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记体的范围与分类

文体的名称通常作为文体划分的依据，但在文体形成时，总要经历一个文体丛生、交织然后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同体异名，或同名异体的现象，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来确定文体的范围？

确定记体文的范围，首先要注意文体名实的关系。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出：“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权力。”那么命名本身即意味着划归类别。《文苑英华》在收录记体文时，将称名为“记”的文章总体划归为一类。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文体分类采用“以实不以名”的原则，即依据文章的文体形态，而不是文章的题名分类。“柳子厚记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他将柳宗元《序饮》《序棋》等记事小文，归入杂记一类。

本书意在探究记体文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确定“记”的文体形态与写作体式，因而在论述过程中，首先以“记”之篇名为划分依据，同时兼顾文体形态与功能。一般说来，在出现“记”这一文体总名之前，记体文是先以多种文类出现的，如厅壁记、书画记、山水记等，这些文类在社会生活与实践中，为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逐渐各自形成某些共同的文体意识和形态特征。如方苞在论柳宗元的厅壁记时说：“《监祭使壁记》等，是见成文字，俯拾即来，与《永州八记》跳脱能动人者未同。”章士钊辩驳其说云：“此直是望溪不解文处。为文记监祭使壁，何得使用记钴潭、记石涧笔法？盖二者各有其本色，以本色还本色，于是子厚作记，两体皆恰到好处，顾望溪不解此。”认为厅壁与山水记文各有体例与笔法，二者不容混淆，称赞柳宗元所作记文皆为本色文字。各记体文类皆有不同的文体形态和特征，到了北宋，文人始有意识地总结“记”的总体形态特征。陈师道在《谈丛》中说：“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根据唐以来记体文的创作实际，综合各种文类，对“记”的总体特征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从上文记体与碑体的辨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山水记、亭台记、学记等各文类经过脱化整合，共同组成“记”体。从文体形态来说，记体文实则“类”重于“体”，因而对记体文作分类不仅是记文内部的条理规划，更有考镜源流的意味。

一 历代总集选集中的记体分类

历代文章总集、选集的编撰，或汇辑散章，或择精选优，皆为取便读者翻检取则，因而在体例上多“类聚区分”,“分体编录”。从唐以后总集、选集中对记体文的著录，即可看出记体分类的演变轨迹及当时人对记体的认识。

最早著录记体的总集是《文苑英华》，该书宋初由朝廷组织编纂，翰林学士李昉、徐铉、宋白等二十余人先后主持其事。全书共一千卷，收录文章绝大多数为唐文，南北朝文间存一二。《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在《文苑英华》新增的文体门目中，“记”体即为其中之一。编撰者在“记”体总目之下，按内容划分为二十二小类，其中厅壁记又按职官如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等分为十五类，释氏分寺院、佛像、经、塔、石柱、石阶、幢等十二类，宴游分宴游、溪谷丘、园圃、亭、居处、堂、泉、瀑等十一类。此外又将《苏氏织锦回文记》《剑门山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卫公故物记》等记物记人之文归入杂记。类目琐细，面面俱到，见表1。

《唐文粹》是在《文苑英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断代总集，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说：“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其中精选唐代诗、赋、文作品，凡一百卷。文体类目较《文苑英华》也更为简省。在“记”体总名下分出十二小类，又以甲、乙、丙、丁将这些文类分成四部，相比《文苑英华》中的繁碎罗列，有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见表2。

对记体的文体分类贡献更大的是南宋的理学家真德秀，他曾先后编纂《文章正宗》与《续文章正宗》，对散文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说：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堙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视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今凡二十余卷云。

其中所谓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不仅指辨明文章“明义理、切世用”之要义，从其类目看，也在于考文体的流变。结合源流正变来进行文体分类，虽为文体辨析之例程，但对记体文尚属首次。

真德秀在进行文体分类时，既考虑到不同文体之间具有相似的文体功能，又着意辨析不同文体的形态特征。他从文体功能入手，将诗文作品分为四种类型，即“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其中“叙事”包括传、碑、神道碑铭、庙碑、墓志铭、状、记、序等文体，又进一步以“纪一代之始终者”“纪一事之始终者”“纪一人之始终者”区别志记与碑志事状，指明记文的文体特征为“纪一事之始终”。在“记”体内部则比照《文苑英华》与《唐文粹》“以类相从”的分类方式，分为学记、堂斋厅壁园亭轩记、楼台园门城池湖井堤山水石等记、寺观记、祠庙记五类，兼顾文体源流与文体形态，纲举目张，条理明晰。如表3。

近代古文家林纾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章的体例与功能，对记体文作文体分类，深具创变意义。他在《春觉斋论文》中说：“然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记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游宴觞咏之事，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需要注意的是林纾的文体分类并非意在囊括所有称名为记的文章。根据《全唐文》中载录的记文，我们可以看出金石、考古、谱牒、食货、仓储、地理图志、器物及无法归类的记事、记人，都称名为“记”。可见，凡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内容皆可写入记文，并且带有很强的应用性质，如谱牒、造像、经幢等，纯以记事识物为务。

从体例上考虑记体分类，是较为科学的分类方式。我们在上文提到，厅壁记、山水记等虽总名为记，但其形态特征、创作要求却不尽相同，姚鼐已经注意到“记则所记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林纾更明确地指出“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文苑英华》《唐文粹》“以类相从”的分类原则，就已包含从文体形态分类的行为意义。记载相同或相似内容的作品，因对应着同一行为方式，具有共同的社会功能，逐渐形成相近的文体形态。《文苑英华》以文章内容划分记体文的文类，就已包含了体例的划分原则，但因其分类过于琐细，将各类作品的体例差异淹没于琐碎的细类中。《唐文粹》中，体例的分类意识逐渐明朗，在甲、乙、丙、丁四部中，将厅壁从府署中划分出来，单独为丙部，又将堂楼亭阁、兴利、卜胜、馆舍、桥梁、井归为一类，总入丁部。曾国藩言“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虽论述简略，也已总结出记体文中主要的几个文类。

林纾在对各种文类的体例逐一探究之后，将“记”体划分为七类：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记亭台，记书画、记古器物，记山水，记琐细奇骇之事，学记，记游宴觞咏之事。这已不是一般的依名称分类，而具有逻辑归纳的意味。

二 记体的研究范围及文类

记体文类如此庞杂，从唐宋以来总集的编选及分类中，我们已能看出确定记体范围及分类的复杂性。古代文人对记体文的分类，从内容划分到结合文章体例、功能和流变来划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我们在确立记体研究范围及文体分类时，需综合考虑唐宋以来文体分类观念及文体创作两个方面。古文家在创作编选记体文时，对杂记一类文章涉足较少。翻检唐宋八大家文集，我们可以看出，其创作集中于营造、山水、书画、寺观、学记及祠庙六个文类，见表4。

后人进行文体分类，或如《文苑英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对各文体的类目详加著录；或按对其“质”的规定性的认识，结合文体功能与形态，对各篇章类目进行分类。后者包含着对文体形态、特征、功能的深入体认，含有逻辑归纳的意味，为更高的文体分类原则。古代文体的生成，应遵循逻辑归纳的方式，将形态或功能相似的文章合并归类，确定“类名”，郭英德称之为“因文立体”。

记体的各文类并非同时出现，并且各文类的写作体式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不断沿革创新逐渐形成的。综合记文的创作数量及文体形态两方面考虑，记体文可主要分为四类：修造记、山水游记、书画记、学记。

修造记及庙记在唐初就已出现，依逻辑归纳的分类原则，林纾将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记亭台归为一类，表现出其在文体辨析方面的精见卓识。这些文类的基本特征是：皆为记修造之文。其次，勘灾、浚渠、筑塘甚至是亭台，在当时多由地方守令主持修造，亭台作为观游之所，也与地方官吏的政绩密切相关。勘灾、浚渠通常被作为守令的功绩录刻于金石。杨夔《乌程县修建廨宇记》:“夔学于《春秋》，固当以纪功书绩为勇。公前任日，崇修先圣之祠，为文赞功，刻石于县岸。今复纪此宏烈，盖欲慰县人久久之虔思也。”直言作记是为纪功书绩。徐铉在《摄山栖霞寺新路记》中也说：“为文刻石，用纪成功。”名为记修造，实指向修造之人，记修造工程通常成为称颂守令德业政教的极好途径，如穆员《新修漕河石斗门记》:“于水也见公之政，于政也见公之德。异日观易简久大之业，此非其一隅哉！”韦庆复《凤翔鼓角楼记》:“公之政教，见于斯楼尽矣。”因而记文通常不仅限于记修造工程，而是尽述守令任职期间的政绩。李溪在《泗州重修鼓角楼记》中有：“进谭者曰：‘吾闻古人以玉况德，以器铭功。岂玉足况，器足铭耶？盖借玉为喻，因器而尽铭他善。今傥告文人，请借鼓角以况公心，而因记楼尽述公之功行可乎？’咸曰善。”认为古人铭器，非记一功，而是“尽铭他善”，因而文章在记楼之外，尽记守令所修孔庙、佛祠、道宫观、文武吏舍、灵山神宇，新增武器、敦促农桑、减赋敛、薄行役等一切政治举措，在文末再次强调“且公用孝资忠，用义发勇，其壮烈声又岂鼓角足配乎？安可但记一楼而遗他事乎？”可见，修造记这种通过记事来“赞盛德之形容，叙勋贤之丕烈”的写法，已成为朝野通行的记文样式。

记营造文，有大致相同的体式，但因功能和对应的社会需要不同，又生出不同的体类。亭台记与学记即是。今人研究记体文，常将亭台记别为一类，从文体产生来看，亭台记也是修造记的一种，其中记政绩、修造过程等体式内容与修造记无异。但亭台记与文人日常生活更为紧密，逐渐成为文人传情写意的途径，林纾将其体式总结为“亭台之记，或伤今悼古，或归美主人之仁贤，务出以高情远韵，勿走尘俗一路，始足传以金石”。学记兴起于宋，记建学之事，从体例上看，亦当源于修造记，其中对建学年月、修造过程、建筑规程的记载与其他修造记文颇有相通之处。这一类记文自碑文发展而来，体式也与碑文相近。

此外，从创作数量来说，记体文还有大量殿堂佛塔记，记塔庙兴废修造之外，或崇教，或阐发佛理，也可总归为记营造一类。桐城学者在分析记体文类时，通常将这一部分记文略去不录。记体文中较特殊的一类是厅壁记，从题名题记发展而来，其纪功的内容又与修造记相重合。

至于游宴觞咏之事，大多为流连山水之作，《文苑英华》中专门辟出宴游一类，收录《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溪谷丘右溪记》《新安谷记》《黄溪记》《龙兴寺东丘记》等十二篇记文，我们将之皆归为山水游记。山水游记到了中唐始肇其端，并且呈现出体例混杂的状态，元结、柳宗元始将山水记文转变为山水游记，颇具创变之功。

书画记伴随着初唐公私书画收藏的兴盛也小具规模，但体例与后世相距甚远，韩愈、苏轼通过创作都发展出新的记文体式，却难阻书画记迅速衰落的趋势。学记晚于其他文类，至北宋始盛，其文体特质从根本上应属于营造一类，但因古代学校与儒学的密切关系，说理成分居主体地位，至南宋，理学家以学记来阐述他们的教育思想、学术观点，使得学记完全成为说理之文。林纾在归纳各文类的体式特征时说：“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是对南宋以来学记的文体形态的总结论述。

其他记琐事之文，或记所见闻的奇异之事（如白居易《记异》），或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广见闻，或寓托情志，虽别为一体，实则文无定法，且篇目寥寥，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如此，我们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修造记、学记、山水记、殿堂佛塔记、厅壁记与书画记六类，实综合各文类的源流及体例分化、合并来考虑。因学力及时间所限，殿堂佛塔记、厅壁记两种文类留待日后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