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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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萬物的“化作”與“無名之樸”:“反者道之動”

從道創生萬物到它養之、育之、因之和循之,從萬物得到道的養護和監護到萬物的自然、自化、自成,這是道與萬物的兩重重要關係。這兩重關係體現的是道與萬物的創造性和建設性的關係。老子的道與物還有一重關係即第三重的關係,這是道對物的異化的修復和糾正關係。它是老子世界觀整體的一部分,這一部分還没有受到我們足够的重視。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自然是合乎自身目的和本性的變化和成長過程,這好像是説自然自身就會沿著一條正確的道理前進,並最終實現自己。對於老子來説,萬物似乎也應該是這樣。偉大的道創造了它們,並爲它們賦予了各自的“德”。道一方面養育它們、輔助它們,一方面又爲它們創造了寬鬆的空間,使其能够自我選擇、自我變化和自我成就。但實際上,萬物並不總是這樣,道也不能完全保證它們能够這樣。萬物在自化和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會出現偏離道賦予給它們自身的“德”(本性)的現象,會出現自我迷失、異化乃至墮落的現象。受到引誘而墮落强調的是外在原因。人爲什麽會犯錯,原因很多,其中缺乏明智、理智和價值觀上的迷失是部分原因。爲什麽會這樣?我們在老子那裏得不到清晰的答案,正如在柏拉圖那裏得不到明確的答案那樣。柏拉圖設置了理念的完滿與現實事物殘缺不全的二元論。老子没有這樣的二元論,但他的世界觀向我們呈現出了事物異常、異化的圖像,也呈現出了如何改變這種狀態的圖像。

事物偏離正確的方向、誤入歧途和喪失自我,這是老子對事物缺陷和病症的診斷。按照上述,事物的“自然”、“自化”是老子設想的最好的存在方式和活動過程,《老子》第37章非常地清晰地表現了這一邏輯:“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但又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事物出現了異常現象:“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静,天下將自定。”這裏的關鍵是老子説的“化而欲作”。“萬物將自化”是正常的“化”,“欲作”則是事物異常的“化”,是事物異化的化。“作”的本義是人起身,引申爲興起、做等,原本它没有貶義。老子使用的“作”有的也不是貶義。如第2章的“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第55章的“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第63章的“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等,其中的“作”都没有貶義。異化性的“作”,還有第十六章的“萬物並作,吾以觀復”這一句話中的“作”(“並作”),它也是表示事物負面活動的貶義。下一句的“觀復”,就像“化而欲作”的下文是“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那樣,它説的是對“並作”的“糾偏”。“萬物並作”的下文是“不知常,妄作凶”。根據這裏的“妄作”,也可知“並作”的“作”是指事物的異常活動和異化。

老子的萬物概念是指一切事物,“萬物並作”或“妄作”的立論適用於所有的事物——自然的、人事的。但實際上,老子列舉的各種具體的“妄作”現象,主要是人事方面的,這説明老子關注的是人間和人事方面的“異常”。從老子的判斷標準來説,在人間和人事世界中,只要是不合乎“道”和事物自身之德的活動和行爲都是“妄作”。再進一步,在老子那裏,人間不合乎道和德的“妄作”,又主要是指掌握著大量權力和資源的統治者的一些行爲。按説統治者應遵循道的無爲、清静、純樸、柔弱、不争等從事政治事務,實際上他們又最容易違背道,最容易“妄作”,其産生的後果也更爲嚴重。《老子》一書中有許多地方都是對統治者惡政的揭露和控訴,有兩章更是淋漓盡致:

大道甚夷,而以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第53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第75章)

政治的異化使老子對人類文明産生了非常暗淡甚至是悲觀性的論調。《老子》第18章描述了文明退化和衰敗的表現: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仁義、智慧、孝慈、忠臣等都是儒家所强調的理想和價值,道家將它們看成是大道淪喪和沉淪之後的結果,很明顯,這是認爲最高、最根本的“道”和“德”價值已經降到了儒家價值的層面上了。對老子來説,似乎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力量使人類文明一直衰退。《老子》第38章描述這一衰敗過程説: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減少和消除多餘東西,向事物本來樣子的返回和復歸,用老子的概念來説就是“反”和“復”。對於老子的“反”一直有不同乃至對立的解釋。有關這一點,參閲盧育三的《老子釋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88-189頁。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著豐富的相反相成的智慧,但老子的“反”的概念主要不是這種意義,它是指“返回”。《老子》中共有四個“反”字,它們是第25章的“遠曰反”的“反”、第40章的“反者道之動”的“反”、第65章的“與物反矣”的“反”和第78章的“正言若反”的“反”等。這四個“反”字的最後一個明顯是用作“相反”或“反面”,但其他三個都是用作“返”,即“返回”。它不是指“相反”,也不是指“迴圈”。第25章的“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這幾句話,一般認爲它説的是道的運動,加上這一章中的“周行而不殆”這句話,這裏的“反”字容易被理解爲道的“迴圈”。參閲王叔岷的《先秦道法思想講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6-38頁。同這一章結合起來,第40章的“反者道之動”也被解釋爲“道”的迴圈。乍看起來,説道的迴圈運動没有什麽問題。迴圈也就是往復,但道有往復和迴圈嗎?道爲什麽要往復和迴圈呢?道的“大”爲什麽又成爲迴圈的開始呢?仔細追問,將道的反解釋爲道的迴圈就説不通。

我認爲老子的三個“反”字都應解釋爲“返回”,蔣錫昌認識到了“反”在老子整個哲學和思想的重要性,並統而觀之和多所致意。參閲《老子校詁》,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8年,第264-268頁。而不應解釋爲“向相反方向的轉化”或“迴圈”。有關這方面,請參閲陳鼓應的《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0-171、226頁)、盧育三的《老子釋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188-189頁)、李存山的《老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0、99頁),池田知久的《老子》(東京:東方書店,2006年,第20、276頁)。首先,“周行而不殆”的“周行”並非是“圓圈運動”。“周”在先秦文本中主要是用作“遍”。“周行”即“遍行”。結合《老子》第34章的“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和第32章説的“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道”的周行是指它的“德”遍行於萬物之中,正如蔣錫昌所説,它是指“道無所不至”。參閲蔣錫昌的《老子校詁》,第265-268頁。老子的“遠曰反”的真正意義是,萬物遠離了它的本性就需要返回它自身。這一句前面的“大曰逝,逝曰遠”的意思是,道的偉大是助推萬物變化,萬物變化就有可能遠離它自身。“反者道之動”的“反”也是“返回”,但不是説道本身的返回,而是説道促使萬物返回自身。這是道的一個活動方式,它正好同“弱者道之用”(柔弱地對待萬物是道發揮作用方式)相對應。

理解老子的“遠曰反”和“反者道之動”,關鍵是不能單就“道”而論,必須結合它同“萬物”的關係來説。發生異常和異化的是萬物而不是道,因此,“返”也只能是萬物的“返”而不是道的“返”。正是在萬物的返回中,道又成爲指導者和救助者。《老子》第65章的“與物反矣”的“反”,不僅説明了“返”是事物的返,而且還説明了道是“贊助”(“與”)萬物返回(不是説道同物一起返回)。在已有的研究中,蔣錫昌是少有的從這種意義上解釋老子的“反”的一位。他認爲老子的“反”是指“返”。“返”即事物返本復初、回歸它們的本真和本始。只是,他將萬物和文明異化看成是“道”演化的結果。這種解釋没有文本上的根據。其實,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純正的根源,它爲萬物賦予了各自的“善根”(根),萬物是自己在自化中産生了“妄作”(誤入歧途)。

老子的“反”是“返”而不是相反和迴圈,從老子的“復”這一概念中也能得到佐證。在《老子》中,“復”字一共有十五個(比“反”多得多)。這些“復”字除了第58章和第64章的兩個不能用作“返回”、“回歸”外,其中第58章的“正復爲奇,善復爲妖”的“復”是説“正奇”、“善妖”之間的轉化;第64章的“復衆人之所過”,多解釋爲“糾正”。《莊子·德充符》説的“猶務學以復補前人之惡”的“復補”被認爲是一個根據。這裏的“復補”的“復”應作“補償”解釋,類如《禮記·曾子問》中的“除喪則不復婚禮乎”的“復”(鄭玄注爲“償”),同糾正無關。“復衆人之所過”的“復”應解釋爲“寬宥”,類如《吕氏春秋·當賞》中的“故復右主然之罪”。其他的都是用作“返回”、“復歸”。“復”的本義不是《説文》解釋的“往來”,它的本義是“返”和“回”(即《易·泰》的“無往不復”的“復”)。老子的“復”有六處是同“歸”連用。它們分别是第14章的“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第16章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第28章的“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和“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及“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第52章的“用其光,復歸其明”等。從這些“復”字“歸”連用來看,“復”就是“歸”,也是“返”。其他“復”字出現在第16章(“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歸根曰静,静曰復命”)、第19章(“民復孝慈”)和第80章(“復結繩而用之”)中。整體上,《老子》中的這一系列“復”字,還有“歸”字,都同“反”一樣,主要是指萬物和人返回和復歸於“道”等。

如同上述,事物的異常和異化從自身説是背離了自身的“德”,從它的根源説是背離了“大道”,因此,老子的“復”和“歸”既是説事物回到自身的原本上,回到它自己的固有之“德”上,也是説它復歸於道的根本上和道的標準上: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16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老子》第28章)

這兩章中的“歸根”、“復命”、“復歸嬰兒”、“復歸無極”、“復歸樸”等,還有上述的“復”和“歸”的例子,無疑都是説事物向根源性的道的回歸,復歸也是“守母”。《老子》第52章説:“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向自身的本真回歸。《老子》第37章説:“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静,天下將自定。”老子並不否認事物的變化和分化(“自化”),認爲“大樸”要變成各種的器(“樸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只是,按照《老子》第32章的説法,分化和使用需要有限度,超過了限度就會産生異化(“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更别説是“妄作”了。

老子的“復歸”既證明了老子的“反”主要是指返回到自身,也證明了老子世界觀還包括了事物的沉淪與拯救這一重要層面。對老子來説,沉淪是多餘東西的“增生”,拯救則是對它們的減損,因此,“復”和“歸”也是減少的過程,它是《老子》第29章説的“去甚,去奢,去泰”,是第38章説的“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是第3章説的排除: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更是第19章説的革命性和激進性的反叛: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老子的道以純樸爲特徵,面向道的返本歸根又是返樸歸真。作爲一種社會理想,它是老子設想出的“小國寡民”社會。按照老子的描繪,這種理想社會對器物的使用非常少,它没有戰争和衝突,人們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美其服”。老子的這種設想影響了莊子對美好社會的想象: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莊子·胠篋》)

莊子更想象出了原始性的“至德之世”狀態: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

在老子那裏,道是世界根源性的價值,也是原本的和最初的價值,萬物保持它和遵循它,世界就能處於一種最好的狀態,背離它,失去它,事物就會産生異化。爲了克服異化,人類爲它尋找各種替代物,反而又産生了許多“文明化”的東西。醫治文明弊病的方法類似於醫治人的身體疾病的醫術,它也有局限性和負作用,有時還會給人造成傷害,就像《莊子》中所説的那樣。《莊子·徐無鬼》篇説:“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癕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但人類總體上還是需要醫術(可以不斷改善和完善),不能通過抛棄醫術來解决人類的疾病治療。同理,文明的病態只能通過文明的發展來解决。對老子來説,“文明化”的東西不能從根本上解决問題,這些替代物越多,它不僅不能解决問題,還會産生更多的問題,人類文明的衰退和衰敗就越嚴重。老子求助於道,他認爲這是一勞永逸的方法。在老子看來,事物失去了自我,主要是爲自己增加了許多多餘的東西,《老子》第24章説:“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解决文明病態的方法不能使用加法,只能使用減法,減去大量多餘的和不必要的東西(“爲道日損”)。求助於道就是放棄和排除這些替代物,回到道和德的本原中,回到萬物的原初狀態中,這是拯救病態性文明的根本方案和出路。科學中的還原主義相信通過還原來探尋事物的本質和本性,老子想通過還原讓事物返回和復歸到它的本然中。

嚴格而論,歷史無法走回頭路,也無法將已走過的歷程一筆勾銷,它從哪裏退化,它就要從哪裏改變。事物返回自身也好,復歸自身也好,它也只能是在新的時間歷程中去重建一個更高的自己,而不是去簡單重複一個過去的自己。同樣,老子的事物復歸的世界觀,看上去是説事物回到自身,最終是回到它的過去,實際上,它是改變它的當下並向它的未來展開。

作者簡介:王中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早期哲學、出土文獻和晚近哲學研究。近幾年出版學術著作主要有《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會角色》、《道家學説的觀念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