，这一变化趋势仍在持续。从移民具体的来源国看，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等国的移民数量日益减少，而来自亚洲的中国、越南、菲律宾、韩国以及拉美的墨西哥、萨尔瓦多、古巴等地的移民则日渐增多，构成了当代新移民的绝对主体。

在教育程度、技能水平方面，新移民整体而言相对落后。根据人口统计数据，1990年时，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人口当中，受教育年限不足九年者的比例为26%；而到2000年3月，该比例仍高达22.2%，相比之下，本土人口中受教育年限不足九年者的比例仅为4.7%。由于外来移民的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因此从事体力劳动者和无正式职业者较多，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难民与非法移民的不断增长，移民当中贫困者和失业者的比例也相对较高，依赖社会福利的现象比较突出。

当代新移民的这些特点，又一次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新移民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保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影响，美国各阶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国家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关移民经济影响这一话题的辩论数量最多，参与的人最广，辩论的时期也最长。谈及60年代以前入境移民的经济影响，美国人几乎不存在异议，基本达成共识，即这些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是，对于1965年以来新移民给经济造成的影响，社会各界反应不一，争执长期不休。

2004年，导演塞尔西奥·阿若的影片《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A Day Without a Mexican）上映，该片以奇幻的剧情反映了移民对于加州的重要性。剧情大意是：一天清早，加州所有的墨西哥人，包括保姆、警察、洗衣工、公车司机、球星、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突然全部神秘地消失了。整个加州由此陷入混乱，近乎瘫痪：庄稼无人收割，饭店没有了服务员，街道上的垃圾无人清理……于是，加州人才开始发觉，那些曾经在自己身边默默无闻地提供服务的墨西哥人是如此的重要，并怀念他们在过去所做出的贡献。当混乱不堪的一天结束后，失踪的墨西哥人又回来了。他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周围的人惊异的眼光和转变的态度，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似乎变了，变得让他们陌生了，变得让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了。

在现实生活中，移民的确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生活。2006年5月1日，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及其支持者走上各地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发誓要把当天变成“没有移民的一天”。在芝加哥，数十万人举行集会，许多商店被迫关门，一些街道交通受阻；在纽约市，移民及其支持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其影响波及许多工商业活动，尤其是移民集中的某些行业。例如，食品巨头泰森公司和嘉吉公司旗下至少有八家工厂停产，国雅食品公司完全停止产品配送。麦当劳仍继续营业，但部分店铺因人手短缺而缩短营业时间。纽约联合广场露天市场比平常冷清许多。百老汇经营廉价进口商品生意的商店也大多关门歇业。

显然，电影中的荒诞情节或现实中的真实情境，共同反映了当下美国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主题，即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生活的影响。无论是虚拟世界中加州墨西哥人的突然消失，还是现实生活中芝加哥、纽约等地移民的罢工，造成的结果基本相似：外来移民一旦停止工作，美国社会直接会变得混乱不堪。这似乎表明，外来移民对于美国的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移民。

当然，也有许多美国人认为，1965年之后来自拉美和亚洲等相对落后地区的移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他们认为，新移民的到来扰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原有秩序，加剧了美国人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因而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1992年，美国进行了全国选举研究调查（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urvey），对于外来移民是否抢夺了美国本土人的工作问题，多数人都予以了肯定回答。其中，就西裔移民是否抢夺美国本土人工作的问题，认为“极有可能”者为17.7%，认为“非常可能”者为25.6%，认为“或许”者为33.2%，认为“不知道”或没回答者为11.6%，而认为“不可能”者仅为11.9%。就亚裔移民是否会抢夺美国本土人的工作问题，受试者的回答也基本相似：认为“极有可能”者为16.7%，认为“非常可能”者为26.8%，认为“或许”者为32.8%，认为“不知道”或没回答者为11.8%，认为“不可能”者同样为11.9%。2004年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也表明，尽管美国人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已不像“9·11”恐怖袭击后那样排斥，但在多数美国人眼里，外来移民仍然是不受欢迎的。仅有14%的美国人希望增加移民数量，另有33%希望保持现有水平，而有49%则希望减少移民。更多的被测试者认为，除了在“食物、音乐和艺术”等少数方面，美国的经济生活由于移民的到来而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上述所列举的各种事实，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外来移民，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认为移民阻碍了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经济负担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当代移民究竟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及经济有着何等影响？带着这一问题，本书选取1965年以来美国的新移民为研究对象，期待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审视，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在美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围绕外来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各类论著及研究报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入90年代，相关研究和论战进入一个新时期，除大量学者之外，各团体、组织及政府部门的相关研究机构等也纷纷参与其中。一时之间，研究成果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移民反对者与支持者各持己见、针锋相对，将移民问题推向舆论的中心，使之成为与堕胎、吸毒问题并驾齐驱的美国社会三大热点之一。

1994年，著名学者弗农·布里格斯（Vernon M. Briggs）与斯蒂芬·穆尔（Stephen Moore）合著的《依旧门户洞开？美国移民政策与美国经济》一书，由美利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前后两部分，两位学者一人负责一部分。在书中，两位学者对于美国当代的移民问题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布里格斯看来，由于战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改变。60年代之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整体技能水平低下，很难适应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劳动力市场，外来移民同美国土生的非熟练工人形成职业竞争，造成后者失业或工资下降，因而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较为不利的影响。相反，穆尔则积极肯定了移民的经济贡献。他指出，与美国历史上的移民高峰期相比，现在的移民数量并不突出；从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看，当代移民也并非远低于早期移民，相反其技能与素质却有明显提高，只是其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人而已；在社会福利方面，虽然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依赖福利的倾向，并给地方财政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但总体说来，移民交纳的各类税款远超他们享有的福利；外来移民也没有造成美国土生工人的失业与工资下降，反而创造了大量新的岗位，挽救了许多濒临衰退的行业，甚至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复兴了许多衰败的城区，从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该书探讨的问题，涉及移民经济影响的许多方面，是当代美国学界关于移民论争的生动写照，为读者勾勒了相关争论的清晰框架。

综合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就当前关于新移民经济影响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融合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实施之后，外来移民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技能水平有了明显的变化。因此，研究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移民群体具有的人力资本，即其教育程度及劳动技能等相关因素，是无法忽略的。美国社会的一个常见观点就是，由于战后移民主要来自亚洲、拉美等地区，与早期来自欧洲的移民相比，其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都明显下降，人力资本的匮乏决定了他们必然会给美国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一些学者对此看法提出质疑。例如，朱利安·L．西蒙就认为，新移民群体当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既有许多低素质、低技能者，也存在大量高学历、高技能水平者，其中从事专业技术职业者的比例还高于土生美国人。通过考察1970—1990年的移民群体，朱利安· R．贝茨和马格努斯·洛夫斯特罗姆认为，相对于美国土生工人而言，60年代后入境移民的教育水平的确有所下降，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教育程度的增长速度低于土生美国人。事实上，移民的教育程度有不断提高之趋势，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的比例，甚至高于土生美国人。此外，移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其整体教育程度会逐渐接近土生美国人。同样，研究移民经济问题的著名学者乔治·J．波哈斯也对移民的教育程度做了纵向和横向维度的比较与深入探讨。

移民来到美国后，都会经历一个经济同化与融合的过程。在经济同化方面，经济学家巴里·奇斯威克提出的“年龄—收入”理论在学界较为流行。根据美国1970年的人口统计，奇斯威克在比较不同年龄阶段的移民的收入后指出：那些刚抵达美国的新移民，由于教育技能水平相对落后，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比本土工人低17%；这些移民入境15年后，其收入将逐渐赶上本土工人，入境30年后收入甚至高出本土工人11%。该理论的依据是，移民之所以千辛万苦来到美国，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因此在美国能够并且愿意辛勤工作。作为较有进取心的群体，随着在美国居住时间的增加，他们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市场要求的诸多技能，如能够熟练应用英语、有一定工作经验等，自身人力资本不断提高，因而经济收入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长。

但是，奇斯威克的“年龄—收入”理论也遭到其他学者的驳斥。波哈斯在其《移民经济学》中明确强调，奇斯威克的研究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仅比对了1970年时不同年龄段的移民群体（如25—35岁、35—44岁以及45—54岁）的收入，就简单得出了移民收入随着在美国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增长的结论。波哈斯认为，由于移民群体自身及时代背景的改变，新到移民与20年前入境的移民有很大区别，不能以早期移民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来预测新移民未来的收入趋势。他选取具体时期（如1965—1969年）入境的某一年龄段（如25—34岁）的移民，对其入境后20年间的收入变化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奇斯威克过高估计了移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战后以来任何一个新移民群体，都有工资增长相对缓慢的经历，加之技能水平、教育程度比本土美国人低，因而工资总体呈下降趋势。

英语运用熟练与否，对于移民的经济同化和社会融入有着重要意义。这一点在西裔移民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谢里·A．克萨齐指出，对于多数移民工人而言，不会说英语会严重影响他们顺利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可能找不到高收入工作，也可能丧失职业流动的机会，并且总是位于职业阶梯的底层。得克萨斯大学泛美分校2002年的一份研究也表明，能否熟练掌握英语，同样会影响移民企业家的收入。

此外，移民的族裔来源、所在社区等因素也与其经济同化有着密切联系。在1970年代末期到达美国的移民中，此后十年内，英国移民的收入增长了27%，葡萄牙移民的收入增长了10%，老挝移民的收入却下降了5%。波哈斯也指出，移民社区的存在不利于移民的社会融入和经济同化。如果移民群体不与本地人隔离居住，其入境美国十年后工资会平均增长16%。但如果移民聚居在一处，这会减弱他们学习英语及其他劳动力市场技能的动力，从而自身的经济地位存在恶性循环的可能。

（二）新移民与美国劳动力市场 长期以来，关于外来移民是否在就业市场中取代美国本土工人，造成工资下降或者加剧失业的问题，美国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早在1953年，伯纳德（Bernard）对移民影响本土工人就业的说法表示质疑：“最为持久和反复出现的谬论之一，就是移民抢夺了美国人的工作。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任何经济只存在固定数量的职业，并且任何新来者都威胁了原定居者的工作。”雷蒙德·J．基廷的观点则与之遥相呼应：“美国经济并非一个被相互竞争的个人或群体所瓜分的尺寸固定的馅饼，相反，它充满生机并不断发展。”

戴维·卡德通过分析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在1980年古巴移民到来前后的变化状况，认为移民并未对本土工人产生不利影响。他指出，尽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迈阿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数量剧增7%，但迈阿密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并未受到明显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此前迈阿密大量存在的移民吸引了许多雇主和企业的迁入，因而有着接收新移民的准备；二是古巴移民的存在可能阻止了其他潜在移民的到来。随后，在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卡德认为“虽然移民对不同技能群体的劳动力供给有较大影响，但非熟练本土工人并未受到相对供应量的冲击”。

其他一些个案研究也表明，移民对本土工人的影响甚小。例如大双子城联合慈善总会（Greater Twin Cities United Way）一份题为《移民与经济》的研究报告，通过对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地区的考察，对移民抢夺本土工人职业的说法予以驳斥，认为该观点建立在“经济只支持固定数量职业”的基础之上，忽视了经济本身的活力与发展潜能。

但是，以波哈斯为代表的学者却持不同观点。在其研究成果《劳动力需求曲线在下降》中，波哈斯以1960—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对18—64岁的男性工人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移民对与其相竞争的本土工人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产生了不利影响。当移民导致某一类型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数量增加10%，该群体中男性工人的周薪将减少3%—4%，而工作时间也会减少2%—3%。

以移民归化局和当前人口调查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研究分析了移民对本土工人工资的影响。该研究认为，移民对不同技能程度的美国工人的工资有不同影响：移民对专业技术工人的工资并无消极影响，却会造成体力劳动工人的工资下降。不仅如此，移民自身的状况也对本土工人工资有不同影响。作者将移民分为新到移民和在美国已居住多年的移民，认为新到移民对美国工人的工资有积极影响，是“唯一不对土生蓝领工人工资产生负面影响的群体”，“不会替换本土工人”；而那些居住多年的移民，他们逐渐掌握了英语及其他立足美国的生存技能，增强了同本土工人竞争的能力。也就是说，随着移民同化程度的增强，其对本土工人工资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移民究竟会对土生黑人的经济状况产生何等影响？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入境的移民群体，从早期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到最近的墨西哥人及亚洲人等，他们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同土生黑人经常产生竞争，进而屡屡导致种族摩擦与冲突。因此，一些学者将土生黑人视作移民的受害者。布里格斯就认为，移民在城市的集中造成黑人状况的恶化：“移民大规模地进入这些中心城市，增加了对可获得的职业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黑人男性对在常规经济状况下寻求职业已感到绝望。”同样，在90年代末期，两部探讨移民对黑人经济影响的论文集——《帮助或是妨碍？》和《移民与机遇》，都认为移民对黑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不容忽视。

当然，也有研究并不赞成上述看法。例如《新美国人》一书指出，由于当前美国黑人与移民的空间分布存在巨大差异，黑人的工资收入及就业并未受到移民的严重影响。例如，以25—64岁的美国黑人为例，其30%生活于移民数量仅为2%的地区，63%生活于移民最为集中的加州、纽约等六州之外。因此，尽管某些黑人可能会因移民的到来而失去工作，但总体而言，居住分离的格局导致大多数黑人受移民的影响甚小。

此外，一些研究还对移民与黑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个案分析。在《美墨关系：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互依赖》中，通过对迈阿密、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区的研究，作者发现，由于黑人同墨西哥等西裔移民存在着就业领域和职业类别方面的差别，二者并未存在明显的职业竞争。在西裔集中的地区，黑人获得高收入职业的机会并未削减，“西裔与土生黑人之间不存在负面关系，移民的存在或许还会促进黑人的就业机会”。当然，这并不表明二者之间完全不存在竞争。在劳动力市场职业阶梯底层的某些行业，如清洁工岗位就存在着大量非工会成员的黑人被西裔移民取代的现象。

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外来移民的最大受害者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族裔，特别是先前到达的老移民。由于新、老移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替换关系，因此，深受移民影响的是那些先来的移民，而非本土工人。另外像格罗斯曼认为，移民数量增加10%，会导致移民工资整体下降2%。

然而，又有学者相应指出，虽然存在新移民对某些少数族裔或老移民产生不利影响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移民造成的必然结果。如奥古斯丁·J．科波索瓦指出：“移民是否替换少数族裔，取决于美国总体经济健康状况。在经济繁荣时期，替换很少发生或几乎没有；在经济萧条时期，替换似乎非常严重。”

（三）移民与美国的福利财政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障以及联邦医疗保险制度日趋完善，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后，可资利用的各类福利项目较多，这导致某些地区，特别是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财政负担似乎日益加重。于是，有关移民做出的财政贡献与消耗的福利费用的问题，很快成为移民经济影响研究中的一个热点。90年代初，学者雷（Rea）和帕克（Park）以及唐纳德·赫德尔（Donald Huddle）进行了较有影响的研究，他们都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了负面的财政影响。雷和帕克指出，在洛杉矶县，移民及其子女每年耗费了9.47亿美元的福利，而他们通过交纳税款而贡献的财政收入仅为1.39亿。同样，赫德尔发现，在圣迭戈县，移民造成的财政损失高达425亿。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城市研究院的菲克斯（Fix）和帕塞尔（Passel）认为，这些研究，尤其是赫德尔的研究，在夸大了移民享受福利的同时，又低估了移民创造的经济收益，移民实际贡献的财政收入高达500亿。

波哈斯也对移民接受社会福利的情况及原因作了详细研究。在《移民与福利：1970—1990》中，波哈斯指出，自战后以来，移民群体中接受福利者的比例不断增长，并且消耗现金福利的增长速度更快。在1990年，移民家庭仅占美国全部家庭的8.4%，却占所有接受公共救济家庭的10.1%，耗费了所有现金资助额的13.1%。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与如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过去的移民相比，新来移民中参与福利者的比例较高；二是移民群体中存在着“福利同化”的趋向，即随着移民在美国居留与生活时间的增长，他们接受福利的比例并非不断下降，反而持续上升。其中，难民群体中依赖福利的现象较为严重，西裔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更是如此。此外，来自亚洲、加拿大等地区的移民享受福利的比例也同样不断增长。然而，在波哈斯看来，虽然移民当中存在较严重的福利依赖现象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如何，它还远未达到成为美国财政无法承受的负担的地步。

可以说，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有关移民财政影响的调查报告，是最具权威性的。这份调查报告选取1989—1990财政年度的新泽西州和1994—1995财政年度的加州为研究对象，对移民的财政影响问题作了详细剖析。研究指出，探讨移民的财政影响，应区分其在联邦、州与地方三个层面的差别。从地方和州的层面来看，移民消耗的福利远超过其贡献的财政税收。例如在新泽西，每个移民家庭平均消耗的、由州和地方提供的公共福利支出，比他们交纳的税收多出1484美元，在加州则为3463美元。由于移民的到来，新泽西的土生家庭遭受的财政损失平均为232美元，在加州为1178美元。但是，从联邦层面来看，情况又截然不同，两州的移民家庭交纳的税收都超过其耗费的福利，平均贡献的净财政收入分别为520美元和127美元，两州的土生家庭则因移民而增加3美元和4美元的收益。尽管如此，移民在联邦层面的积极影响却难以抵消其在州和地方层面的消极影响，新泽西与加州的土生家庭平均遭受了229美元和1174美元的损失。然而，该研究也强调，虽然移民造成的福利负担超过其做出的财政贡献，但这里考察的仅是单一财政年度内移民的税收贡献和福利支出，因此只是一个静态的简单扫描，难以全面透析移民及其后代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所带来的真正财政影响。如果当今移民的后代有着与过去移民类似的发展经历，那么从长远来看，他们将会对美国的财政做出积极贡献。然而，由于这一预测涉及的时间较长，因此结论也需非常谨慎：“如果这一持续至23世纪的估算是非常可靠的话，那将是十分荒谬的。”

综上，关于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的影响，学者们已展开了相当丰富的研究。他们通常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以支撑各自的观点，具体涉及生产理论（Production Theory）、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新古典贸易理论（Neoclassical Trade Theory）、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等。

（一）生产理论 生产理论是评价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一种最常见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外来移民与本土工人之间是互补或替换的关系。如果二者是互补关系，外来移民会促进边际生产力的增长，本土工人因而能够获得较高工资、新的就业岗位或更好的职业晋升及社会流动的机会，最终推动美国经济不断发展；如果二者是替换关系，那么外来移民会导致边际生产力下降，进而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造成本土工人工资下降或失业。根据这一理论，多数研究成果认为，由于战后新移民整体素质、技能水平较差，因而与美国的资本及土地拥有者、技术工人是互补关系，而与美国的低技能工人以及那些先前到达的移民是替换关系。移民较低的劳动力费用会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美国的消费者会因此获益。

本质上说，生产理论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等人类生态学家的部分理论是相契合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在同一生存空间中，不同群体因分配资源，诸如职业、住房乃至配偶而展开竞争，竞争代表着“共栖”关系；当占有独立的社会空间或职位时，不同群体间又存在着互惠的“共生”关系。在此情况下，各群体间的竞争较小，劳动力分工的专门化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据此理论，由于非法移民的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与本土人相比较为落后，他们从事着本土工人不喜欢的职业，因而通常被认为与本土工人具有互补性，二者之间不会形成资源竞争。

无疑，生产理论从“互补”与“替换”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阐述移民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为理解移民的经济影响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但是，该理论的不足在于，它将移民与本土工人的关系简单化了，二者间被理解为一种“替换”关系，忽视了移民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此外，它也将因“替换”而引发移民与本土工人之间的竞争后果过分“妖魔化”，只看到竞争造成的暂时性不利影响，却忽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特有的、可以创造经济活力与生机的一面。这种对于竞争机制的片面理解在下述诸理论中均有体现。

（二）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最早由舒尔茨（Shultz）和贝克（Becker）提出，认为人力资本是人的知识、技能以及经验的组合，个人收入是人力资本货币收益的直接体现。该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个人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收入或其他报酬的解释，其暗含的观点为：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雇主通常只依据个人的人力资本来雇用工人，而忽视其种族、性别或国家来源。据此理论，当移民拥有雇主需要的技能时，雇主更可能雇用移民而并非本土工人。这样的话，美国本土工人和移民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雇主可以利用这些竞争来降低工资。随着外来移民人数的增多，劳动市场的竞争就会加剧，最终会降低本土美国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两者间产生替换现象，某些本土工人将丢掉工作饭碗。所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入境的外来移民数量越多，就意味着美国本土工人的失业率越高。

在解释移民的经济影响方面，人力资本理论固然存在合理因素，但是它忽视了劳动力的移民身份对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影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教育、技能水平同等的情况下，因种族、语言、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移民在入境后通常存在职业降级的现象，很难与同等水平的本土工人形成直接的竞争。

（三）新古典贸易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及其弟子俄林（Ohlin）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察移民的经济影响，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式，即新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假设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有着不同要素的国家之间存在自由贸易，那么，每个国家都会出口本国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存在劣势的产品。但在存在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情况下，人口贸易即移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商品贸易。该理论认为，商品贸易和人口贸易是可替换的，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自由贸易，那么就不存在移民的动机，移民是一个因贸易障碍而引起的国家间工资差异的反应。以人力成本高但资本充足的美国和劳动力富余而资本贫乏的墨西哥为例，如果这两个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美国将从墨西哥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墨西哥将从美国输入资本密集型产品。但是只要存在贸易障碍，劳动力从墨西哥移民美国的现象就会持续发生。当两个国家的工资差距等同于移民费用时，跨境移民才会停止。

该理论认为，移民的到来相应增加了移民接收国的劳动力供应量，必然降低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或导致工人失业。按照这种解释，移民的大量入境通常对美国工人的工资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显然，此理论陷入了一种基本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模式，认为移民的到来只会参与瓜分一个“尺寸固定的馅饼”，从而使本土工人的利益受损，忽视了移民作为生产创造者和消费者所具有的经济潜力。

（四）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该理论由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于1979年提出，通常也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此理论认为，美国发达的产业经济通常产生资本密集与劳动力密集两大职业类别，分别分布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部门（primary sector）与次要部门（secondary sector）。本土工人就业于主要部门，它能够提供较高工资、向上流动的机会、职业保险以及其他许多福利；移民及其他少数族裔就业于次要部门，其职业通常收入低下、状况不稳定或季节性强，同时几乎不能提供福利保障或向上流动的机会，本土工人通常对之不屑一顾。此外，两类劳动力市场是相互隔离的，移民和本土工人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本土工人的工资及就业不受移民的冲击和影响，大规模入境的移民，整体而言对于美国的影响却是较为积极的。

不难看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习俗或制度性的限制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不管工人的教育程度和其他技能如何，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长期存在的，它反映了公司和企业等劳动力需求方的要求，同时也是由一些特殊的生产状况以及习惯性的工作制度和实践，如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等所决定的。尽管如此，由于部分土生少数族裔、妇女、年长者等弱势群体也倾向集中于次要劳动力市场，那么，移民与这些土生人的竞争就在所难免。另外，两类劳动力市场要完全独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研究方法上，美国学者普遍运用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式（area approach）与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national approach)。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式即以某一州、大都市区或更小的行政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劳动力市场，通过研究此劳动力市场内移民数量变化与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就业等状况的变动趋势之间的联系，来确定移民对劳动力市场到底产生何等影响。这类研究模式以戴维·卡德关于古巴移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为代表。尽管该类研究模式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然而结果基本大同小异，均认为移民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消极影响微不足道。

但是，移民来到美国后，对定居地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他们通常本着“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自主流向那些经济繁荣、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的地区。与此同时，移民的存在既可能阻止其他流动人口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可能导致当地部分人口外流，将移民的潜在影响分散到他地，从而减轻了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竞争的压力。此外，一些企业和投资方也会利用该地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将企业迁入此地或进行直接投资，同样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区域模式的研究结果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于是，一些学者转而采用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将美国看作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市场，采用此种研究方法的学者以波哈斯为主要代表。在2005年的一份研究中，波哈斯指出，移民对本土工人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大小密切相关，如果考察的劳动力市场范围越大，移民对本土工人工资的影响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内，移民的增加相应导致了那些与移民具有同等技能的本土工人外迁，对该地区来说，此技能水平的工人总量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因而外来移民对该地区的影响相应就小；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供应总量的增加，必将对某些工人的工资和就业造成一定影响。也就是说，当把劳动力市场的范围从某一城市延伸至整个美国后，移民的负面影响才会较为明显。

全国劳动力市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式的不足，它使用全国的数据来观察不同教育程度、工作经历、职业技能的本土工人工资、就业的变化与那些和他们具有对等特征的移民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较合理的层面分析移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不过，此模式同样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它无法解释移民到来后引起土生人口的“二次调整”现象。例如，移民导致职业竞争加剧，这可能会促使部分本土工人通过寻求继续教育的途径，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为未来的职业流动奠定基础；也可能促使某些潜在辍学者放弃辍学的打算并继续留在学校深造。其二，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国内市场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同资本、商品、生产技术等要素一样，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此外，如前所述，它也强调移民作为本土工人的竞争者的一面，而忽视了移民本身具有的经济创造力的一面。

上述内容对美国学界关于当代新移民及其经济影响问题进行了概要探讨。在国内学界，近些年来关于美国移民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专门涉及外来移民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的史学研究，却并不多见。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相继问世了一批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的专著。其中，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移民政策的视角，对美国移民问题进行相关探讨，部分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就移民在经济生活中对美国的影响有所涉及。此外，华人移民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一些研究对华人移民进程、社会与经济的变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尽管这些专著或多或少地涉及了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但由于主题所限，其相关论述也无法充分展开。

相较之下，姬虹的《美国新移民研究》则将研究目光集中于美国1965年之后的新移民。该书采取专题的形式，从美国新时期的移民政策、移民对城市的影响、移民的婚姻、第二代移民、移民的同化与种族关系等方面，对美国1965年后的新移民作了客观的考察和分析。然而，由于该书涉及的主题较多，因此论述也相对分散。其对新移民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化与政治影响的角度，而从经济影响的视角进行的论述相对较少。此外，陈奕平在《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的部分章节中，也对亚裔、西裔等移民群体的居住分布、经济特征及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参考。在论文方面，当前论述美国移民问题的文章，可谓琳琅满目，其中以1965年以来的新移民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是这些研究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华人移民，涉及当代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梁茂信的《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兼论中美学者的观点》一文，则是一篇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该文针对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移民降低本土工人工资、引起失业、限制工会组织发展以及造成财政负担等不同问题，分别从历史的角度一一予以了周密的反驳，认为外来移民非但不是美国的包袱，反而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中外学者所谓的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美国经济中诸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外来移民，而在于美国经济本身。然而，由于该论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并没有对1965年以后的新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作专门探讨，并且由于篇幅所限，许多问题也难以详细展开。同样，其他许多论文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当代移民的经济影响问题，但多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可见，关于战后外来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的研究，美国学者已从各个研究角度，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并在近几十年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说来，历史学者对该论题的参与还比较有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仍是当前研究的生力军，多数成果缺乏历史的探析视角。相较而言，国内相关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仅少量论文和部分著作中某些章节有所涉及，但多只是触及皮毛而已，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借助历史学的方法和视角，加强对当代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当代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的影响，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在现实中，影响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复杂多样，移民仅是其中之一且并非关键的因素。同时，我们也无法预设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发展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更为重要的是，移民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究竟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影响，又与美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当美国经济健康运行时，移民通常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美国经济处于衰退、萧条时期，移民的负面影响也相应较为明显。但是，无论是在经济的健康运行期还是萧条期，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经济，很难予以确切考察。纵观美国近几十年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参与者多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经济学家更是当前研究的生力军。他们通常依据不同的假设条件，借助于不同的经济模型进行推理运算，然后得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化结论。这些结论固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绝对不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对社会问题的阐释毕竟不同于简单的逻辑运算。目前，美国史学界对该论题还未显露出明显兴趣，参与程度比较有限。因此，笔者选取1965年以来美国的新移民为研究对象，对新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问题作一个历史的审视，期望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采用历史的视角来加强研究美国新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的影响，无疑具有学术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双重意义。从学术层面来看，与本课题相关的现有研究，主要出自于经济学领域。但是，通过经济学的函数与逻辑运算方法得出的数字，显然不能完全解释与说明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选择历史的视角，应是探究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有助于得出一个相对公允、合理的评判。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代美国的外来移民对中国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美国而言，外来移民在进入美国后，其在不同地区内迁移所形成的人口流动，与美国土生人口的流动并无二致，区别仅在于他们的出生国籍不同。但是，从经济意义上讲，无论是移民还是土生人口，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流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应该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进行横向比较的话，美国的移民问题与中国当前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社会现象，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通过分析美国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的影响，有益于客观分析当前国内经历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经济影响，以及其他相应产生的现实问题。

作为实施迁移行为的主体的“移民”，其英文单词为Immigrant。在美国移民法律文件中，Immigrant是指那些获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即“合法的永久定居者”（Legal Permanent Resident）或“绿卡持有者”（Green Card Holder），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显然，这是狭义上的移民概念，并不包括美国移民法律中的“非法移民”、“难民”（Refugee）、“避难者”（Asylee）以及其他“非移民”（Nonimmigrant）。它们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

在美国的移民法中，“合法移民”是相对于“非法移民”而言的，指的是那些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进入美国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或者是已经在美国、但通过身份转化后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非法移民”指的是所有非法逾境或通过合法方式入境后但滞留不归的外籍人。毫无疑问，非法移民缺乏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资格。“非移民”是指那些合法进入美国但并非企图成为永久居民者的外籍人，包括旅游者、外国留学生及外交官员、国际组织机构的人员等。当然，“非移民”也有可能实现身份转变，成为非法移民或合法移民。“难民”是指在美国之外向移民归化局申请入境的因政治、宗教等原因逃离其本土的外籍人，“避难者”是指在美国国土之内或入境港口寻求保护的外籍人，他们可以通过身份转化，最终变成合法移民。

然而，在实际运用中，“移民”的含义总是超出其法律层面的狭义界定，而指所有来到美国的、并以定居为目的的他国人口。因此，广义的移民概念既包括“合法移民”，也包括“非法移民”、“难民”以及“避难者”，甚至还包括部分的“非移民”。虽然那些以旅游、经商、探亲或留学签证等形式入境的“非移民”，在最初并不能算作移民，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后，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身份转化，最终长期居留于美国而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可见，广义概念的“移民”包括了入境美国的以长期居留为目的的各类外来群体，并不存在入境方式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的差别。本研究在行文过程中，除某些地方对“合法移民”、“非法移民”、“难民”、“避难者”等特别强调之外，使用的多为广义上的移民概念。

另一个与“移民”紧密相关的概念是“外国出生人口”。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进行的人口统计，通常将美国人口分为“本土出生人口”（Native-Born Population）与“外国出生人口”（Foreign-Born Population）两类。“本土出生人口”是指那些出生于美国大陆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外围地区，或者出生于国外但至少父母之一为美国公民的人；“外国出生人口”是指定居于美国、但出生时并不是美国公民的人。与法律层面的“移民”概念不同，“外国出生人口”范围更广，既包括移民法中的“合法移民”、“非法移民”、“难民”、“避难者”，也包括留学生以及持工作签证的各类临时定居身份的“非移民”。在美国许多研究机构以及学者所做的研究中，“外国出生人口”基本等同于广义的移民。同样，本书中屡次提及的“外国出生人口”概念，也可以与广义的移民概念互换。

在资料方面，本研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美国各研究机构和研究组织的调查报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述以及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原始文献包括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INS）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的各个年份的《移民归化局统计年鉴》与《移民统计年鉴》、美国商务部的美国人口统计、外国出生人口统计等；各类研究报告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历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劳工统计局的《每月劳工评论》等。此外，诸如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皮优西裔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布鲁金斯研究会、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等各类组织、机构，也发布了大量相关的移民研究报告。学者的研究著述包括大量的移民研究著作与论文，等等。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借鉴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对美国当代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经济理论以及计量模型，但由于笔者在这些领域的涉猎相对欠缺，因此很难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此外，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1965—2005年入境美国的新移民，视角相对宏观，虽然书中也有一些微观领域的阐述，但并未铺陈展开，未能就不同移民群体、具体区域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某一特定移民群体等进行深入论述和个案分析。限于笔者研究水平有限，书中存在的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敬请诸位专家学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