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情出了差错

我还记得小时候住在佛罗伦萨时，和母亲在深秋的一天上街散步的情景。我当时九岁，虽然穿得暖和，却仍瑟瑟发抖。我告诉母亲我不舒服，她伸手摸我的额头，然后说我发烧了，必须立刻回家。我们在前往有轨电车站的路上经过了一家书店，母亲补充了一句，说我这年纪已经可以自己买书看了。于是我买下了凡尔纳的《神秘岛》。接下来的三天是奇妙的三天，我发了烧，我的爱书生涯却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在小说中，岛上的殖民者们发现了一种“发烧树”，它能预防发烧，却无法治疗。我的病情拖了很久，或许是因为我想花点时间把书读完。那次发烧的原因没有查明，但是和普通的发烧一样，它最终还是结束了。

实际上，就算有了现代医学的魔法，发烧的原因也往往还是无法确定。医生说他们常遇到莫名其妙开始发烧的病人。如果一次发烧持续三周以上，热度至少在华氏101度（约摄氏38.3度），而且在医院观察了至少一周之后仍然无法解释，那么它就符合一次“神秘发烧”的标准了。这类发烧是最麻烦的。反过来说，即使病因已经查明，医生还是有必要记录发烧的过程。

住院病人的床脚都挂着一张单子，记录着温度、血压、脉搏和呼吸这四个数据，这张单子是任何一个住院病人都有的，因为它往往体现了疾病的进程。即使我们无法确定疾病、不知道该怎么治疗，这四个数据也会告诉我们病情的发展，并透露好转的迹象。

体温过高会造成严重危害。在脑膜炎、伤寒或肺炎之类的急性感染中，病人的体温可能飙升到107度（约摄氏42度）甚至更高，抛开病情不论，这么高的体温本身就是极大的威胁。病人会开始颤抖、谵妄和痉挛。治疗必须迅速，还要依照《哈里森内科学》的指示：

在诊断热性疾病时必须同时运用医学中的科学与艺术元素。出现这种临床表现时应该掌握患者的详细病历。症状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前服用过什么药物（包括未遵医嘱的那些）、接受过什么治疗，都要一一调查清楚。

这一段说得非常在理。面对发烧时，盲目治疗反而弊大于利。

引起发热的物质称为“致热原”（pyrogen），它和“热病”（pyrexia）、“烟火”（pyrotechnics）、“纵火狂”（pyromania）都包含了表示“火”的希腊字根pyro。致热原可以分成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前者在人体之外形成，后者来自人体本身。细菌就是一种致热原，它们会刺激人体释放一种叫做“细胞因子”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随着血液进入下丘脑，在库欣所谓的这个“原始生命的力量之源”里，它们催生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将身体的恒温调节器设置到一个更高的温度，于是人就发烧了。

发烧时，身体产生了和运动相反的反应。运动和发烧都使核心体温上升，但运动时身体出汗，从而使温度降回正常的定值；而发烧时，身体却会颤抖，肌肉通过不由自主的收缩产生更多热量，将人的核心体温推上新的定值。换句话说，这时的身体“认为”自己应该变热。

发烧时，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下丘脑中的设定温度恢复到正常值。一是排除致热原，也就是杀死催生细胞因子的细菌。二是服用阿司匹林或类似药物，以阻止前列腺素的合成。简单地说，要么毁掉信件，要么杀死信使。

阿司匹林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多一些，但是和它有关的产品却早就为人所知了。一般认为希波克拉底是现代医学之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词是医学伦理的体现。他在公元前5世纪就用柳树皮的提取物治疗了发烧和疼痛。柳树的拉丁文名称是salix，树皮中的有效物质称为salicin，即水杨苷。可惜它虽然能治病，却会引起胃部不适。这个副作用直到1897年才得以改善。那一年，拜耳公司的一名药剂师对水杨苷加以改进，合成出了效果远胜于它的乙酰水杨酸。1899年，拜耳将新产品冠名“阿司匹林”推向市场。它第一次销售是在1915年，当时尚无处方。和水杨苷相比，阿司匹林的副作用要轻微得多。人们很快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但是其原理始终不甚明了，一直到1970年代，约翰·范恩（John Vane）才发现了它具有抑制前列腺素的功能。因为这个发现，范恩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我要再强调一次：即使有了现代医学的一切工具，病人和医生还是会经常找不到发热的确切原因。有时候病人走运，那就治疗迅速，疗效显著。然而直到20世纪以前，人类还没有多少药物可以有效地治疗感染。抗生素的历史不过五十年，它们的确是对抗感染的有力手段，但是随着抗药菌株的出现，情况又复杂了起来。我想引用1999年6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则讣闻，要说明这方面的进步离我们多近，没有什么比它更合适了：

5月27日，安妮·谢夫·米勒（Anne Sheafe Miller）在康涅狄格州的索尔兹伯里逝世，享年90岁。她是第一个被青霉素挽救性命的人，因此名留医学史册。

1942年3月，这位米勒太太在纽黑文的一家医院里到了弥留之际，她感染了链球菌，那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死亡原因。她入院已经一个月，常常神志模糊，体温最高时达到华氏107度（约摄氏41.7度）。医生用尽了一切办法，包括磺胺类药物、输血和手术，但是没有一样见效。

事情接着发生了转机：虽然亚历克斯·弗莱明爵士早在1928年就发现了青霉素，但它的疗效始终没有得到认可，直到米勒太太试用青霉素并且奇迹康复，医疗界才终于接受了它。米勒太太是幸运的，她发烧的原因很明确，当时也正好有医治的方法。

虽然希波克拉底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治疗发热的医生，但是放眼古代世界，盖伦才是这个领域最具影响的人物。盖伦生于哈德良治下的罗马帝国，出生地在小亚细亚，父母都是希腊人，他本人精于解说，长于编纂，还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撰写过大量书籍，并在《论身体各部位的功用》等著作中总结了自己的观察。一直到17世纪，这些巨著仍旧主导着关于人体的思考，当时的盖伦之于医学，正仿佛亚里士多德之于哲学、托勒密之于天文学。

古希腊人认为，世间万物由土、气、水、火四种元素构成，而人最基本的感官体验是热、冷、干、湿。盖伦从这个设定出发，提出了人类的四种体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每一种体液都会造就特殊的面相、行为，甚至肤色。其中，血液与气、清晨、春季有关；黄胆汁使人想起火、正午和夏日；黑胆汁对应土、黄昏和秋季；黏液则体现了水、夜晚和冬天。人的性格气质也有四种主要类型：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黏液质，分别对应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举例来说，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1526年创作的木版画《四使徒》，就很可能是在表现这四种气质，画中的圣约翰为多血质，圣马可为胆汁质，圣保罗为抑郁质，圣彼得为黏液质。

因为黄胆汁与火有关，盖伦自然就想到了黄胆汁过多是发烧的原因。盖伦采用的是体液疗法，目的是使病人的体液重返平衡。体液一旦紊乱，就要运用冷热、干湿、补泻或放血的手法来找回平衡。到今天，体液疗法又有所复兴，有人把它和现代医学关联，也有人将它与其他类似的疗法挂钩，比如早于盖伦几百年在印度产生的阿育吠陀医学。虽然黄胆汁和黑胆汁的概念不能光看字面解释，发烧也显然不是黄胆汁过多引起的，但身体机能的均衡仍然值得提倡。

进入人体的有害微生物能够破坏这个均衡，也常这么做。在医生们理解病菌的活动之前，手术往往是弊大于利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手术不具备无菌环境，术后常会造成感染。别忘了：巴斯德等人提出病原菌学说，到今天不过一百年出头而已。

杰出的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éDubos）为巴斯德这位伟人写过传记，其中引用了一则数据：普法战争期间有13000名法军士兵接受了截肢手术，其中10000人不幸身亡。巴斯德在病房参观时想到，经过外科医生的脏手或脏衣服传播的细菌才是最要命的，而由空气传播的细菌尚在其次。1878年，他在法国医学院发表了一席著名讲话，他说：

现在的病人，无时不在微生物的威胁之中，他们周围的一切物体上都寄居着微生物，在医院里尤其如此。如果我有幸做了医生，一定要使用绝对清洁的器具，治疗前我会以最大的谨慎清洗双手，并在火焰上迅速烘干，这么做其实相当简单，并不比一个熏肉工人在两手之间倒腾一块灼热的煤块更麻烦。绒布、绷带和海绵，事先都要用265至300度的高温消毒，我才会使用。

巴斯德发现了感染的危险，然而将这个发现付诸实践的却另有其人。一般认为，是年轻的苏格兰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发展并归纳了无菌手术的理念，从而减少了受伤或手术之后的感染事件。不过李斯特没有忘记巴斯德的功劳，他在1874年给巴斯德的信中写道：“容我借这个机会向您送上最诚挚的谢意，是您的高明研究使我懂得了病菌感染理论。您的发现，是无菌医疗得以实施的唯一原理。”

我们常常把细菌看作入侵身体的对手，但实际上，许多细菌都在我们体内平静地栖息，不会制造任何麻烦。即便是恶名远扬的大肠杆菌也遍布于我们体内。它们平时在结肠内安居，哺乳动物的身体里多少都住着这些访客。只有当它们摸到了肠道以外，比如进入了尿道，才会造成感染，不过一般也不会太严重。

有些种类的大肠杆菌的确是有害的，而且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个害处极大的菌种。大肠杆菌O157∶H7就是其中的典型。1980年代初，有人在吃下受到污染的汉堡包后严重感染，大肠杆菌O157∶H7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的。它们最初栖息在牛的肠道中，对牛的健康并无影响，但屠宰是一个混乱而肮脏的行业，难免会在牛肉中混进一些杆菌；尤其是那些经过挤压处理的肉块，特别易受到污染。大肠杆菌O157∶H7出现之后引起了一阵恐慌，于是科学家开始研究治疗手段和预防措施。幸运的是，就汉堡包而言，有一个简单的消毒方法：以华氏160度（约摄氏71度）的高温烹饪15秒钟，就足以杀死细菌。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每年仍有75000个O157∶H7感染病例。

加热到160度并不总是可行的做法——比如外科医生就不可能真的烘烤自己的双手。这时就需要最先进的医学来帮忙了。在盖伦和巴斯德之后，今天的我们有了基因测序技术。2001年1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完整刊出了大肠杆菌O157∶H7的基因序列。作者写道：“大肠杆菌O157∶H7造成的严重疾病目前还没有见效的疗法，而且受它感染的食物可能引发大规模疫情，因此我们要加紧研究，找到它的发病机理和诊断方法。”完整的基因序列已经公布，下一步就是寻找更好的诊断工具乃至治疗方法了。与此同时，汉堡包也一定要细心烹饪才行。

除了加热，我们还没有对付O157∶H7的其他方法。我们同样无法对付许多引起发热的东西。不过真正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连自己为什么发热都还不能确定。发热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体温升高几度，杀死入侵细菌这么简单。的确，有的细菌对温度十分敏感，比如肺炎链球菌，在华氏106度（约摄氏41度）以上便难以生长。但是对于大多数细菌，将它们杀死的温度都远远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上限。医疗器械的消毒、肉类和禽类的烹饪，通常都要将温度提升到华氏160度以上（记得巴斯德对医生的建议么？）。那么，如果体温升高的目的不是杀死细菌，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