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贝克　男　3岁　自闭症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贝德福德地区，一个名叫帕克·贝克的小男孩看起来十分幸福、健康，可是刚过完2岁生日没几个月，他便开始与现实世界产生隔阂。帕克逐渐没有了笑容，也不和他的父母讲话。他常常半夜惊醒，发出奇怪的尖叫声，并且出现了诸如转圈、用手敲脑袋的小动作。经过多方求医后，他的父母，加里和维多利亚得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答案：根据他的行为表现，帕克可能患上了自闭症。尽管他们让帕克接受了最好的治疗，但他的病情却继续恶化。直到1996年4月，帕克3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

同其他自闭症儿童一样，帕克有慢性腹泻等胃肠道不适症状。随后，维多利亚便带他去卡罗尔·霍瓦特医生处就诊。卡罗尔·霍瓦特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胃肠道疾病专家。经他建议，帕克接受了肠道内窥镜检查。内窥镜软管顶端装有一种特制的摄像头，能够看清消化道内的情况。虽然检查结果没有显示太多有用的信息，但一夜之间，帕克开始戏剧性地康复。他的肠道功能得到改善，也能够安然入睡，并开始对大家微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在这一年中，他从几乎失语状态突然转变为能认识识字卡片，而且开始叫“爸爸”“妈妈”。

自闭症以语言障碍和社交障碍为特征，在美国约有100万名儿童患有此病。虽然有些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发病，但也有很多像帕克这样的孩子，出生时健康，后来逐渐自闭起来。只有一些个别症状可用药物治疗，然而对不同的孩子和家长来说，教育和行为疗法的效果差异会很大，因此目前依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帕克突然之间的转变可谓是一个奇迹。

维多利亚说服医院告诉她帕克接受内窥镜检查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他们使用的麻醉剂剂量。经过一系列排查，维多利亚开始确信，儿子症状之所以好转，是一种名叫促胰液素的胃肠道激素在起作用，这种激素可以促使胰腺分泌消化液，作为一种内窥镜的诊断试剂，给予帕克之后可确保他的胰腺能正常运作。维多利亚坚信帕克的胃肠道症状和自闭症有关，正是激素戏剧性地改善了儿子的病情。

由于极度渴望想为帕克取得另外的促胰液素，维多利亚联系了马里兰大学的医生，并告诉了他们她自己的推理，但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她还联系了美国自闭症的研究人员和医生，通过给他们发送家庭录像资料来证明帕克的进步。终于，1996年11月，帕克的故事传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精神病药理学副教授肯尼斯·西科尔斯基的耳朵里，他的儿子亚伦同样患有自闭症。西科尔斯基让当地一位胃肠疾病专家给亚伦做同样的试验性治疗，结果亚伦也开始逐渐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能复述讲话内容。

这些效果促使马里兰大学霍瓦特医生以同样的方法为第三个患自闭症的孩子输注促胰液素，结果这个孩子也显示了同样的反应。霍瓦特又给帕克注射了一个单位剂量的激素，维多利亚发现帕克的进步更大了。1998年，霍瓦特将这三个孩子使用促胰液素治疗后好转的结果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文中写到，孩子们曾经的自闭行为有了戏剧性的好转，他们的眼神交流障碍明显改善，警戒心理有所消除，语言表现也自然了。

从那以后，霍瓦特没有再给帕克使用促胰液素治疗，因为当时促胰液素治疗还未得到法律的许可。后来，维多利亚又找到了一位愿意给帕克治疗的医生。1998年10月7日，帕克的故事因为NBC节目的播出广为人知，节目中的帕克是一个爱玩且喜欢与人交流的小男孩，这更印证了帕克在好转。其他父母得知了帕克的事情后，也开始用这种激素疗法治疗他们的孩子。一位母亲激动地说：“经过促胰液素治疗后，我的孩子再也没有腹泻，不用进行排便训练，并且他会看着我的眼睛讲话，也会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另一位母亲说：“他会直直地盯着我，望着我的眼睛，好像在说：‘妈妈，我好久没见您了。’”这档节目最后报道约有200名自闭症患儿使用了激素治疗，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2周后，辉凌制药公司被授权成为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促胰液素的公司。其在互联网的交易额达到数千美元。有报道称，有些家庭为了买到促胰液素而抵押了自己的房屋，甚至在墨西哥或日本的黑市进行交易。几个月后，就有超过2 500名患儿接受了激素治疗，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进入人们的视线。

“这真令人兴奋。”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地区的奥尔森哈夫儿童发展中心（Olsen Huff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的儿科医生阿德里安·桑德勒（Adrian Sandler）回忆道，“我们的电话被打爆了，因为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希望我们能用促胰液素给他们的孩子进行治疗。”但医学专家们却担心潜在的公共健康安全事件，由于没有证据显示重复使用促胰液素的安全性，美国的医疗中心紧急开展了十几个临床试验来验证其安全性。其中，桑德勒公布的首个对照试验共有60名自闭症患儿参与。

按标准试验的要求，桑德勒的受试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接受激素治疗，另一组接受假性治疗或安慰剂注射（安慰剂为生理盐水）。只有当促胰液素的作用比安慰剂组的治疗效果明显时，才能判定其为有效的药物。试验过程由临床医生来评估每个儿童注射药物前后的症状变化，家长和教师双方都不知道哪个孩子接受了哪种治疗。

1992年12月，桑德勒将结果发表在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但研究结果却出人意料，两组之间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其他研究结果也一样，促胰液素组与安慰剂组相比并无明显获益，作为治疗自闭症的药物可以说无效。整个关于促胰液素能治疗自闭症的想法都是一种错觉，这是家长因为迫切希望看到孩子进步而想象出来的。至此，用促胰液素治疗自闭症风波暂告一段落。

桑德勒在论文的结论中写道：“一次单一剂量的合成人促胰液素对治疗自闭症患儿无效。”但是他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写出的是，他发现两组儿童的行为居然都有显著改善。“有趣的是，两组孩子的症状都有所改善，”他告诉我，“接受促胰液素和接受盐水的两组均有显著改善。”

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与许多慢性疾病一样，自闭症的症状可能随时间而波动。设置安慰剂组是用来测试新治疗方法，避免服药后的症状变化可能是偶然的结果。但是令桑德勒惊奇的是，安慰剂能使这种变化如此显著。

桑德勒用一份自闭症行为量表对试验中的孩子进行评估，这份量表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症状，包括孩子对伤口疼痛的反应，或是否会对一个拥抱做出回应。得分范围0～158分，数字越大表明孩子症状越严重。桑德勒的试验中，安慰剂组在治疗前的平均得分是63分。接受安慰剂组（生理盐水）注射一个月后，他们的平均得分只有45分。短短几周内竟改善了将近30%，这对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然而，这种效果并不平均，即有些孩子没有反应，但有些孩子却反应显著。

相信激素治疗会有很好效果的帕克一家和其他家长们没有预想到，孩子使用安慰剂后也能好转。虽然他们孩子的症状确实改善了，但却与促胰液素无关。

邦妮·安德森　女　75岁　脊椎骨折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75岁的邦妮·安德森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睡着了。她记不清看的是什么节目，或许是一个节目秀，或是一部老电影。邦妮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她赤脚走到厨房打算喝水，毫不犹豫地开了灯，但是当她发现厨房地板因为净水器漏水而变得很滑时为时已晚，她刚好踩到了湿地板，滑倒了。

邦妮觉得脊柱剧痛难忍，因此不能动弹。“真的十分可怕，”她说，“我想，天啊，我的后背受伤了。”她的老伴唐把她拖到客厅，给她盖上毯子，过了几个小时她自己才慢慢起来躺到沙发上。幸运的是，她没有瘫痪，但是她的脊椎却因为骨质疏松症而骨折了，这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损伤。

邦妮和唐住在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小镇的一间白色小平房里。她在小镇上当了40年荷美尔食品有限公司（午餐肉制造商）的电话接线员，退休后依然很有活力。虽然一头银丝，也不影响她化着橘色妆容参加社交活动，她热爱打18洞高尔夫球。但那场事故彻底毁了她的生活。她一直感觉疼痛，甚至不能站起来洗碗。“我晚上会失眠，”她说，“当我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却不能动，只能戴着加热垫坐在被窝里。”

几个月后，邦妮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接受了一项很有前景的外科手术，被称为“椎体成形术”，这个手术将医用骨水泥打入骨折椎体，以加强椎体作用。那是10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唐开车送邦妮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接受手术治疗。出院后她立刻感觉好多了。“太棒了，”她说，“它真的能减轻痛苦。我可以回到高尔夫球场，做我想做的一切了！”

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邦妮仍然对手术结果感到满意。她说：“这真是一个奇迹。”虽然现在呼吸系统的疾病已经开始影响她的生活，但她并没有受到脊柱活动的限制。“我84岁的生日就要到了，”她微笑着说，“但我仍然计划今年夏天打一场短时间的高尔夫球。”

椎体成形术治愈了邦妮的脊柱骨折，但是当初参加手术试验时，邦妮自己并不知道，她做的不是椎体成形术，而是假手术。

2005年，也就是邦妮在湿地板上滑倒那年，当时椎体成形术的技术迅速普及。“整形外科医生、康复理疗师，甚至麻醉科医生也在做，”华盛顿大学的放射科医师杰瑞·贾维克说，“有趣的是，近年来有很多报道说这项手术多么有效，似乎只要患者躺在手术台上被注入骨水泥，就能被治愈。”

梅奥诊所的外科医生大卫·科莫斯说，他也从这个试验中看到了“积极”的结果，其中约80%的患者从中获益良多。令科莫斯感到疑惑的是，似乎外科医生注入骨水泥量的多少与预后并无关系。科莫斯见过几例将骨水泥意外打在椎体错误位置的案例，但是患者仍然康复了。他说：“这说明或许不只是骨水泥在起作用，使患者康复的原因远不止于此。”

为了找出原因，科莫斯和贾维克打算在脊柱外科手术领域合作，开展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计划把做椎体成形术的患者与不知道自己进行了假手术的患者的预后进行对比。安慰剂对照试验通常用来测试如促胰液素这样的新药，而不会用在新的手术方法的研究上，况且，在一定程度上，给患者做假手术并不道德。但是，科莫斯指出手术与药物一样，未经试验的治疗方法的风险可能伤害成千上万的患者。“假手术或安慰剂试验并非不道德，”他说，“不道德的不是做试验。”

科莫斯和贾维克收下了来自世界各地11个不同医疗中心的131名脊椎骨折患者，其中包括邦妮。他们中有一半的人接受了椎体成形术，另一半则做了假手术，患者也知道自己只有50%的机会接受骨水泥治疗。科莫斯竭尽全力确保假手术尽可能逼真，使受试者猜不到自己所在的分组。每个患者挨个被送往手术室进行锥管内麻醉，只有手术医生打开信封后才知道这名患者接受的是哪种手术。无论哪种手术，医生都是按照同一个脚本操作，说同样的话，都打开骨水泥包使手术室充满了其特征性的卸甲油的气味，且都会对患者背部加压以假装真的注入骨水泥。两组手术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否真的在椎体内注入骨水泥。

手术结束后，医生对所有患者随访1个月，并对他们的疼痛和活动障碍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这份研究结果在2009年9月发表，即便开始时科莫斯对这种方式怀有疑虑，但试验结果却使他感到震惊：尽管椎体成形术好处多多，但是与假手术组相比，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令人惊奇的是，两组患者的症状都大大改善，他们的疼痛等级几乎下降了一半，平均从7/10级下降到4/10级。而伤残等级的评定是基于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例如：你自行走过一个街区或爬楼梯时可以不扶扶手吗？在试验之初，23个类似问题平均有17个，患者的回答是“不能”，根据分数被归为“重度残疾”。手术1个月后，他们的平均得分只有11分。尽管有些患者术后仍感觉疼痛，但是另一些人，像邦妮一样，几乎痊愈了。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第二个关于椎体成形术的试验也结束了，结果非常相似。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推测，患者症状的改善可能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疼痛的症状波动存在，二是椎体骨折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愈合。除了这些可能性，科莫斯和贾维克认为，之所以能产生这样戏剧性的改变，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诸如患者大脑中的某些意识或信念。正如促胰液素的出现一样，似乎他们相信已经得到了一种有效的治疗，从而使症状得以缓解。

安慰剂效应是万能药吗

众所周知，患者在接受假性治疗后症状好转的现象被称为安慰剂效应。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哮喘、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晨起虚弱和勃起功能障碍等许多疾病，存在明显的安慰剂效应。一般来说，科学家和医生把这看作一种幻想或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无论是否得到治疗，患者均有好转，出现了统计学上的反常情况：对于几近绝望或容易轻信的人，常误认为自己好转，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好转。这在伦理上也是值得怀疑的现象。

早在1954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安慰剂只能安慰那些“愚昧或不自信的患者”。尽管现在的医生没有说得那样直白，但是直到现在，他们的想法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当时建立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进展，通过对照试验我们能明确知道哪些药物起作用，哪些没有，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奠定了现代医学实践的基石。但是在这个框架内，安慰剂除了与试验组作为对照外别无他用。如果一项好的治疗方案不能比安慰剂有效，那么只能被淘汰。

以上试验均表明，无论是促胰液素还是骨水泥，对疾病治疗都没有积极影响。因此，基于循证医学的规则，像帕克和邦妮这样康复的例子并没有很大的临床价值。

然而，当桑德勒告诉父母们，在他的研究中促胰液素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时，仍有将近69%的人希望对自己的孩子应用这种治疗。同样，放射科医生也不放弃骨水泥治疗方法。自从科莫斯和贾维克的论文发表后，两人在公共场合常常被敌视，甚至有人在会议上对他们尖叫，以表示不满。贾维克说：“似乎人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是我们带走了患者的治疗希望。”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的保单仍然覆盖这项治疗，科莫斯也不顾他的试验结果而继续使用骨水泥，因为他觉得很多治疗别无他法。“我见到患者逐渐康复，”他说，“因此，我仍在做这项手术。你只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就好。”

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案例出现在人们眼前。2012年，某项研究结果显示，一种叫作“Z药”的安眠药与安慰剂相比无明显差异。同一年，研究人员针对一种名叫氯胺酮的镇痛药能缓解癌性疼痛的效果做了一项双盲实验。曾经，氯胺酮的药效被人们形容为“彻底的”“显著的”“卓越的”，然而它最终也被证实与安慰剂类似。2014年，专家们分析了53种效果显著的外科手术与假手术对照试验的结果，无论是心绞痛，还是膝关节炎，约半数患者做完假手术以后效果同样好。

也许所有这些案例中的医生和患者都被随机因素和心理期望值欺骗了。然而，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么多人的体验的话，我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否决了一些真正有用的方法。或许安慰剂效应会给人造成错觉，但也说不定有时真的具有临床价值；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它使患者免于暴露在潜在的治疗风险中呢？

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单纯地认为我们已拥有了治愈患者的方法呢？

罗珊娜·孔松尼　女　74岁　帕金森病

罗珊娜·孔松尼弓着脊背坐在桌前，左手抓着桌子的边缘。她的面前有一块长方形的灰色触控板，暂时将右手食指放在一个绿色光圈上。每隔几秒钟，就有一个红色的光圈沿着触控板边缘的不同位置亮起。这时，罗珊娜必须尽可能快地从绿色光圈切换到红色光圈。

大部分人会觉得这项工作十分轻松。但74岁的罗珊娜像个孩子一样在努力地写，眉毛拧成了“川”字。她想让手指快速灵活，却事与愿违，仿佛手指不是自己的，她无法控制。

“放松，深呼吸！”年轻的身穿白色外套的神经病学医学专家埃利萨·弗里萨尔迪（Elisa Frisaldi）建议道。每当罗珊娜准确切换到红色光圈时，弗里萨尔迪的电脑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蓝色进度条，显示她耗费的时间。

初春的早晨，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温和的春光笼罩着充满鲜活生命的大地，有人在朝平静的江面投着小石子，晨跑和遛狗的人沿着宽阔的纤道来回奔跑，江边盛开的鲜花偶尔有花瓣缓缓落下，岸边的草丛中不时有蜥蜴探头探脑……外面的世界显得如此温暖可爱。

而此时，有人却无暇顾及外面和煦的春光，仿佛与世隔绝一般，终日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面堆满电脑和实验室设备，只有一张蓝色的沙发可供休息。这里就是意大利都灵莫兰特医院（Molinette Hospital）的神经科学系。

神经科学家法布里齐奥·贝内德蒂（Fabrizio Benedetti）是有关安慰剂研究的先驱，弗里萨尔迪则是其团队中的一员。诸如椎体成形术和促胰液素等临床试验，不是为了衡量安慰剂效应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否定它们。安慰剂组中看到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随机因素，因此永远无法确定结果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即使能确定，也是由安慰剂本身所致。贝内德蒂和弗里萨尔迪通过能精确控制的试验，来探索究竟如何及何时进行自我安慰才能缓解症状。

志愿者罗珊娜在她50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右手抖动的毛病，经过两年反复求医，最后她终于接受自己患了帕金森病的事实。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为0.2%，仅在美国就有约50万人患病。帕金森病是一种退行性疾病，是大脑中产生的化学信使多巴胺导致细胞逐渐死亡引起的。随着大脑中多巴胺水平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不断恶化，出现肌肉僵硬、运动迟缓和震颤。

这种疾病通常使用左旋多巴治疗，左旋多巴的化学结构能在体内转化为多巴胺。罗珊娜自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未再服用药物，便于弗里萨尔迪进行试验管理。她挽着丈夫的胳膊，缓慢地朝前行走，坐下后也是保持一个姿势。她说话的同时身体一直在晃动，银色的耳环随着手臂的挥舞摇摆不定。她的下巴和颈部也在颤抖，就好像在咀嚼食物。为了防止摔倒，她还在裤子里面套了护膝。

与她脆弱的外表不相符的是她的精神状态，她完全独立，开玩笑似的指着她的丈夫多梅尼科，说他是保姆。罗珊娜告诉我，在她确诊后，她不想知道任何有关她病情的消息，拿到药片后直接服下。“我不愿意读药片的说明书，更不想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她如此说，“我可以开车，做一个好母亲，生活也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在距离最初确诊后的20年里，这种做法似乎还行得通。她热爱骑行，并且喜欢到都灵南边240千米处的维西利亚海边徒手潜水。

2008年，她的症状开始恶化，身体逐渐变得僵硬，四肢越来越不听使唤。直到有一天，她不顾医生忠告独自去了超市，收银台旁有个女人不小心碰到了她，她立刻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伤了胳膊。“我当时很害怕，突然感觉生活会发生某种改变。”她说。

罗珊娜的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因此她现在肩部携带了一个黑色的、小型相机袋大小的袋子，里面装有便携式输液泵，将药物通过埋在腹部的特制的输液管输送入小肠。罗珊娜十分讨厌植入物，她说：“它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有残疾。”但是这个令她讨厌的东西却可以让她的生活独立。

便携泵关闭后，在罗珊娜不用任何药物情况下，弗里萨尔迪通过一系列测试来评估罗珊娜症状的严重程度。除了轨迹测试外，她还需要用上肢画圈、走直线以及重复指鼻子。一旦基础评估完成，就需要打开输液泵继续泵入药物。一天当中，她最期盼的就是听到泵的震动以及它发出的“哔哔”声。“一旦开始用药，我的行为就能控制得很好，”她说，“我能感觉到双手解放了，腿也不再僵硬。”45分钟后，我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她坐得笔直，下巴也不再颤抖，走起路来更有自信，轨迹测试时间也减半了。

这种改变究竟有多少是因为药物本身，又有多少是因为她的期望所致？大部分临床试验无法解决这类问题，但是弗里萨尔迪希望能回答它。罗珊娜今天使用了全剂量药物，其他时间里她和其他志愿者的药量将有所变化。有时他们会知道剂量做了哪些调整，有时他们不知道：由于道德伦理，弗里萨尔迪不能完全不给他们药物。

罗珊娜的严重症状是由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引起，然而可能仅仅因为心理暗示的原因，症状便能得到缓解，这真的令我感到震惊。有关帕金森病的这项研究结果可以重复，例如，乔恩·史托索的一系列试验。

史托索是加拿大温哥华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病学家，他的研究结果是，当帕金森病患者服用假药丸后，安慰剂效应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山地骑行爱好者，名叫保罗·帕蒂森，他服用胶囊之后等待药物发挥作用。“轰！”他夸张地向BBC纪录片制作商形容安慰剂效应，“我的腰背笔直，肩膀也恢复了原样。”当他发现他所服用的药物实际上是安慰剂时，他说，“我相当震惊，怎么我服用的胶囊是空的，仅仅是心理作用就能与服药产生同样的效果？”

史托索的试验回答了这个问题。经过脑扫描发现，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大脑内的多巴胺释放增多，就好像他们服用了真正的药物一样，并且效应还很强，多巴胺的水平上升了三倍，相当于一个健康人服用一剂安非他命所出现的结果，简言之，相当于他们服用了真正的药物。

在都灵，贝内德蒂继续研究这项发现。他对帕金森病患者施行一种叫作深部脑刺激的手术，这种手术要在患者大脑中植入电极，植入部位位于丘脑底核，是控制运动的区域。该区域的神经元通常由多巴胺控制。然而帕金森病患者由于该区域缺少多巴胺而处于抑制状态，一旦植入电极，就能刺激这部分区域并且使神经元安静下来。

手术是在患者清醒状态下完成的，贝内德蒂得到了观察安慰剂效果的最佳时机。当患者服用安慰剂（志愿者并不总是接受）时，他用电极监测他们的深部脑组织活动。他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一旦电极到位，他就给患者注射生理盐水，并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强效的抗帕金森病的药物，称为阿扑吗啡。

在等待罗珊娜的药物起效时，弗里萨尔迪在她的电脑屏幕上播放了一系列幻灯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注射生理盐水之前贝内德蒂记录的大脑活动。这是一张黑白相间的线性图，显示了一名患者丘脑底核的单个神经元活动。每当神经元放电时，直线就会显示出一个峰值。当神经元失控后峰值就会变得密集，看起来全是黑色线条，像个条形码。之后，她给我看了注射安慰剂之后相同神经元的活动，整个图几乎被白色占据，似乎大脑活动很安静，只有偶尔出现的单个异常活动打破了这种平静。

“太不可思议了，”弗里萨尔迪说，“我认为这是贝内德蒂所做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之一。”贝内德蒂已经把研究追溯到单个神经元的活动，且实验证明了帕金森病患者在注射安慰剂后，其运动神经元放电变慢，就像用了真药一样。

在所有研究帕金森病的研究人员之中，史托索和贝内德蒂的研究结果引人注目。尽管已经关注到帕金森病患者使用安慰剂的效应，但没有人想到安慰剂实际上可能会模拟治疗的生物学效应。这个试验排除了患者主观感觉的干扰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症状减弱，因此试验结果是显著的、真实的，在生理反应上的效果与真正的药物相同。

一个小时左右，罗珊娜的药已失效，试验也结束了。她告诉我，虽然脑中有植入物，但是今年夏天她仍然打算去维西利亚游泳，也不会浪费时间担心她的疾病会发展。她说：“活在当下，不去想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也一直都是这样想的，这种病什么也不能改变。”罗珊娜拿出手机，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她的花园里大约有140千克柠檬。当她站起身离开时，瘦小的身体随风摇曳，似乎风随时能把她吹走一样。

在了解了帕金森病患者有关应用安慰剂的研究之后，我深感震撼，但心中疑惑更多。如果意识和信念可以跟药物有相同的效果，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药物治疗呢？安慰剂适用于所有的疾病，还是只是个别情况？仅仅只是心中期望有所改变就能产生生物效应吗？为了解除困惑，我决定亲自去拜访贝内德蒂。虽然这里是他的实验室，但他并不在这里。为了找到他本人，我不得不到距离都灵北部120千米远的地方走一趟，那里海拔大约3 700米。

大卫　男　青壮年　高原反应

我站在悬崖边上，俯视着山间皑皑的白雪。在白雪的映照下，高山上的乌鸦显得特别的黑，不时地向下俯冲，山峰仿佛盖了一层厚厚的毯子，皱皱巴巴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在稀薄的空气中，声音显得瓮声瓮气，–10℃的环境有种刺骨的寒冷。我身后是一片巨大的冰山：罗萨高原冰川。这里海拔约3 500米，处于科学家所形容的“高海拔”和“特别高的海拔”之间。在阿尔卑斯山脉，这几乎是你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这里，只有马特宏峰（Matterhorn）的标志性高峰能再高约800米，锐利的尖峰几乎将湛蓝的天空切割开来。

清晨，高原荒无人烟。不久，一辆巨大的缆车朝这边滑过，透明的车窗显出它满载着的衣着鲜艳的滑雪者。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朝着冰川的浅坡滑去，几乎没有注意到坐落在山腰上的一个金属棚子。它的一半埋在雪中，周围都是脚手架。

棚子里面是贝内德蒂。他高大而热情，穿着黑色的滑雪裤和羊毛呢大衣。这是他的高空实验室，里面像桑拿房一样铺了松木地板，堆满设备。他带我四处看看，指着漏水的屋顶说：“夏天这里会很糟糕。”随后让我参观了屋内一台大约3米长的红外望远镜。

贝内德蒂把望远镜另一边的空间腾了出来，用来放置直升机带来的所有物资。棚内还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区和厨房，卧室区域有两张小床铺及睡眠监测器，屋外是十分壮丽的景色。国际边界线贯穿小屋，所以生活区在意大利，而实验室却在瑞士。

隔壁房间里配置了一堆机器和显示器，有许多不停闪烁的灯和开关，书架上塞满了文件。电线穿过天花板，大大的绿色煤气罐靠在墙上。各种各样的噪音充斥我的耳朵：“嗡嗡”声、频率不同的“咔嗒”声、周期性发出的“嘶嘶”声，以及行走在踏步机上沉重的脚步声。在踏步机上行走的是贝内德蒂的实验对象，他是一名健壮的年轻工程师，名叫大卫。

贝内德蒂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稀薄的空气构成了完美的试验环境，有助于研究另一种名叫“高原反应”的安慰剂效应。他将健康志愿者带到这里，利用稀薄的空气诱发其高原反应的症状，然后利用志愿者自己的信念和期望来改善症状，并监测其生理效应。

高原反应是由缺氧引起的。当我们在海拔较高的地区旅行时，空气中氧气的比例保持不变，但空气密度变小，这就意味着我们呼吸时氧气不足。而这里是在海拔3 500米以上，氧气密度只有海平面氧气密度的2/3，这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头痛等症状。对于那些来罗萨高原的滑雪者，通常建议他们花一夜的时间缓慢到达这里，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贝内德蒂所实验的高原反应，大卫从都灵到这里只用了3小时。

假如有根滑雪杖，表情专注的大卫看起来会像一个探险家。而此时的他戴着一个装有无线电极的黑色氯丁橡胶帽，这是用来监测他的大脑活动的。同时，他的胸部连接着各种传感器，以监测其神经系统活动、体温、心脏生物电活动和血氧饱和度。这些数据通过无线传播至秒表大小的黑色记录仪内。贝内德蒂告诉我，跳伞运动员菲利克斯·鲍姆加特纳在跳伞高度破纪录的时候使用过同样的系统，这个系统价值15 000欧元。不同的是“我们的高度只有大约4千米，而不是40千米”。

大卫一直在运动，贝内德蒂始终看着iPad上的数据。黑色显示屏上的绿色线条代表了大卫的心脏跳动。数字显示的是他的血氧饱和度。在通常情况下，人在海平面上的血氧饱和度在97%～98%，而现在已经下降到80%。旁边的电脑屏幕上，黄色、红色和蓝色的波浪线代表大卫的大脑活动。

大卫走了15分钟后戴上一个氧气面罩，连接着胸前一个白色的小氧气瓶，贝内德蒂解释说，这样易于测试。但贝内德蒂没有告诉他还有我，面罩并没有连接到真正的氧气，因为氧气瓶是空的，也就是说大卫正在呼吸的是假氧。

贝内德蒂认为安慰剂效应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音乐抑或是性生活，都存在安慰剂效应。他的意思是，假如给我一杯葡萄酒，并且告诉我它的口感有多棒，那么就会影响我的口感；假如我的病房外景色十分秀丽，那么我就会康复得更快。“我们是感官动物，”他说，“心理因素在各种情况下都占据很大比重。”

贝内德蒂对心理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产生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他刚进入都灵大学，开始他的神经学家的职业生涯。他注意到，进行临床试验时，安慰剂组的患者往往跟那些接受活性药物的患者恢复得一样好，甚至更好。后来，他看到了一篇相关文献，这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更不用说世界都正在认识和了解的安慰剂效应了。

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种在大脑中产生的分子，称为脑内啡肽，它们是天然的止痛剂。脑内啡肽是阿片样肽，就是说它们与吗啡和海洛因同属一个化学物质家族。众所周知，这些药物对人体的影响十分强大，人体自身可以生成类似结构的分子。第一次我们得到启示，大脑自己也能产生自己的药物，从而缓解机体症状。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乔恩·莱文想知道，这是否有助于解释安慰剂是如何缓解疼痛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因为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被安慰剂欺骗，所以意识上会认定自己的疼痛比实际情况要轻。但假如是因为服用了安慰剂以后引发这些天然止痛药的释放呢？那么疼痛的减轻就是真实的。莱文通过测试刚刚接受过口腔手术的患者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超过1/3的患者在静脉滴注生理盐水后表示疼痛大大缓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强效止痛药。接着，莱文仍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纳洛酮，这是一种对抗内啡肽作用的药物，结果，患者又开始疼痛了。

贝内德蒂说，由此，“安慰剂的生物学效应诞生了。”这是安慰剂效应通过生化途径发挥作用的第一个有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服用安慰剂并感觉到他的疼痛缓解了，这不是假的，这种生理机制产生的效果与其他药物的表现一样。贝内德蒂想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安慰剂组的患者在他其余的试验中也表现良好。他表示：“我决定探索一下他们的大脑里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贝内德蒂致力于揭开安慰剂效应神秘的面纱，便从疼痛缓解开始。在试验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能由我们的意念触发产生的天然化学物质，这些物质能促使我们的痛感在有或无之间来回转化。当人们服用安慰剂代替阿片类药物止痛时，它并不仅仅只缓解了疼痛，而且也像阿片类药物一样减慢了呼吸频率和心率。他甚至还发现，一些曾经被认为能强效止痛的药物结果却对痛感本身没有直接的止痛作用。

阿片类镇痛药通过与脑内啡肽受体结合而起作用，这种机制不受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服用了某种药物的影响。贝内德蒂表示，除了这种作用方式，这些镇痛药与安慰剂的作用一样，也能唤起我们的疼痛将会缓解的心理预期，这又导致大脑中释放出天然的内啡肽。第二个途径确实取决于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服用了某种药物，并对此有积极的期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贝内德蒂发现，有些曾经被认为是强力止痛药的药物只能通过第二种途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自己服用了它们，那么这些药物就没有效果。

然而，这只是一种安慰剂作用机制。贝内德蒂发现，能使疼痛缓解的安慰剂效应不是由内啡肽介导，因此也不能被纳洛酮阻断。随后，他转而继续研究与帕金森病相关的安慰剂效应，而我从弗里萨尔迪那里了解到的研究内容是通过另一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多巴胺的释放。然而到目前为止，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层面和系统还很局限，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向与之相关。贝内德蒂指出，安慰剂效应不是单一出现的现象。大脑产生的不同成分像一个天然药房一样，各种成分在里面发生“熔炉”反应，继而导致安慰剂效应出现。

在阿尔卑斯山上，贝内德蒂又开始研究安慰剂对高原反应的作用。当我们处于高海拔时，血液中的低氧状态促使大脑产生前列腺素这一化学信使。这些神经递质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生理改变，例如血管扩张，以帮助吸进更多的氧气供身体利用。但同时这些改变也被认为能导致头痛、眩晕和恶心等高原反应。那么，假氧治疗能阻断这个途径，从而缓解症状吗？

就在这时，大卫完成了半小时的定时训练。受高海拔影响，他看起来很虚弱，摇摇欲坠，贝内德蒂扶着他向前走了几步并帮助他坐下。对于一个几小时前还处于海平面上的人来说，他刚刚在踏步机上的表现相当出色。贝内德蒂后来告诉我，与没有给予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分析大卫和其他志愿者的结果后发现，假氧在其大脑中确实也产生了生物学效应。即使血氧含量保持不变，前列腺素水平和血管舒张的情况也减少了。当志愿者体验安慰剂效应时，他们大脑的反应就像他们正在呼吸真正的氧气一样，这种情况减轻了症状并使他们表现得更好。

在可控的条件下，如何用好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的局限性有两个重点。

第一，凡是能通过心理期望治疗而好转的都只限于身体本身已经存在的。例如，呼吸假氧能使大脑觉得空气中有足够的氧气供应从而出现反应，但是它并不能真正增加血氧含量。同样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医疗上的情况。安慰剂能帮助患有囊性纤维化的患者更容易呼吸，但并不会增加其肺部所需要的已经缺失的蛋白质；也不能使已经截肢者再生长出一条新的腿；对于1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安慰剂同样不能代替他们缺乏的胰岛素。

第二，经过一系列安慰剂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线索逐渐变得清晰，即由心理期望引导的作用往往只局限于意识能控制的症状，如疼痛、瘙痒、皮疹或腹泻，以及认知功能、睡眠和咖啡因、酒精等药物的影响。另外，安慰剂效应似乎对抑郁、焦虑和上瘾等精神疾病尤为有效。

事实上，它们可能是许多精神科药物的主要治疗方式。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安慰剂研究计划副主任欧文·基思利用信息自由法，迫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享由医药公司发送给他们的临床试验数据。这透露了医药公司一直隐瞒的真相，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危重患者除外），如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物与安慰剂差不多或几乎没有效果。另外，贝内德蒂发现，广泛用于治疗焦虑症的安定，除非患者知道他们正在服用它，否则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对安慰剂了解得越多，”他说，“就越能知道临床试验的许多阳性结果都归因于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非常容易影响我们的感受，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能影响意识控制不了的因素，如胆固醇水平或血糖水平，而且它们似乎并不强调主要过程或疾病原因。邦妮·安德森做的假手术减轻了她的痛苦和肢体活动障碍，但脊椎并未得到真正的修复。一项有关哮喘病的研究发现，尽管哮喘病患者表示在服用安慰剂后呼吸变得更轻松，但测量其肺功能的客观指标并没有改变。临床实验中的癌症患者应用安慰剂后，对疼痛的忍耐度和生活质量有显著改善，但是安慰剂组患者肿瘤缩小的比例却较低。

这些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为安慰剂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奇迹般地保护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放弃药物和治疗。另一方面，虽然安慰剂是以大脑和身体能预知的生理变化为基础，从而进行主观引导并改善症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医学没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医学上，许多治疗方法都是针对症状，特别是当基础疾病难以诊断或治疗时。肿瘤的生长和生存时间对于癌症患者至关重要，但疼痛的控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一样重要。仅仅只告诉患有纤维肌痛或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他们的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这并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安慰；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改变可是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在试验中，安慰剂效应往往十分短暂。也有证据显示，临床实践中安慰剂的作用可以维持数月甚至数年。在2001年美国公布的试验中，研究人员将流产的人类胚胎神经元植入帕金森病患者的脑内，希望这些神经元能够在脑内开始成长并分泌多巴胺。但试验最终失败了，因为治疗组和安慰剂组比较后无显著差异。而有差异的是，患者的意识认为自己应该是哪一组的。一年后，那些认为自己接受过移植手术的人比那些认为自己接受安慰剂的人恢复得更好，这是根据他们的报告分数得出的。

当然，恢复更好的患者，可能猜测他们自己是已经接受了移植的那部分人。但分析这项研究数据的研究人员认为，有影响的远不止这些，因为在过去一年中，“安慰剂效应非常强”。罗珊娜拒绝相信自己已经患病，可能是为什么她的病在确诊后很多年依然进展缓慢，而本研究结果也暗示她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

从表面上看，安慰剂似乎很神奇，益处良多，没有不良反应，基本上又是零成本。但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医生可能会承认安慰剂的效果从而拒绝再使用药物治疗。医生必须一直对患者撒谎才能让安慰剂发挥作用，误导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接受积极的治疗，但真正的治疗并不存在。因此，评论家认为，无论安慰剂的潜在好处如何，如果其危害了医生与患者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也是不值得的。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提出这一传统思想是错误的。他们的结果可能会颠覆整个传统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