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间之维的媒介记忆

“时间是一种文明，因为只有人类才具备时间观念；时间是一项社会制度，在社会的土壤中生成，因此伴随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改变；时间是世界的一个截面，通过对时间文明的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社会结构、人类心理的变迁历程。了解了时间的进程，就了解了社会的纵向变化，就了解了文明的一个侧面。”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媒介记忆的时间之维来观照和透视整个社会。

法国历史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历史与记忆》一书中依据历史的时间之维将人类记忆形式分为四种：（1）原始记忆，是一种野性记忆、人脑记忆和无文字记忆，主要包括寓言、传说、神话，尤其是民族起源的神话，还包括生活经验与手工技能记忆等；（2）书写记忆，是一种符码和文字的记忆，如纪念性的碑文；（3）印刷记忆，通过书籍、报刊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记载与复原；（4）现代记忆，综合运用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进行立体的、多层次的复杂记忆，是记忆的飞跃与膨胀。

心理学家还根据记忆在大脑停留时间的长短将记忆分为三种：（1）感觉记忆，是指当客观刺激停止作用后，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保存下来的感觉信息。这是信息的“初登记”，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2）短时记忆，是指外界刺激停止作用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记住的有限的信息内容。这是信息的整理、加工阶段，经过复习或复述的信息可以进入长时记忆系统。（3）长时记忆，是指在感觉记忆、短时记忆的基础上能够较长时间得以保留或记载下来的信息内容。

根据媒介记忆理论、方法和体系建构的要求，本书依据时间轴线上的延展特点，将媒介记忆分为回溯记忆（retrospective memory）、当下记忆（now the memory）与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见图2-1）；依据时间轴线上的内容特点，将媒介记忆分为历史记忆、文化记忆与新闻记忆（见图2-2）。

一、时间之河：回溯记忆、当下记忆与前瞻记忆

在媒介记忆理论的视野内，时间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它既来自远方、流经现在，又奔向未来。回溯记忆、当下记忆与前瞻记忆就是时间之河上的三个节点，虽然它们都是对媒介信息记忆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的过程，但是三者又都有自己在时间之河上的区位特点。

从概念界定上来看，回溯记忆是指对已经过去的活动和事件的记载和存贮，强调的时间节点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当下记忆是指对现在或当前正在发生的重要的、有意义的现象、活动和事件的记录和保存，强调的时间节点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前瞻记忆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或者需要完成的活动和事件等意向的规划、保持与执行，关注的时间节点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记忆内容上来看，回溯记忆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原始状态为主，不包含执行的计划与意向”；前瞻记忆的“内容以计划和意向为主体”；当下记忆的内容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活动现象和事件正在进行的记录与传播。换句话说，回溯记忆的内容是“原始状态”的，因而也是“陈旧”的；当下记忆的内容是“正在进行”中的，因而也是“新鲜”的；前瞻记忆的内容是“计划”中的，因而也是“虚空”的，而前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

从记忆过程上来看，回溯记忆是过去进行式，是已经过去的记忆，是对过去社会活动现象或社会事件的回忆和重述，如世界记忆工程、国家记忆工程、地方记忆工程、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工作经验总结、事故检讨、个人回忆录、个人传记等；当下记忆是现在进行式，是对当今社会现象特别是新闻事件已经进行的报道或正在进行的信息采集和记录，如新闻报道、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场景记录等；前瞻记忆是未来进行式，是在回溯记忆和现在记忆的基础上，对未来事项和愿景进行有计划的、有意向的想象、设计和规划，以便为实施和执行计划提供依据，如国家、地方、集团、团队等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短期计划或愿景描绘，如政府下一年施政承诺、在媒体上公示的为民服务10件或20件大事，等等。

作为时间之河上的回溯记忆、当下记忆与前瞻记忆，当下记忆的信息“流量”最大，回溯记忆的信息“流量”次之，前瞻记忆的“流量”最小；回溯记忆与前瞻记忆的信息“水位季节变化”不大，而当下记忆不仅信息“水位季节变化”大，而且“流程”短、“流速”快、“含沙量”大，甚至还会有信息“洪水”、信息“决堤”、信息“倒灌”等灾害发生。

因此，只要我们依据时间之河的记忆特征和运行规律，就可以对回溯记忆、当下记忆与前瞻记忆进行研究和把握，并合理、科学调控记忆的方式、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媒介记忆的效率，而且也可以将记忆之河的危害降至最低。

二、互联共构：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蕴藏着走向未来的答案。历史既是一种文化记忆，也是一种新闻记忆。“作为一种记忆，历史使先民的经验、事迹与思想存活于今，它充当着不同时代的纽带并使逝者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英雄与楷模。”历史记忆作为一种“凝聚性结构”, “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是为学的基础。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将史学文献分为“记注”（史料纂辑）与“撰述”（史学著作）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他将史料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对于历史记忆“凝聚性结构”的维护，是史家和媒体的共同职责。

如果说神话传说的内核和基础是真实的历史记忆，那么新闻记忆的内核和基础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历史记忆是根基性和回望性的记忆，新闻记忆是功能性和当下性的记忆。大众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编辑、记录或报道，形成一种以大众媒介为主导的社会信息记忆，这一记忆过程使得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形成某种必然的亲缘关系。

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新闻学纲要》所作的序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李大钊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报纸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因此，没有新闻记忆，就没有历史记忆。新闻记忆在前，是上游；历史记忆在后，是下游，上游“生态”决定下游“水质”。这两者都以事实为依据，主张秉笔直书、用事实说话。

在人为的“历史刺激”下，新闻记忆会出现突破性、突发性的巨大变化。例如，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对“二战”历史的错误认识和不断挑衅，就激活和引发了全球特别是中国、韩国历史界和媒体界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和全面回忆，从而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演变并积淀成为亚洲记忆和世界记忆。

但是，新闻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它不在意历史的时间轴线，也没有系统的和线性的逻辑阐释。历史记忆所关注的往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因果关系的记述与阐释。新闻记忆者可能会以历史撰写者的身份自诩，但并非以此生存，甚至也不愿做一个有计划的历史记忆者，历史学家甚至没有公开认可新闻的历史价值和记者的记史身份，这说明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

1．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目的不同

从本质上讲，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都是对社会信息的采集、遴选、整理过程，但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新闻媒介作为人类社会中专司信息采集与传播的组织机构，承担的更多的是信息传播者的职能。新闻媒介采集与遴选社会信息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并从中获益。因此，及时地向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就成为大众媒介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就构成了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在建构上的最大不同。

历史记忆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采集与整理模式，其本身并没有直面受众需求的紧迫感与依附感，也就是说历史记忆的建构者无需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作为历史记忆的直接目的，无需过多地考虑信息传播的效果，也不必依靠销售和广告维持生存。历史记忆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关注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和因果关系，注重史料的完好保存和有效利用，进而可以成功扮演一个良好的信息储存者的角色。这里并不是说信息传播的过程对于历史记忆不重要，但是历史记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与受众间的交互并不如大众媒介来得及时有效，这也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采集者与整理者没有必要或不太可能主动迎合未知受众的潜在需求。

而大众媒介则不同，伴随着新型网络媒体的崛起，受众形象越发清晰、受众反馈更为直接且即时，而逐渐细分的媒介市场和更趋准确的受众定位也使得新闻记忆的群体性特征日趋明显，进而使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在根本目的上区分开来。

2．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价值观各异

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史料，而是历史观；新闻最重要的不是新闻观，而是事实。新闻媒介对社会信息的采集与传播遵循的是新闻价值标准，包括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基本要素，其中区别尤为显著的是时效性和趣味性。新闻记忆对时效性的追求近乎严苛，越新越好，但对历史记忆的建构而言，所记不嫌其旧，时效性可能恰恰是最不需要过多关注的。

趣味性作为大众媒介满足受众需求的一个价值要素，在历史记忆中则往往是较受排斥的要素之一。传统的历史记忆通常较为严谨，对于戏说式的趣味性记载或娱乐性叙说并不认可。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的产物或结果，一般比较重视那些已成过去的、能反映客观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具有认知价值、史料价值的事实。

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显著性上来看，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在这方面有契合之处。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曾经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最危险的人群就是那些断离了自己文化根源的人。”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今后的历史。历史与新闻均为国之大本，其重要性和显著性不言自明。

然而，如果从本质上来分析，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对重要性与显著性的界定又不尽相同。“人的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辨识方向和积极行动的能力。”史学家们总是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与变化进程中影响深远、具有转折性或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关注来自社会决策阶层的相关信息，尤其是那些并不为人所知但在历史记忆的遴选与整理中可能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新闻记忆对于社会信息重要性与显著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以受众的认知和需求作为标准。社会决策阶层的相关信息固然重要，但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这些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可能影响甚微的人物或相关事件，因为是受众喜闻乐见、欲知而未知的，因此对大众媒介而言就是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信息。而决策层的一些内部的变化，或是无关民生的政策条文，即使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可能被大众媒介所忽视。

3．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表述性区分

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除了在目的性和价值性上有所区别外，两者的表现形式与叙事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新闻记忆的大多是当下的社会现象，历史记忆的大多是过去的重要事件；新闻记忆总是追求新闻性和新鲜度，历史记忆总是强调历史性和镜鉴性；新闻记忆是政治化的信息生产活动，它要求采用调查方法和报道性话语，历史记忆是世俗化的资料梳理活动，它要求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历史记忆是对社会信息一个系统的“纯化”过程，对近乎迷雾般的社会信息进行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形成一套具有历史观的、逻辑严谨、表述精确、在时间维度上循序渐进式的线性排序的建构模式。凭借着历史呈现中特有的因果叙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在因果关系就如同数学公式般的被推导演绎出来。

与系统性、线性的历史记忆不同，新闻记忆往往是个性化和碎片化的。新闻报道历来主张差异化、多样化，倾向于独具特色的报道方式，报道中有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以独特、新颖的媒介产品服务受众群体不断出现的个性化需求。

在信息领域，“碎片”（fragmentation）指的是电脑中存放的文件，无论在硬盘还是软盘中，刚开始是以一定的顺序存放，但随着文件增加或被删除，一些文件就不能确保按顺序存放，而是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文件块，分散排放在磁盘介质的空余空间里。新闻记忆碎片化则是指新闻事件的瓦解与分化，也就是事实性信息传播的零散性、非连续性和非完整性，以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多元化、碎片化和异质性。学者彭兰将此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事实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第二个层面是意见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

信息在传播层面的分化与瓦解，也导致社会层面的差异化发展，阶层被群体、族群所分割，大众被分众、小众所取代，“草根”传播挑战专业传播，社交媒体叫板新闻媒体，不仅没有统一、完整的历史观、历史主题和叙事视角，而且没有了传统的专业主义、媒介责任、传播范式、叙事结构和运作流程。于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专业传播者们开始发现，新闻的品质、价值和渠道已经不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一种潜在的力量正在慢慢生长，并开始颠覆甚至重塑新闻学的威权和版图”。

因此，新闻记忆和历史记忆就像在两条轨道上行驶的列车，可能并列前行，也可能共享站台，但轨迹和终点不尽相同。

4．新闻记忆可以建构历史记忆

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虽然有所区别，但新闻记忆也会成为一种历史积淀，成为历史形成的范畴，成为历史记忆建构中的一部分；而历史记忆也会“死而复生”成为新的新闻记忆。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dson）认为：“对新闻的社会建构，特别是历史建构存在迷惑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般处理通史的标准方式就是完全忽略新闻事业。”在他看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所引发的因果关系太难确定，也就难怪传统的历史编撰的因果叙事法会将新闻媒介错误地搁在一边了。他不相信报纸可以完成任何事，而只是相信它可以在公众中传播下支持的种子。其实，新闻记忆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不仅仅是播下种子这样简单，在某种意义上，媒介也是在以一种自己独有的方式书写历史，它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能作为历史的佐证，甚至直接作用于历史记忆的采集与整理。

历史是回溯记忆，也是前瞻记忆，但它必须以新闻媒介或媒介记忆作为记忆的桥梁和纽带。“历史，更确切地说民族史，通常是未来的视角书写的。面对已逝的往昔表现出的大量不确定性，人们正是根据隐性的有时甚至显性的观念，根据未来本该或可能显露的模样，来重新收集集体需要保留的东西，以便对抗宿命，做好应有的准备。”虽然大众媒介对信息传播及其造成影响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但媒介对社会信息在面向未来的语境下进行选择性采写的优先定势是毋庸置疑的。大众媒介是所有媒介中信息传递最快、传播效率最高和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种媒介。同时，大众媒介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又赋予了所传递信息极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因此，大众媒介在社会信息传递系统中不仅担负着信息筛选、鉴别、加工的责任，而且决定信息传播的时效、顺序和方向。大众媒介还会根据传播原则和新闻价值体系对新闻事件进行价值衡量，决定如何对重要事件和重点主题进行重点报道、深度报道和系列报道以及如何进行记忆。

历史记忆和新闻记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显著性、重要性社会活动和事件的处理与记忆方式，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往往不谋而合。由于媒介资源、版面空间等的限制，媒介从业者不得不对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进行归纳与命名，而这与史学方法中的归纳法颇为相似。“所谓归纳法，大致讲起来，史学家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史料收集齐全了，再得结论。”史学一般由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史学评价与史学结论两部分内容组成。这也是媒介记忆或新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闻媒介经常在第一时刻就已经帮助历史学家们完成了部分社会信息的采集、加工、编辑与归纳甚至命名工作，并且不可避免地植入于历史记忆之中，成为历史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历史记忆信息的采集、梳理、加工和编撰过程中，常常用到的归纳、比较、综合的方法，在媒介记忆或新闻记忆的过程中也比较常见。“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必须经过分析，历史事件的渊源、原因、背景、影响及其意义，都有待解释，而数者解释清楚，无一不需经过分析。”过去，在媒介记忆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对于新闻事件的解释与分析原本并非十分重要，因为新闻讲究“用事实说话”，然而随着公共决策与受众的关联日益紧密，特别是灾难、危机事件的增多，受众不安情绪的增长以及对信息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展，受众迫切需要媒体人挖掘和运用背景材料，解释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走向、影响及深层意义，写成解释性新闻或分析性报道。其实，这不局限于解释性新闻或分析性报道，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等也都可以借助大众媒介对重大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构建对现实社会的想象、认识和预知。因此，这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释就构成媒介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史学家的因果分析提供了现时性的解释和有效的参照。

如果说“史学家并不是利用现今还存在的材料制造过去，而是借助它们使我们对过去的想象有根据、得到更正和拓展”，那么媒介记忆或新闻记忆则是帮助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更加客观真实，回应受众当下的问题和疑惑，是一个从“未知”到“知之”，再从“已知”推出“预测”的社会认知过程。史学家对社会认知的建构和记忆虽不如新闻记忆即时、快捷、现实，但有很强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逻辑性。

新闻媒介有着喜新厌旧、追逐时新性的独特秉性，而媒介记忆和新闻记忆的新陈代谢就如同社会信息在公告栏上不断“刷新”的过程。其实，新闻媒介也是“恋旧”的，“追新”与“恋旧”是它的“一体两面”。在新闻媒介的运作过程中，也不乏对历史事件、社会事件和名人轶事的追溯与回眸，于是就在这一瞬间新闻媒介由现时记忆者变成了回溯记忆者，由新闻的书写者变成了历史的书写者。

新闻媒体的历史书写往往是定期回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并采取追溯式的报道。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再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回溯式报道，是加深政治记忆、植入历史记忆的有效手段，也是服务于前瞻记忆的。例如，年复一年的定期性的重要节庆（如国庆节、建军节、春节、中秋节等）报道，重要历史人物（如毛泽东诞辰、周恩来诞辰）和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特别报道，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的周年报道，等等。此外，每到年末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还是新媒体，都会凭借各自的媒体特性和独特视角进行一次回溯记忆，对全年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进行回顾与总结，提出年度关键字、年度关键词、年度新闻事件、年度新闻人物和年度精彩瞬间等。这种惯常式的媒介运作方式，正是大众媒介在刻意挖掘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契合点，意在将现时记忆或新闻记忆融入历史记忆或与历史记忆接轨。

这类操作手法与新闻媒介对新闻信息的初次遴选与加工并不完全相同。媒介对新闻事件的回顾与重提，直接强化和突出了相关事件和人物在信息汪洋大海中的显示度和在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营造和建构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价值认同，对历史记忆的方向和性质具有重要的定势作用。

总之，事实既是新闻记忆的生命，也是历史记忆的根本。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的共同追求。因此，不应质疑媒介作为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尽管今天媒介所关注的与明天历史所记载的并不等同；也不应忽视历史记忆作为当下媒介报道资源的意义，虽然媒介所追溯和回忆的历史事实被涂抹了时代的色彩和未来的愿景。我们必须承认，新闻记忆可以参与历史记忆，并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来源；而历史记忆亦可以超越时间层面，在意义层面被赋予新闻记忆的价值。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互动互助、共进共演，不仅能将有历史价值的新闻事件有机地植入历史记忆之中，而且也能够对历史书写的新闻化和娱乐化倾向加以合理校正和科学规范。

三、国家纹理：媒介记忆与文化记忆

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文化是国家的“纹理”。对内，它能保持文化传播的传承性和一致性；对外，它能彰显中国文化的悠久性和纹理性。加强文化记忆研究和中国文化推广，是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

文化记忆是记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包含一切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文化文本。“上古时代，人们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故事与传说来记忆历史。文明时代，文字既是记录历史的工具，其本身也是历史的诉说。”“利用文字，人们不仅记下了一时一刻的声音和话语，也记载了千锤百炼的思考与情动于中的心绪，让逝去的灵魂有了永恒的旋律。”我们可以“循着文字的形迹，来触摸这个国家历史的纹理，感受她记忆的温度”。按照德国学者杨·阿斯曼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个有记号的世界称之为‘文化’，甚至可以将其理解为‘记忆术’，因为它着眼于赋予精神的内心和中间世界以稳定和持续性，取消其易逝性和生命的短暂性”。

文化记忆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的记忆形式和传播形态，我们通过它可以看到五千年前征战的场景，听到汉唐宫殿内宫女们的轻弹低唱。“前世”的文化记忆是现世文化发展、知识创新的源泉和基础。“文化记忆是对过去社会的、建构式的理解。”文化记忆使得一切成为可能。文化记忆使人的灵魂在超脱躯体之外再返回躯体之内不断轮回。然而，这种躯体内外灵魂的游历和轮回的动力，来源于人一生下来就拥有的无穷的“文化记忆”，并能够理解它。作为我们生下就拥有的东西，由媒介承载着的文化记忆就是我们知识生产和创新的先天条件。而媒介作为人类传播发明史上的制造物，却又都是“后天”的。因此，正是“后天”的人造物——媒介，赋予了文化记忆以稳定性、持续性和永恒性，也才使得媒介与文化、媒介记忆与文化记忆能够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互相构建、不断轮回、共进共演。

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 L．德弗勒（M elvin L.Defleur）在《大众传播理论》（1966）一书中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之所以能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是因为它发出的信息能形成一种道德的、文化的规范力量；人们不知不觉地依据媒介逐步提供的文化“参考架构”来解释社会现象与事实，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媒介的这种文化影响不是在突发的过程中，而是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缓慢地渗透进受众的思想和脑海中的。德弗勒进一步解释道：“文化规范论的主要内容是大众媒介通过有选择地表现以及突出某种主题，在其受传者中造成一种印象，即有关其突出的命题的一般文化规范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构成或确定的。由于个人涉及某命题或情景的行为通常受着文化规范的指引，这样媒介就间接地影响到了人的行动。”

根据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记忆维度的划分：第一个是记忆的神经维度，记忆存在于人类个体的大脑中，脑电波与神经突触是这个层面的重要特征；第二个则是记忆的社会维度，记忆依然没有脱离个体神经器官而存在，人际交往和语言交流建构和维持着这一记忆；第三个就是记忆的文化维度，“作为载体的符号媒介处于中心地位，同时文化记忆不可言说且无时间界限的内容必须不断地与活跃的记忆产生新的结合并将其掌握。随着在只有辨别的环境下对这一内容的吸收，个体除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之外，也获得了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让文化记忆的载体范围及其时间半径和持久性有了明显的扩展。也就是说，文化记忆区别于其他记忆形式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将媒介符号作为记忆的载体形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语言文字交流、彼此之间的协作，共同参与“建立在诸如文本、图像、文物和仪式等外部媒介为基础上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与媒介记忆的关系犹如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的“情侣树”，它们是在一个树根上长出的两棵树，同根同源、不可分割。文化记忆与媒介记忆之间既有着一种高度的重合性，甚至可以说文化记忆的宽广边界已经足以涵盖媒介记忆，同时它们各自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作为共同的人类记忆（见图2-3），媒介记忆与文化记忆既通过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同质性互动互助、紧密联系、共进共演，也通过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异质性坚持和张扬自身特点。

1．以媒介载体为基础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种以媒介符号为基础的记忆。在心理学对于记忆的研究当中，媒介符号成为研究的工具与材料。心理学定量实验研究的开创者、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就是通过无意义的音节和诗歌作为实验的材料来衡量人类记忆的潜力。实验表明，记忆是人们保存和积累个体经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的编码、存贮和提取离不开媒介符号的作用和影响。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将文化回忆分为生平回忆和根基回忆。生平回忆是一个人能和他人共同享用的时间跨度不超过三代人的生平经历记忆，而根基回忆则是指遥远的、对后人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或事实，如民族创世史或国家建国史。但是，作为生平回忆和根基回忆的文化回忆必须同交流记忆或媒介记忆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持续性的文化记忆，并一起构成所谓的“集体记忆”，而正是这种集体记忆才构成了社会群体的身份。

在最原始的媒介记忆中，人类的生平回忆和根基回忆几乎是吻合的，也是杂糅的、难以区分的。原始记忆是人们通过简单的劳动工具将信息记录在岩壁上和岩石上，他们所记录的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环境中的生物和植物，他们狩猎、耕种的图景以及生老病死的状况。他们的文化记忆往往是因地制宜、因事而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分别通过泥书、苇叶、龟甲、岩石、竹简、木片等记忆信息、传递信息，使信息和知识传之后世、留存子孙。随着人类进入以文字为符号的文字记忆和印刷记忆时代，生平回忆和根基回忆正式进入新的记忆阶段，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分明，距离也日益增大。人类的记忆技术开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字符号的信息可以被任意记载，由于纸张的轻薄以及印刷术的普遍应用，在这一时期人类的智慧得到大量的开发和保存。而电子媒介与数字媒介时代更是让人类的记忆生产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记忆所占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而记忆的内容却越来越多；记忆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记忆的真实性却得到了更好的保证；记忆的介质越来越多，但记忆的可靠性也得到了强化；多元化的记忆形态与强大的记忆采集能力进入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2．以媒介政治为背景的文化记忆

阿莱达·阿斯曼在其理论框架范围内，将文化记忆分为存贮性记忆和功能性记忆。她认为，存贮性记忆指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关于历史事件或事实的记载和转述，与人们今天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以档案、文献、图片或其他形式存在，也并非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它给人的感觉是静态的、陈旧而过时的，只是在人们需要时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和调取。功能性记忆则是动态的，并且与人们今天的和将来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这种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合法化”功能，即执政者通过重构历史记忆来为自己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做出辩护；第二是“去合法化”功能，即在野党、反对党或以主持正义自居的非官方人士或机构通过媒介记忆的手段、渠道达到“去合法化”的文化记忆目的；第三是“辨别功能”，即利用文化记忆来识别真伪、区别“我们”和“他们”，从而建立起一个群体或民族的身份，并以这种“纹理”提高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3．以媒介技术为推动的文化记忆

科技创新就像冲浪一样，一波又一波，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科技创新是文化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助推器和催化剂，文化记忆一旦搭上科技创新的顺风船就会很快驶上胜利的彼岸。科技助力文化，文化本身的丰富想象力和强大生产力也能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提供灵感和知识基础。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往往首先被用于人类的交流与信息的记忆，从电报、电话、电影到广播、电视、电脑、手机，它们在问世之后都率先进入传播领域，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重要媒介；媒介记忆的每一次拓展与延伸也都是媒介技术革命的直接结果。因此，媒介记忆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媒介技术也不可小视。在媒介融合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与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的融合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格局和文化体系，给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带来无尽想象和各种可能，媒介技术的变革已使得媒介记忆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甚至正在逐渐改变记忆中最为底层的神经维度，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已经到来。

4．以媒介产业为支撑的文化记忆

2013年中国电影票房为217亿元，2014年达到300亿元，而2015年更跃升至420亿元，位居全球第二。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化一旦插上商业的翅膀，就会飞得更高、更远。正是媒介产业和商业文明为普通人提高文化素养、获取文化知识提供了极大帮助，也为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何在农业社会文化不能成为产业？因为文化消费者只是极少数的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所以，文化和商业共舞、媒介产业与文化记忆协调发展，是繁荣文化事业、增强文化记忆的必经之路。媒介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媒介产业是文化繁荣的必备条件。强大的媒介产业不仅能给文化记忆和传播提供有力支撑，而且能给文化增加活力和价值，使文化传播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文化记忆的产业链更长。文化记忆“是物质上确定、制度上稳固的符号”，不会随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人主观意愿的改变而改变，一旦经过媒介组织机构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采集、编辑、加工、记忆和存贮，即可反复呈现、提取、再加工、再记忆、再传播，成为文化生产、传播和营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