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媒介记忆的拓展与延伸

媒介记忆研究是记忆研究与媒介研究的交叉领域，同时也是各种各样记忆研究的中心和“广场”。在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中迄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甚至在多学科的跨越与交叉地带，媒介记忆研究尚且不存在研究的核心领域和基本问题。我们只能根据目前记忆研究与媒介研究的结合点去梳理中外媒介记忆现有的研究脉络和大致的研究面向。

一、个体记忆：媒介记忆研究的发端

个体记忆不仅是媒介记忆研究的发端，也是人类所有记忆研究的源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记忆就是人脑对外部信息输入进行编码、存贮和提取的过程。因此，记忆的早期研究事实上就是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类个体中记忆这种生理机能或心理活动过程的分析。诚然，早期人类对记忆的认识就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没有人的参与，记忆也将无所依附，而记忆这一过程又是除当事者以外无法言说的。

因此，早期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苏格拉底、奥古斯丁等，几乎都是运用自省法，凭借自身的记忆经历和经验对个体记忆展开论述和想象。柏拉图将记忆描述成为个体大脑中的一块“蜡板”：“每当我们要记住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把蜡板拿到感知或思想前面，将印象印在上面，就像用印章、戒指盖印一样。”苏格拉底将记忆描述为大型的“鸟舍”：“鸟舍中可以栖息各种各样的鸟。有的独成一群，有的三五成群，也有的孑然一身，在鸟舍中只有飞翔。”奥古斯丁又将记忆描述成“宫殿、宝库和洞穴”：“图像、声音和味道通过感观的大门和通道进入这些空间，分门别类加以储存，回忆时再同样分类再现。”

“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记忆研究始于艾宾浩斯（H.Ebbinghaus），他是第一位对记忆这种高级心理过程进行定量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从他的数量取向（quantity oriented）的研究观点中发现，遗忘显然是个体记忆的常态，个体记忆的潜力也许是可以挖掘的，通过大量的训练，我们也许可以保留更多的记忆，但是我们将永远无法通过个体记忆自身能力去战胜遗忘。

心理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 alcolm Gladw ell）则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理论，认为个体记忆有通道容量的限制，超出通道容量就会产生更多错误。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在接受和存贮信息时具有空间容量，输入信息太多就会出现超载、拥挤、溢出、泄漏等问题。

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比切·斯多福（William Beecher Stover）发现个体记忆并不仅存于大脑的海马体中。解剖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在对老鼠的解剖实验中发现，皮层损伤得越多，记忆损害就越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解剖学和先进医疗检测设备的发明，神经心理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后，PET扫描技术的应用帮助神经学家们对大脑神经组织与记忆功能之间建立联系，进而明确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

不可否认，个体记忆是一切记忆研究的发端，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所指向的都是记忆的生物层面，也就是记忆在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运作过程，而媒介记忆的诞生和发展则为个体记忆研究的生理层面带来了新路径。生物层面的个体记忆终究要消亡。于是，人类发明了人工记忆和媒介记忆，并逐步将之发展成为人类记忆的核心和主体。

最古老的助记方法就是书写。“这些人工记忆不仅能够辅助、解放乃至替代人类记忆，还影响着我们对记忆和遗忘的认识。”这也就注定了媒介记忆对个体记忆研究方向的影响，而在网络技术与神经学研究空前发达的21世纪，认知神经科学与媒介研究实现了结合。

事情往往正反互构、优劣并存。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坏事变好事》（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一书中运用经济学、神经系统科学、传播学理论分析认为，人们避之不及的“垃圾”文化其实正在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他说，一款电子游戏、一部影视剧不可能像一本书，也没有理由“渴望”成为一本书。事实证明，从游戏俄罗斯方块到影视剧《反恐24小时》，再到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都使人们的IQ值、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有所提高，而这些未必能从书本中获得。约翰逊以实例证明了使用计算机比阅读图书产生更多的神经刺激，当今的大众文化也不是在衰退，而是在变化——以令人兴奋而刺激的方式在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轻松地理解。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ler）以美国心理学家Miller 1956年的脑力负荷或心理负荷（mental workload）研究为基础，于1988年提出“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该理论认为，互联网信息所产生的刺激超出了大脑工作记忆区的“认知负荷”，导致大脑对信息的理解和领悟只能停留在浅层。认知负荷理论假设人类的认知结构由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组成。其中工作记忆也可称为短时记忆，它的容量有限，一次只能存储5～9条基本信息或信息块。当要求处理信息时，工作记忆一次只能处理2～3条信息，因为存储在其中的元素之间的交互也需要工作记忆空间，这就减少了能同时处理的信息数。工作记忆可分为“视觉空间缓冲器”及“语音圈”。长时记忆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其中存储的信息既可以是小的、零碎的一些事实，也可以是大的、复杂交互的序列化信息。长时记忆是学习的中心。如果长时记忆中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则不可能发生持久意义上的学习。为了构建图式，信息必须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处理。在信息以图式形式存储到长时记忆中之前，信息的相关部分必须在工作记忆中提取出来并进行操作。工作记忆的负荷受来自材料的内在本质、材料的呈现形式及学生的活动的影响。

在进行学习、记忆、思维及问题解决等高级认知活动时，人们需要一个暂时的信息加工与存储机制，它能够保存被激活的信息表征，以备进一步加工之用，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塞恩·贝洛克（Sian Beilock）称这种机制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工作记忆包括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视觉空间存储器（visual spatial sketch pad, VSSP）和语音环路（phonological loop）三部分。中央执行系统负责工作记忆中的注意控制，其功能类似于一个能量有限的注意系统，该系统负责指挥各种次级系统的活动。也就是说，工作记忆只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用来暂时保持和存储信息，是知觉、长时记忆和动作之间的接口，是思维过程的一个基础支撑结构。人为什么会在重要时刻，大脑一片空白？就是因为人对结果的过度担心占用了工作记忆系统，占据了“内存”，而“内存”不够大脑自然会“卡壳”。因此，在重要时刻一定要让工作记忆空出来，让工作记忆只存放能控制的和需要的东西。

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教授盖瑞 · 斯默尔（Gary Small）揭示了互联网对大脑的影响。他发现，经验丰富的网民通过大量使用互联网，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神经通路。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个体记忆模式正在改变，人们不会去记忆那些媒介记忆已经记住的信息，而仅是记住获取媒介记忆的方法。“这表明人们不是记忆力变差，而是以更好的方式组织大量可用信息。”“当你可以用大脑装下通向整座图书馆的快捷通道的时候，何必还要记住一本书的内容呢？”

这里，关于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关系的论证始终在记忆研究的各个领域展开，但同时也为媒介记忆研究指出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二、社会记忆：媒介记忆的理论视角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与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研究是对传统记忆研究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使得记忆研究从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生物学领域切入人文社科领域。借此，“记忆研究从心理学扩展到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传播学、历史学，乃至逐渐扩展到地理学”。

如果从时间点上来讲，集体记忆的概念是由Hugo von Hofmannsthal在1902年首先提出的，但是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 aurice Halbw achs）却是公认的集体记忆研究的创始人。他在《论记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 of memory”）一文中首次阐述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在之后的《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更为系统和具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并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定义为通过社会群体建立他们个人生活中心的工具。当然，作为涂尔干的学生、涂尔干学派的忠实追随者，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事实上涂尔干的对纪念仪式的研究中就曾经简单提到过记忆的功能，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

总之，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是具有开创性的，他不仅为记忆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并且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大声地告诉心理学家们“记忆并不是你们所想的”。

此后，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们的共同关注，且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一时间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但总的来说集中在“研究社会群体成员如何认识自我群体的过去、如何分享遗忘的经验、如何选择希望同享的记忆”几个方面。

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Schwartz）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Bourdieu）和奥特纳（Ortner）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

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研究中记忆并不是抽象的，这些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记忆必须通过他们的不断使用而被识别，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媒介的参与。一言以蔽之，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其本质就是一种媒介现象，而媒介则成为研究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重要性与独特性的重要场域。大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它们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和塑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学者加里· R．埃杰顿（Gary R.Edgerton）在对电视的研究中就指出：“电视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学习历史的主要途径，媒介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改变着大众媒介观众思考历史人物的方式。美国过去的故事将是媒介选择去记住的那部分故事，而媒介所记住的故事最终将为美国自身的一部分。”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是相互重合交织的。

媒介在社会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支配性地位将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学者们在探讨这些记忆领域时不得不将媒介记忆带入其中。而媒介记忆概念的提出者卡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也提出：“媒介记忆（meida memory）是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而提出来的概念，试图从中探讨在媒介运作中媒介是如何通过扮演一个记忆代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

2011年，以色列奈塔亚学院和海法大学的Motti Neiger、Oren Meyers和Eyal Zandberg三位学者第一次将媒介记忆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编撰成书，试图更为系统地研究媒介记忆的场域以及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交互关系，解释媒介记忆如何不断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建构与完善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浙江大学张俊华教授认为：“社会记忆研究的系统化和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新亮点。它大大地促进了人类对自己所记载的和正在记载的历史全面的反思”; “在现实社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无不与这个人、这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的记忆有关”。在全球交流的背景下，社会记忆不再只是群体的，也是社会的和世界的；不仅具有塑造记忆载体群体身份的功能，而且具有其持续性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三、档案记忆：媒介记忆的共享工程

档案记忆并不能称为记忆研究的一个专业领域，但却是人类记忆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应用。档案学研究者们对档案的记忆功能与作用极为重视，他们认为：“档案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信息资源，它所承载的国家、民族、社群、个体的过往历程正是集体记忆所要留存、追溯的对象。”“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档案的产生和形成，克服了人的大脑记忆的种种缺陷和制约，使人类记忆由个体记忆转换为社会记忆，使人类的认识过程变成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信息的统一的、现实的存在形式。档案的产生和形成，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个体记忆的积累，而是成功地实现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并且，与媒介记忆相类似的是，档案学研究者们还认为：“档案工作者们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在这样的构建活动中，正是记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整个记忆研究场域中，档案或许是真正专职于记忆的工具与手段，并且档案的保存与管理机构如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或许是人类社会中唯一专职于记忆的机构。

但是，与媒介记忆研究相比，则不必过于强调档案记忆的功能与作用，但档案记忆所着眼的技术与操作层面则可以为媒介记忆研究提供大量的实践经验的借鉴。譬如，档案学研究中对“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工程的讨论，其实质就是运用数字化的媒介手段对图书、音乐、美术、戏剧等媒介信息产品进行全方位的保存，使之便于提取和共享；档案学研究中对记忆内容的类别划分、数据库设置、检索策略等都是值得媒介记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借鉴和学习的。

四、数字记忆：媒介记忆的未来展望

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对人类记忆的三次浪潮进行了梳理，他认为：通过口头传递，记忆被存贮在不同个体的大脑中，这是人类记忆的第一次浪潮；通过文字符号，记忆冲破了大脑的有限空间，被保存在了大脑之外的媒介空间之中，这是人类记忆的第二次浪潮；而信息技术使得过往的记忆变得丰富和活跃则是记忆的第三次浪潮。托夫勒对信息技术与记忆之间关系的强调虽然并不是全书的重点，但却指出了媒介记忆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即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去展望媒介记忆的未来可能性。

在这方面，大数据研究专家维克托 · 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将数字化技术与媒介记忆进行了交叉结合，并提出：“数字化系统已经使一个更大、更为全球化的共享记忆成为可能。社会记忆不仅在规模上增加了，而且还成为了全球的共享记忆。”他认为，在未来日趋廉价的记忆空间中，“拥有这么丰富的廉价存贮空间，使得连花时间去决定是记忆还是遗忘都已经是不经济了”。在记忆数字化时代，媒介记忆不仅是一种全球化的人人记忆，而且是一种全球化的共享记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记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遗忘变得越发不可能。

与记忆相关的数字化技术研究还有计算机科学家凯文 · 凯利（Kevin Kelly），他巧妙地将心理学关于个体记忆的研究与数字化技术对接了起来。他认为：“数字化技术可以使人工思维拥有蜂群思维一样的分布式优势，在采用稀疏分布式内存的超级计算机里，记忆与数据处理之间的差异消失了。记忆成为感知的再现，与最初的认知行为没有什么区别。”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杰弗里· M．斯蒂伯（Jeffrey M.Stibel）。他认为，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就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复制品，“计算机和微型芯片好比神经元（细胞体或计算单元）；如同大脑有记忆一样，网站存贮信息；网页间的链接形成了语义图；如同轴突和树突的作用一样，电话线将信息传输到各个区域”。

国内学者刘锋认为：“互联网的未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它将具备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运动神经系统，也会拥有自己的记忆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

但是，网络给媒介记忆带来的巨大变化、冲击和挑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乐于见到的。李春霞认为：“网络的出现使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人们还笃信网络会带来更多的自由，然而人们在把网络作为自由、平等的花环戴在自己的脖颈上时，也就为自己戴上了权力无形的枷锁。在透明化、看网络、被网络看的过程中，网络实现了对人们的监看和束缚。网络其实也是一种更为完备、隐蔽、巧妙的权力技术。”“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蛛丝马迹：科学的权力和监视的权力。科学的权力使网络合法化，使人们相信网络的承诺，因而热烈地拥抱网络，而监视的权力是拥抱之后的结果，网络在解放信息、照明信息传播市场的同时，对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而巧妙的监控，它就像一只永远也不疲倦的‘权力之眼’，高悬于被它变得如同村落的地球之上。”任何事物都是一柄双刃剑。在人们尽情享受“城市广场”带来的言论自由、传播自由的同时，似乎也正在或已经走进了一个透明的“数字化圆形监狱”。在“看网络”和“被网络看”的过程中，网络实现了对人们的跟踪监视和全程记录，在网络中个人隐私荡然无存，生活劣迹暴露无遗，并且被全球共享和消费，要删除或屏蔽这些信息却十分困难。这种事无巨细的数字化媒介记忆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就是噩梦。

显然，媒介记忆的研究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它既可以是心理学领域中人类记忆与思维的辅助与影响因素，可以是社会权力话语体系下记忆的建构与支配力量，也可以是人类文化记忆保存与传承的方法与技术途径，还可以是探讨计算机、互联网等领域中人类信息技术、媒介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方向，我们甚至可以用“表述型批判”揭示数字化媒介记忆对社会事无巨细的记录、对网民的监视和记录、对公民隐私的暴露和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