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记忆、生活感与民居空间

民俗文化是中国民众模式化的生活文化。民众既没有表达政治权力地位的要求，也没有精英知识分子那么深的文化修养和高雅气质，他们只是坦诚甚至赤裸裸地表达自己对于吉祥欢乐、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表达甚至是稚拙的、粗俗的，往往被精英文化阶层看不上眼，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们的质朴。中国传统民间年画上胖娃娃怀抱鲤鱼，或骑着鲤鱼；招财童子恭喜发财；扭秧歌时身着大红大绿的服装和绸带；民间歌舞中锣鼓震天响，其喜庆热闹甚是夸张。这些都是中国民间社会表达自己审美趣味和情感的重要艺术媒介。中国传统民居空间也是以吉祥图案来表达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各种装饰来表达对于财富的渴望。这些表达大都是直接的、毫不含蓄的，在一些民间建筑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关于“摇钱树”和“聚宝盆”的直接呈现。“摇钱树”就是树枝上挂满一串串铜钱；“聚宝盆”就是一只盆里装满了金元宝。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上对于建筑的等级规定森严，使得一些民居建筑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像祠堂、会馆之类的建筑，一些有钱或有势的家庭，很想通过建造宏伟的建筑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但拘囿于建筑等级制的限制，而不能在建筑规模上有所突破，只能在装修上施展民间智慧，把自己的家装饰得美轮美奂。美籍华裔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祖荫下》中曾对云南喜洲镇类似的情况做过深入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本雅明非常敏感，总能最先捕捉到生活世界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对时代变迁的征兆把握得很精确。比如消费时代对人的影响，他很早就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博览会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大放光彩。它们造成了一个让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幕后的结构。它们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幻境，让人们进来寻求开心。娱乐业更容易实现这一点，因为它把人提升到商品的水平。人们享受着自己的异化和对他人的异化，听凭娱乐业的摆布。”法国当代著名学者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做过进一步的批判。他认为，商品崇拜调动起这种恋物癖，“对于私人来说，居室的幻境就是整个世界。在居室里，他把遥远的和久远的东西聚合在一起。他的居室就是世界大剧院的一个包厢。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收藏家是居室的真正居民。他以美化物品为己任。他身上负有西西弗式的任务：不断地通过占有物品来剥去它们的商品性质。但是他只赋予它们鉴赏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收藏家乐于召唤一个不仅时空遥远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当然，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够拥有的所需之物并不比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更多，但是能够让物品摆脱被使用的辛劳”。也就是说，民居空间的生活属性已经被淡化，愈来愈像商品，并且是能被收藏的接近艺术的商品。检视中国现存的古村落，其生活感随着古村落的旅游开发或其他形式的商业化而日渐减弱，应该是不争的现实。没有被开发的古村落要么渴望被开发、被商业化，要么被弃置，任其自生自灭。浙江温州楠溪江流域的苍坡古村落，其部分村民甚至故意烧掉祖传的民居，给重新建造钢筋水泥的楼房制造合法借口。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宏观背景下，古村落和古民居都遭遇到生存危机。而深感这些对人类文化存续之重要性的恰好是拥有居住实践的生活体验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发酵为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这样的情感记忆和体验甚至无法被替代，至少对于那些没有古民居居住实践的人来说，不论实践者多么苦口婆心、多么煞有介事，都很难真正撼动他们的生命体验。人类童年时代所经历过的事情或场景，都将镌刻在他们生命的年轮上，会随着岁月的流淌而愈加清晰。因此，与其说我们所竭力保护的是古村落和古民居，不如说我们保护的是自己曾经的生命记忆。这样的生命记忆如何赓续？没有传统民居空间的童年我们如何过家家、如何捉迷藏？童年时代居住老宅的生命体验，曾深刻地影响到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创作，他生前就出版过与此相关的诗集《宅神祭品》。诗集中的“宅神”（Laren），系罗马神话中家宅的守护神。里尔克曾写过多首怀念老宅的诗，《建筑》是其中的一首：

现代的建筑模式

真的完全不适合我。

这里，这老宅应该有

富丽、宽敞的石露台，

和小小的、隐秘的阳台。

宽广隆起的屋顶，

有利于音响效果，

四周砌有壁龛，

屋外惬意的夕阳

向你伸出手臂。

所有外墙都更厚、更坚，

由纯正的方石垒成——

信夫，我能够领会悚惕，

我在看，在公寓之上，

从狭小、寂静的挑楼里。

对古村落和古民居的歌颂，始于对城市生活的反思乃至批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跟乡村熟人社会很不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做过中肯的概括：“有视觉而无听觉的人比有听觉而无视觉的人要焦虑得多。这里包含着大城市社会学所特有的某种东西。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偏重于眼睛的活动，而不是耳朵的活动。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交通手段的改进。在19世纪公交车、铁路和有轨电车发展起来之前，人们不可能面对面地看着，几十分钟乃至几个钟头彼此都不说一句话。”这种城市环境会引发所谓的城市病，人们彼此互相隔离乃至冷漠，熟人世界被原子化。1789年一个巴黎警方暗探写道：“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几乎无法保证人们品行端正，也就是说，人们彼此都不认识，因此不必在任何人面前脸红。”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乡村社会则因为都是熟人，相对来说更偏重听觉的活动，是以道听途说多发生在乡村。如此厚爱听觉自然跟民众的生活居住空间有关，“抬头不见低头见”道出了村落空间的同质性，一个挑战同质性的村民很难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什么样的居住主体造就什么样的民居空间，这固然不错；不过，反之亦然，民居空间同时也塑造居住主体。前者凸显人之为人的创造性，后者却坐实了文化显山露水的模塑力量。

趋新厌旧的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曾经发生过，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正是在那个年代出版了后来成为社会学经典的专著《农民的终结》。法国同期另一位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也出版了《时代精神》一书，该书通过研究电影产业，较为准确地预言了时代精神演变的轨辙，与孟德拉斯的研究可谓殊途同归。在笔者看来，埃德加·莫兰的这段话甚是精辟：“任何年轻人的推进相应于历史的加速前进时期。而更为广泛地说，在一个迅速演进的社会里，特别是在一个加速演变的文明如我们当前的文明中，主要的东西已不再是被积累的经验而是对运动的跟进。老一辈的经验变成了陈词滥调、陈规陋习。‘长者的睿智’变成了老框框，不再有睿智。”反观中国当下情境，对莫兰的研究除了陡增敬意之外，还感慨万端——中国当代与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历程何其相似！客观地说，法国经验作为他山之石，可以攻中国这块玉。研究中国传统民居空间的文化认同，绝对不能无视社会的宏观基础。

让我们再回到本节的论题，当趋新厌旧成为时代的主题，古村落和古民居的生活感流失几乎成为一种宿命，童年记忆也势必成为时新科技苹果手机N代的刷屏。我们甚至来不及感慨，新一代Iphone就已闪亮登场。我们所期许的趋新而不厌旧之理想如何落地，这绝不仅仅是传统民居空间如何承续的问题。确如埃德加·莫兰所言：“住宅重新变成了巨大的心理—感情投资和个人的微观经济关注的焦点，它是现代个人希望在其中重新扎根的场所。现代个人向往变成这个场所的主人，不仅是为了严格的经济上的理由，而且是为了在那里面布置一个不可剥夺的querencia（西班牙语：感情寄托之地）。”埃德加·莫兰的这一观点，至少给中国民居空间的保护和重构提供了可资参照的重要路径。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住宅、电视、汽车正在无序构建实在的微型“世外桃源”的新三位一体，它们同时保证了这个乐园的对内自足和对外联络。与之同时，“广告保证着大型消费产业与住宅之间的联系，维系着建立在享受丰富和多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构成了安乐的标志、象征和手段——的基础之上的内部生活的不变的主题”。广告在推介新的住宅方面不遗余力，在情感上可能很复古怀旧，但骨子里却在鼓吹追求美好新生活的主题，对趋新之时代心理的宏观基础可谓锦上添花。“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确实一针见血。所谓的时代精神其实就是统治阶级思想的全方位渗透，欲深刻理解把握中国民居空间的文化精神，时代精神这一宏观基础自然不可忽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依然值得我们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一切坚固亦将随着旧的社会关系解体而烟消云散。具体言之，物质性的民居或村落不可能永恒，只有在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在“继往”中开拓未来，使民居空间中所葆有的文化精髓历久弥新。

庄子在《齐物论》中通过长梧子的口吻发问道：“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郭象注曰：“少而失其故居，名为弱丧。夫弱丧者，遂安于所在而不知归于故乡也。”成玄英疏云：“弱者弱龄，丧之言失。谓少年遭乱，丧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归，谓之弱失。从无出有，谓之为生；自有还无，谓之为死。遂其恋生恶死，岂非弱丧不知归邪！”换言之，少年时流落在外，远离故土，之后安居于他乡，甚至“乐不思蜀”，于是不知归乡了，这就是“弱丧者”的命运。而故乡中能被记住留恋的，一定跟我们生活过的民居空间，尤其是童年时代嬉戏生活过的房间有关。中国人的乡愁包括海外华人作家诗人们的乡愁，最终都指向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民居空间或有关民居的意象。即使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但民众心底的民居空间形象或意象却不会消散。

鸟不可无巢，兽不可无窝，人不可无家或窝，而这家或窝，是身体或精神在漂泊流散的人生中才能真切强烈地体味到。乡愁因乡土的民居空间而生，民居空间也因乡愁而被赋予一种历史感和生活感。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 G.von Herder）在其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中提出了Volk的概念：“赫德将Volk界定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组合，其特征由两类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一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二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懈的创造。两者相互渗透，形成特定的语言、文学、宇宙观、神话等。Volk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家园’。”“家园”落实到民众的生活世界，就是民居空间，而形成民居文化乡愁的则是距离与回忆。因远望，特定空间的居住实践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情感维度；因为回忆，关涉民居空间的故事和神话才得以被创造性地重构，情感也在不知不觉中发酵升华。说到底，传统的乡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上，对特定时空中的生活记忆的纯粹性思恋。乡愁因此而成为一种美学，是乡愁在传统之根本意义上的文化象征意味被重新审视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