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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自19世纪末年以来，吐鲁番晋—唐古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是了解、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材料。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了一件编号为72TAM169:26（b）的文书。文书整理工作者将之定名为《高昌书仪》。此件文书虽然前后缺损，存50行，800余字，但内容基本完整《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33—23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74—278页。，是吐鲁番所出土文书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据笔者管见所及，迄今尚不见研究《高昌书仪》的专文。本文拟就该文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魏晋以降，随着世族政治及其重文之风的兴起，一种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程式与范本的书仪得以大量出现。迄今所知，留存于世的最早书仪是西晋索靖的《月仪帖》。此帖是否出自索靖之手，清人姚鼐曾有怀疑，认为该帖很可能是唐人摹写，文字也不是西晋人所撰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据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周一良先生认为“以十二个月为纲来安排的，可以算是最早形态的书仪，其源可溯至西晋索靖的或更早的《月仪》”。就《月仪帖》的书法而言，周先生又说“现在书法专家的意见，也认为很可能是唐人摹写”。索靖《月仪帖》的“文字本身，恐怕仍出于晋人之手”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此据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第72页。。如此看来，索靖《月仪帖》是现存最早的书仪，但就该书仪的书法来说，当是唐人的摹写品。虽然敦煌文书中存有百余件写本书仪，但“撰写时间从武则天执政时期到五代沙州归义军曹氏执政时期”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序。，也就是说，敦煌写本书仪至早是7世纪末8世纪初的遗物。

据赵和平先生研究，在已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三件书仪文书，除了《高昌书仪》外，尚有一件《唐代残书仪》，以及一件《高昌吉凶书仪》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9—462页。。《唐代残书仪》原件图版收录在日人香川默识编的《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第廿一种“唐书简断片”第（2）片 [日]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学苑出版社（据日本国华社1915年版）影印，1999年，第210页。，其时代为唐代无疑。赵和平先生认为：《高昌吉凶书仪》的“行文风格与伯三四四二杜友晋《吉凶书仪》相近”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第462页。，而杜友晋《吉凶书仪》成书于唐开元末赵和平：《杜晋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原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此据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第144页。。那么，《高昌吉凶书仪》的成书年代似乎不会早于唐开元天宝之际。如是，《高昌吉凶书仪》之定名拟为《唐代吉凶书仪》为妥。

关于《高昌书仪》的成书年代，前贤已有论及，或认为“抄成的下限当不晚于公元576年”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第456页。；或认为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前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61页。。笔者以为后说更为准确。

出有《高昌书仪》的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还出土有《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墓表》新疆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图72，文物出版社，1975年；穆舜英、王炳华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页；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录注11，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69页；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第64—65页。、《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和《高昌延昌十六年（576年）信女某甲随葬衣物疏》《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207—208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215—218页。等三件有纪年的文字资料。这对我们断定《高昌书仪》的年代非常有帮助。据《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墓表》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两者的入葬年月日完全一致，都是建昌四年二月九日。由此可知，张就是张孝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207页注释一；《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216页注释一。。

据《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载，死者张孝章的随葬品中有“《孝经》一卷”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207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215页。。该《孝经》，文书整理者将之定名为《古写本〈孝经〉》，编号为72TAM169:26（a）《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230—232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268、273页。。对比《古写本〈孝经〉》和《高昌书仪》的图版形状和编号，可知《古写本〈孝经〉》与《高昌书仪》写在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作为张孝章（即张）随葬品的《古写本〈孝经〉》，其抄成之日不得晚于建昌四年二月九日，那么，《高昌书仪》的写成时间也应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前。因此，王素先生将《高昌书仪》的年代定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前，甚是。由此可见，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无疑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就其时代而言，当属于麹氏高昌前期。

二

出有《高昌书仪》的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位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张氏坟茔，与之并排的还有一七〇号墓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区平面图》，载《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阿斯塔那一七〇号墓出土有《高昌延昌二年（562年）张洪墓表》穆舜英、王炳华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第24页；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录注11，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集，第569—570页；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78—79页。和《高昌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14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64—66页。。据《高昌延昌二年（562年）张洪墓表》云“延昌二年壬午岁十一月丁卯朔廿九日乙未……迁为长史，今如故”;《高昌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曰：“延昌二年壬午岁十一月丁卯……长史孝寅。”两者所书时间、官衔相符。据此可知，长史孝寅即张洪《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145页注释一；《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216页注释一。，换言之，张洪又叫张孝寅。另外，一六九号墓与一七〇号墓并排，两墓主人当为亲属吴震认为在“同一茔地内，墓葬布列长幼有序祖辈的墓居于最后一排，父辈居其前一排，以下按辈分依次延伸”。（见《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载《文物》1981年第1期）。。一六九号墓主人为张（即张孝章），一七〇号墓主人为张洪（即张孝寅），两人都以“孝”字为辈。另据两人的墓表，张逝于558年；张洪逝于562年，他们的年龄也当相近，分明是兄弟俩。

张洪生前历官“新除明威，补为侍郎，转为财官校尉，洿林令，迁为虎威将军，转为广武将军，迁为长史”，死后“追赠振武将军、仓部郎中”。张生前历官“王国侍郎，迁殿中将军”，死后“追赠凌江将军、屯田司马”。两人出仕之初都曾为侍郎。据侯灿先生研究，“侍郎”属第六等级，是麹氏高昌王国的高门世族子弟除官的基础职务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原载《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年，此据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页。。据此可见，张（即张孝章）和张洪（即张孝寅）兄弟出自高昌高门世家。

麹氏高昌建立前，高昌曾“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 《魏书》卷一一〇《高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243页。，可见张氏在高昌的地位和影响力。据出土材料可知，高昌张氏在麹氏高昌王国时期，是仅次于王族麹氏的高门大姓，麹氏高昌的一些重要官职都由张氏成员充任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原载《文史》第22辑，此据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第69页。。

西汉以降，因种种原因，中原汉人陆续迁入河西走廊。如前文提到的《月仪帖》的作者索靖，其先世本为钜鹿人也，西汉时徙边敦煌据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载钜鹿索氏移居敦煌者分北、南二支，分别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和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迁入敦煌（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6、152页。。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世家大族为躲避战乱，又纷纷迁往河西，有些大族甚至辗转远徙至高昌。据吐鲁番阿斯塔那二〇六号墓出土《唐永昌元年（689年）张雄夫人麹氏墓志铭》，以及二三〇号墓出土《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张礼臣墓志铭》载，高昌张氏本“南阳白水人也”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86、611页。。《唐永昌元年（689年）张雄夫人麹氏墓志铭》称：“英宗得于高远，茂族檀其清华。西京之七叶貂蝉，东土之一门龙凤。”可见，高昌张氏早在两汉之际就是高门大姓。张氏移居河西后，“倚柱凉城”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86页。，即凉州（今之甘肃武威）。当“符（苻）坚肆虐，梃扰五凉”之际，张氏又“避难西奔，奄居右地”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11页。 ,“右地”当指高昌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12页。。因之，张氏由河西而至高昌。

由于高昌居民多为内地迁入者，史称“汉魏遗黎” 《魏书》卷一一〇《高昌传》，第2244页。，而且其中有不少中原和河西大族。据对出土文书中姓氏的统计研究，汉人占高昌总人口的70%至75% 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因此，中原汉文化是高昌的主体文化，这在出土文书中也可以反映出来。阿斯塔那五九号墓出有北凉时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残片《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2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1册，第57页。，说明中原儒家经典很早就已在高昌流传。麹氏高昌时期高昌的汉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麹氏高昌与中原南北各朝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其开国者——麹嘉曾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 《魏书》卷一一〇《高昌传》，第2245页。，教授生徒。麹氏高昌的第三代王麹坚甚至“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 《隋书》卷八三《高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1847页。，以显示其仁政。《周书·高昌传》称高昌“文字亦同华夏……有《毛诗》《论语》《孝经》”。这些史乘记载均被出土文书所证明，如阿斯塔那五二四号墓出土有抄本《毛诗郑笺》残卷《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137—142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50—58页。、阿斯塔那三一三号墓出土有抄本《孝经解》残卷《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290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第354页。。因此，《高昌书仪》和《古写本〈孝经〉》出自高昌张氏之墓，虽为似然，实为必然。

三

下面，拟对《高昌书仪》的形式、内容和来源作初步分析。赵和平先生认为，从《高昌书仪》所存留的五十行文字看，以内外族相问书为主，编排方式比较特殊，以月为别，在不同的月份安排“与伯书”、“与叔书”、“与姑书”等，既照顾了月候寒温用语的全面，又照顾到受位人身份的不同，布局构思颇为精巧，只是由于抄手的原因，讹脱较多，读起来不够流畅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第456—457页。。可见，就外在形式而言，《高昌书仪》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从书仪残留部分的称谓看，二月“与伯书”、三月“与叔书”、四月“与姑书”、五月与“兄姊书”、六月“与弟妹书”、七月“姑与兄弟子书”、八月“与外祖父书”。据此可见，二至六月为内族相问书，七月和八月是外族相问书。这种编排格式为现存传世或出土书仪所独见。

文书前端残，因此，正月不知与谁书，但第4行存有“尊体起居何如”。据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其内族凶书仪中《祖父母丧告父母伯叔姑书》,“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句的“起居”下，注曰“伯叔姑不用起居字”;《伯叔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句的“起居”下，也注曰“姑不用起居字”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95、201页。。可见，就内族而言，问“起居”只能用于父母祖父母，而不能用于其他亲属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页。。据此，《高昌书仪》的正月当是“与祖父（母）书”或“与父（母）书”。据《高昌书仪》载：

3正月十五日拜疏，厶言：便及春日，伏

4尊体起居何如？未奉近□，夙夜

9二月四日拜疏，厶言：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

10伯尊何如？不奉动止，下情须驰。即日，厶自顺所

16三月八日具疏，厶言：便（及）春末，伏惟增怀转暖，不审

17叔尊体何如？未奉近诲，下情恋，即日厶粗可行。谨

22四月廿五日具疏，某言：便及维（?）夏，惟增怀薄暑，不审

23姑尊体何如？不奉旨告，下情驰。即日某粗可行。谨

从上所引《高昌书仪》的套语看，随季节月份的不同，晚辈问候长辈的套语，用词有所变化。如：第3行“便及春日，伏”；第9行“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第16行“便及春末，伏惟增怀转暖”；第22行“便及维（?）夏，（伏）惟增怀薄暑”等。然后是问安，一般用“不审某尊体何如？”的套语。其后的用语大同小异，没太大的差异。

又，据《初学记》卷三引《梁元帝纂要》载：

……正月孟春，亦曰……上春、初春、开春、发春、献春、首春、首岁……。二月仲春，亦曰仲阳。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四月）孟夏，亦曰维夏、首夏、季夏……。 [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44—50页。

可见《高昌书仪》的季节套语与《梁元帝纂要》有某些相似性，只不过《高昌书仪》的套语较《梁元帝纂要》简单了许多而已。因此，《高昌书仪》与《梁元帝纂要》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另据敦煌所出《朋友书仪》载：

正月孟春（亦云启春、首春、初春、早春、春首、献春、时寒、余寒、尚寒）。二月仲春（春中、春景、时渐暖、已暖、月晚可为极暖）。三月季春（亦云暮春、晚春、时暄、极暄、暄景、次云已暄、甚暄、极暄）。四月孟夏（首夏、初夏、维夏、夏首、微热、执（?）热、渐热、已热）……。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73—74页。

《高昌书仪》与敦煌所出唐五代时期的《朋友书仪》，在季节月份变化时所用术语基本相同。据赵和平先生研究，敦煌《朋友书仪》主要来源于南朝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我们认为，吐鲁番所出土麹氏高昌前期的《高昌书仪》似与南朝的《梁元帝纂要》同源。因之，疑《高昌书仪》与敦煌《朋友书仪》具有共同的来源。

（本文原载《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34—38页；曾以《〈高昌书仪〉初探》为题刊《吐鲁番学研究》（内刊）2004年第1期，第95—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