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

1.1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现状

二元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落后的农村经济和高农业就业比例。通过城市化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和二元经济转换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导产业会出现不断替换并产生相应的结构效益。克拉克（Colin Clark）在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关于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关系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宏观数据，总结并验证了就业及产业间的结构性变化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则向第三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就业人口配置经历了配第—克拉克配置过程（见表1.1）。其中，劳动力指16岁以上各产业的年末从业人员。从三次产业劳动力投入构成情况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投入始终占据最大比例，1990年的劳动力投入人数为38914万人，占总劳动力投入的60.1%;2011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投入人数为26594万人，占总劳动力投入的34.8%，下降了25.3%。随着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收入差距的推动下逐渐向城市转移，导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投入的绝对数及相对数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990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力投入人数为13856万人，占总劳动力投入的21.4%;2011年，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投入人数为22544万人，占总劳动力投入的29.5%，增加了8.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1990年的劳动力投入为11979万人，占总劳动力投入的18.5%;2011年，从事第三产业劳动力的绝对数上升至27282万人，占总劳动力投入的比重上升至35.7%。其中，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以平均每年1.06个百分点下降。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相对份额和就业份额下降具有客观必然性。世界主要国家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见表1.2）显示，2000年，美国与日本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就业比重分别为2.6%和5.1%；相比较而言，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投入比重较高，其中，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金砖四国中最高，高达50.0%。同年，美国与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均超过了50%，分别占74.4%和63.1%，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最低，仅占27.5%。当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农业相对份额显著递减。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下降为38.1%，印度与巴西分别下降至41.2%和19.3%，美国与日本分别下降至1.4%和4.2%。

随着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的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强，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步加强。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就业结构转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1.2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刘易斯（1954）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工业部门是农业部门的大量劳动力剩余和工业部门扩张的结果。中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比重高。为了解放生产力并推动农业发展，中国政府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缓解了农业就业压力，提高了农业相对生产效率，并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

历史地看（见表1.3）,1990年，我国乡村人口8413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59%；城镇人口30195万人，占总人口的26.41%。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6711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下降至50.05%。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达到51.28%，与上年相比，上升1.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7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从绝对量看，农村人口虽然仍然在不断增长，但其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重却在缓慢下降。

农村人口是农业劳动力的源泉，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与农村人口增长密不可分。农村人口相对比重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相对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9—1994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结构的调整，1979—1988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平均每年1.7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但由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整，1988—1994年农村非农就业处于停滞状态。第二个阶段为1995年至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迎来了新一轮加速发展的局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放松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中国农村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虽然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大部分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与此同时，农村教育、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导致我国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从城镇居民家庭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变化中可见一斑（刘文勇，200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多地依赖进出口、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内需更多地应该转向消费需求，要扩大消费需求，当然要增加居民收入。农村人口收入相对偏低，他们的消费水平就受到影响。

如表1.4所示，整体来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199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为686元，2011年增加到6977元。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农民增收并没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城乡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90—200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2～3之间；自2000年以后，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3以上；2007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维持扩大趋势，并达到历史最高位3.33。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乡收入差距为3.23倍，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据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结果，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以14.1%和17.9%的速度增长，城乡收入比较2010年有所回落，降至3.13倍，但是仍远超过世界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挑战。

从城乡产业特性角度来看，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低于其他产品，因此第一产业的发展速度及其占GDP的比重会低于第二、三产业，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由于中国早期的产业战略性倾斜，使得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依靠农业优先发展工业，加之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使得农民在择业及就业转移中遇到了极大阻碍。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巨大福利差异，使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就业、子女上学、住房、医疗卫生等方面难以得到与城市人口相同的待遇，导致农民工城市就业转移困难。因此，尽管我国农民的迁移与择业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转移，但城市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滞后和相对封闭，以及由户籍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阻碍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1.3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约束

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消费环境、非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以及勤俭节约的消费伦理、隔代消费的消费习惯等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王宏伟，2000）。本研究选取了1980—201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以及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支出时间序列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总体消费行为时，考察了总体消费和不同消费项目分别与当期收入（Yt）、过去收入（Yt-1）、预期收入（Yt+1）之间的关系，研究目的在于考察收入约束条件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分析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Ct=α+β1Yt+β2Yt-1+β3Yt+1+μt

其中，α, β1, β2, β3分别表示基本生活消费、当期边际消费倾向、过去边际消费倾向和预期边际消费倾向。为消除物价上涨的影响，分析数据是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5所示。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当期收入水平的增加，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生存消费显著增加，而发展型或享受型消费则显著减少。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依然以家庭基本生存消费为主，发展型或享受型消费品的消费收入弹性较大。（2）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生存型消费与过去收入负相关，预期收入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几乎取决于当期收入，过去收入仅会对当期消费产生“补偿”作用，超前消费受消费文化影响几乎不可能发生。另外，食品的基本需求量和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大于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基本需求量和边际消费倾向，食品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3）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需求受预期收入影响显著，而与过去收入和当期收入则无显著关系。由于其常数项均为负，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对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消费仅有消费需求，而尚无消费能力。（4）对文教娱乐的消费受各个时期的收入影响显著。对过去、对未来消费迫切，而现在却消费不起，更多的收入用于其他支出。（5）我国农村居民当期总体消费受当期收入、过去收入和预期收入影响均非常显著，且与当期收入正相关，边际消费倾向为0.87，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当期收入每增加1元，将有0.87元用于消费，0.13元用于储蓄。

实证分析表明，过去收入负向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预期收入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当期消费。说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记忆性，未来收入预期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根据已有的消费理论研究，随着收入的提高，基本生活消费比重比较高，消费结构逐渐升级，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比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王宏伟，2000）。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约束的结构性效应，值得深入分析。

在消费结构分析中，目前最常采用的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基于英国经济学家斯通（R.Stone,1954）的消费结构研究，经济学家路迟（C.Luch）1973）提出了线性支出消费函数。本研究采用改进的线性支出消费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Ii为家庭对产品i的消费支出，pi和qi分别为产品的价格和需求量，piqi为家庭对产品i的基本需求（最低消费量）, wi为剩余收入对第i种商品的分配比例，也就是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Y为家庭收入，为对剩余收入（Y-∑piqi）的分配。给定居民收入水平Y，居民收入首先用于基本消费品需求piqi，剩余收入（Y-∑piqi）按一定比例w1, w2, …, wi在其他不同消费品间分配。由于一部分收入将用于储蓄等其他支出，从而有∑wi< 1。

整理可得：

传统的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认为，所有的消费者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是相同的。已有的理论分析表明，忽视收入变化的分配效应会导致对总需求弹性的错误估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提出如下理论推设：同一收入等级的所有消费者对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相同，不同收入等级的消费者则可能不同（朱信凯、骆晨，2011）。

在此，

考虑到消费价格影响，学者们在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时，往往采用截面数据以消除商品价格的影响（刘钟钦，1991）。本研究尝试使用价格平滑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规律。由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部分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导致数据获得困难，本研究选取了2002—2010年近1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不同收入对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算结果（见表1.6）表明，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但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基本消费中超出60%的份额用于食品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所占比例递次下降，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组的边际储蓄倾向分别为0.3091和0.4054。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分层特征。低收入层消费能力不足和高收入层储蓄率过高，共同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疲软。从同一收入层次角度考察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与从时间序列角度考察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行为所获得的直接认知相似，即农村居民的消费仍以食品等生存型消费为主，同时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以及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享受型消费不足。

从各项消费的贡献率（见表1.7）来分析，消费贡献率比较高的前四位消费分别是食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这表明在收入约束条件下，农村居民对消费品的消费选择是有序的，即在收入约束条件下，农村居民会优先选择消费某些消费品（如食品等），而另一些消费品可能滞后消费（如医疗保健等）。其原因可能是因收入的差异而消费的出发点不同，或出于基本生活的满足（如食品的消费），或出于对生活质量的提升需求（如对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的需求），等等。这也进一步表明，当前农村居民除了食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需求比较高以外，其他消费，如医疗保健等关系民生的重要基础性消费依然疲软。

消费者收入变动是影响消费品需求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程度可通过需求的收入弹性得到反映。在这里收入弹性涉及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变量选取的是2002—2010年人均纯收入，具体收入弹性系数值如表1.8所示。

在所有的收入组中，中等收入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与总体趋势表现出特异性，中等收入组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高于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品的收入弹性估算结果表明：（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反映出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需求比较高，而中等及以上收入组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即其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需求比较低。（2）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食品和医疗保健消费的收入弹性均小于1，且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交通通信消费的收入弹性均大于1，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对食品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影响不大，同时对衣着、居住等消费的需求则表现较为宽松；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收入增长，农村居民对食品和医疗保健的消费增长速度也不会超过其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对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交通通信等消费刚好相反，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其消费增加得更快。

总体而言，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各不同，农村购买力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低收入群体虽有较强的消费意愿但购买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使高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增加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难以扩大，并且使消费层次不能形成梯度而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持续性增长（王立明、王宪明，2004）。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因收入差异而消费需求不同，消费能力也各不相同：高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其消费更偏重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如医疗保健等消费；而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由于收入限制，消费支出的大部分仍在于维持基本生活。

1.4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

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消费水平的较快提升，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发布“一号文件”，强化了一系列“惠农”、“强农”措施，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表1.9可知，1979—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60.2元增加到5919.0元，年均名义增长112.34%，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实际增长7.52%。1979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00.7元，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为62.86%;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31.1元，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为41.07%。虽然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绝对量的提高，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1979—2010年间增长了72.32%。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