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选择“文化意象”的角度

“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否可以成立？在意识到它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起源包袱，以及饱尝20世纪国际政治势力操作的痛苦经验后，“东亚”这个概念是否可以在其历史发展中找到实质的基础，进而为之，在今日全球化的趋势中，规划出一个合适而可行的架构？这是近期人文及社会科学界中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历史学者也曾从思想、经贸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得到了一些成果，但也不见得令人满意。例如近年若干学者努力以传统帝制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为参照，试图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转换成亚洲海洋贸易网，来重新理解“亚洲”的理论，便很受到注意。这些对朝贡体制下亚洲贸易网的探讨，一方面落实了其机制的内部互动活力的理解，另一方面却也引发对其丰富在地差异无力充分掌握的质疑。但是，相较于长期以来颇受学者关心的东亚儒学发展的课题而言，朝贡/贸易网之取径确有新的启发，尤其是将讨论对象由抽象的思想层次落实至与民生相关的物质层次，最能显其魅力。而且，通过“亚洲”内部朝贡/贸易互动的探讨，它与近年西方学界对全球贸易发展历史之研究热潮也得以连结，进行对话，这亦预示了它令人乐观的学术前景。然而，它的问题基本上在于这个地理区域内确实存在着不易以朝贡体制充分处理，并予以统合的复杂多元性，而且，将讨论层次环绕在物货为主的贸易往来，虽然是在朝贡体制的价值框架之下来进行，却似乎不免受限于“物质”。因此，在建立任何一个有关“东亚”或“亚洲”的体系性论述之前，研究者势必重返原点，进行对相关各国各地间如何互动的更细致理解，以提供未来寻求更为有效之理论的坚实基盘。本文即试图以“文化意象”之形塑为对象，从文学、美术等方面来思考各地区间文化互动之过程，除以之重新评估“东亚”概念的历史意义外，并探索一个新的，居于思想与贸易之间层次的“东亚”研究架构成立之可能性。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东亚”之作为一个地理区块的概念，固然与欧洲势力之试图掌控世界版图有关，但在那之前，中国、日本、韩国所在的这个区域之中，却也确实存在过一些文化共相。这些文化共相在某些有利之情境下，得以形塑出一些清晰可感的“意象”，而为不同地区之人士所共享，甚至在他们之间促生出某种“同体感”。这种具有高度共享性的意象，其存在的情况可以见到若干不同的类型。从理念层次的对超越现世之理想世界的想象（如净土、桃花源等）；到具体典范人物、景观之形象（如苏轼、寒山、拾得、维摩诘、西湖、潇湘、普陀山等）；甚至诉诸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用器用物、消费货品之样貌（如折扇、陶瓷、织品、茶等），各种类型都有。他们之间虽然在“形象化”的具体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则是他们分别在知觉的不同层次上形成一种共享事物的“结果”。造成这种文化共相的因素很多，儒学之传播、佛教之传教、朝贡礼制之运作、贸易网络之扩张等，都可说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也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他们各自也都有其片面性。如果要解决这种一元性“东亚”论述的困境，研究者势必得寻求另一种能超越单一由学术、政治、宗教、经济角度切入之既有模式，以一种能不受其限制，而又足以适时将之统合在内的关照格局，来重新反省“东亚”之作为整体的可行性。本文所谓的“文化意象”，即是在此思考下的尝试。在对此“文化意象”的观察与分析中，如传教、贸易、朝贡等因子，将从主角转成配角，而依其“意象”之所需纳入考虑为各种可以凭依的渠道，但重点则置于文化意象在通过各种渠道往来后，其所经历的形塑过程。对于这些意象之观察，换句话说，重点不在于它们在中、日、韩各地之是否出现，或者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在于其如何出现，以及为何出现的“过程”。

对于这些文化意象的相关认识，过去学界累积得比较多的成果乃在于标示出一些共存于中、日、韩三地的重要文化事物，除了厘清它们间的渊源关系外，也注意去标举出“在地化”时所不同的表现。后者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之认同问题紧密牵连之际，这些在地化的特殊表现便因被视为显示着个别民族/国家文化传统之“特质”，而常常受到高度的关注。这些研究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地在“现代”之历史研究中，努力突显各自之独特性时，除了筛选出他国所无之独有现象外，对于不得不面对之共有现象存在事实的一些必要处置。在如此的论述架构之下，那些共有现象中的事物虽然还是得到了具体的认识，但却产生一些偏离实情的导向，不利于对整体历史的掌握。首先是将共有现象附属于独有现象之下的成见。这意味着研究者虽承认共有现象之存在，却未赋予其足够的重要性，而似乎仅是在将独有现象视为某种民族/国家特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注定要被逐渐剥除掉的多余部分。再者则是对那些在地化表现之特殊性的过度重视。由于中、日、韩三地间存在的地理距离，异国事物（以源自中国者占较大多数）在经过传播而为三地所共有之后，常被认为必定产生某种程度的认知上之流失或断裂，而这种认知距离却于在地化发展时反而提供了一种充分开放的空间，促使其表现出起源地所无的特殊样貌。第一个成见来自研究者的取径问题，与大时代文化氛围有关，如何取舍，非本文所欲讨论。第二个见解则不但流传普遍，而且似乎提供了文化传播中“橘逾淮为枳”现象的有效解释，但究竟与实情有多少偏离，却需再加讲明。这个因认知差距而激生在地新表现的看法，经常又因为想要强调在地表现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也容易反过来在未仔细观察前即先行确认此认知差距的必然性，而且，不但确认其必然，尚倾向认定此差距为无可弥补的鸿沟。如果从中、日、韩共有文化意象之形塑过程来看，这种见解中所隐含的认知差距前提，却禁不起严谨的检验。不要说是以物质形式存在之物品在传播过程中因具体可见、可触而在认知上不致有明显之差距产生，即使是不具形质的理念，或者是易受亲身经验限制的人物与景观认知，在此过程中也非全然无可捉摸，反而在如文字与图像之中介作用下，形成一种心中可感的形象，而在传递的过程中保证一定程度的有效性。这种心中可感的形象，即本文所称之“文化意象”，虽然并非全部具体可触，但仍然提供了一种大致的轮廓，足以在各地流动之过程中扮演一种指导性的角色；而此种大致之轮廓却也同时因其并不完全具体，不至于束缚人的反应，因而亦保留了各种在地诠释所需的必要空间。

换言之，“共相”与“变异”二者共同构成此“意象”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意象”来讨论东亚地区内的交流互动特别有利于处理物资之外的“文化”层次的流动。它既可以同时兼顾跨地区的共相与各地区的在地变异，也可以平衡地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免除因偏重一方而起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民族主义之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