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发表(1936年)为标志的。不过，在此之前，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经济运行的总体属性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影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思想与政策主张。为此，我们可以把宏观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萌芽、创立和发展三个不同的阶段。

从时间上看，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因此，从17世纪中叶算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前，都可以看作是宏观经济学创立的准备或萌芽阶段。凯恩斯1936年发表«通论»，可以作为宏观经济学创立的标志。但我们仍倾向于把20世纪30年代«通论»的发表直至40年代末萨缪尔森那本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初步分析»(1948年)——的出版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学创立的阶段。因为在此期间，凯恩斯的追随者从许多方面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有些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补充，从而使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许多经济学家继续对这一理论进行补充，使其日臻完善。但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无法圆满地解释“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陷入了严重的理论危机。面对宏观经济出现的新情况，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不同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便更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流派纷争的时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激烈交锋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把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至目前都定位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一、宏观经济学的萌芽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既涉及价值、价格、分配等现在所说的微观经济问题，也涉及国民财富、经济增长、货币流通、财政收支等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古典经济学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无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法国重农学派，都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他的«赋税论»(1662年)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考察对象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配第考察了税收对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税制、增加税收和促进贸易的政策主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政治算术»(1690年)中，配第分析了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构成及其增长的原因；而在«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中，配第则第一次估算了英国当时的总产出水平和国民收入。

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经济表»(1758年)是古典式总量分析的典范。在该书中，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第一个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分析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学家。魁奈对宏观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提出了保持生产的正确比例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不仅提出了国民财富的概念，而且还分析了增加国民财富的方法，并第一次系统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在其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看法。

古典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还包括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一书中提出的货币数量论和国际分工理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 Baptiste Say)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一书中提出的“供给创造需求”这一著名的定理以及生产三要素理论；西斯蒙第(J.C.Simondi)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一书，以及马尔萨斯(T.R.Malthus)在«人口原理»(1798年)、«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书中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

19世纪70年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所谓的“边际革命”后，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从这一时期一直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经济波动和失业问题虽然十分严重，但还未危及资本主义的生存。因此在此期间内，宏观经济问题没有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充分就业作为前提，致力于资源配置的研究，促进了微观经济学的长足发展。

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经济危机问题的日渐突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再一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其中对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大的有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在«利息与价格»(1898年)和«国民经济学讲义»(1906年)等书中提出的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与积累过程理论，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冈纳·谬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埃里克·罗伯特·林达尔(Erik Robert Lindahl)等人在批判继承维克塞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动态均衡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F.Hayek)的经济周期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和周期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 Pigou)和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Fisher)等人的货币数量学说等，都对宏观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契尔(W.Mitchell)及其助手们对国民经济统计指标和核算理论所作出的贡献。用什么指标以及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总体规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作为制度学派的米契尔，长期致力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和重视统计数据的重要性。他所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二、宏观经济学的创立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突破了传统的充分就业均衡理论，建立了一种以存在失业为特点的经济均衡理论，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来分析有效需求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进而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这一系列与传统经济理论大相径庭的见解，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由此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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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革命”最关键的内容，是以有效需求理论来替代传统经济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自动调节会趋于充分就业的假设。按传统经济理论的说法，供给会为自身创造出需求，通过价格运行的调节机制，整个社会必然会趋向于充分就业。而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通常状态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低水平的均衡，即非充分就业的均衡。有效需求不足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陷阱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本身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达到均衡。要避免经济衰退和失业，必须依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衰退和萧条时期，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政策，即通过政府购买、政府投资来拉动有效需求，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社会就业的目的。

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后，引来了一大批追随者。他们不但大力宣传，而且积极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形成了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一整套理论与政策主张。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10年里，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R．希克斯(John R.Hicks)利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作为基本前提，建立了IS-LM 模型。这一模型经美国经济学家汉森(A.Hansen)的补充后更趋完善。因此，该模型又被称作希克斯-汉森模型。I S-LM模型在理论上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概括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决定理论，揭示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机制，以及总产出水平与利率水平的决定机制。该模型还可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说明。所以，在逐步形成体系的宏观经济学中，IS-LM模型理所当然地成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

第二，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采用储蓄—投资分析方法，考察了总产出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量比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哈罗德模型。1946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弗赛·大卫·多马(Evsey David Domar)也把凯恩斯的理论用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分析和动态分析，得出了和哈罗德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些分析后来被人们统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的提出，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保持长期化、动态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偏重于短期分析和静态分析的不足。

第三，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建立了乘数-加速数模型，用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该模型被认为是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只是说明了投资对收入和消费的作用，而收入和消费对投资的反作用则需要用加速数来说明。汉森和萨缪尔森把乘数理论和加速数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乘数-加速数模型。该模型被用来分析投资、收入、消费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综合影响，从而弥补了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的片面性。

第四，194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在«国际贸易和国民收入乘数»一书中，把凯恩斯的乘数理论用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通论»发表以前，凯恩斯曾在他的早期著作«货币论»中花费大量篇幅分析了开放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增长问题，尤其是国际金融问题。但在«通论»中，他却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建立了一个封闭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马克卢普所建立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凯恩斯的早期传统，弥补了«通论»的不足。

到此为止，我们认为，由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基本完成了其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构建。但就整个西方经济学来说，却还面临着另一个整合的任务。因为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前，西方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A.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微观经济学。这一传统理论偏重微观经济分析，主张自由放任。但由于该理论无法解释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从而被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所取代。凯恩斯的理论则偏重宏观经济分析，主张国家干预。这样一来，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就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以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托宾(J.Tobin)、索洛(R.Solow)、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奥肯(A.Okun)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不应该互相排斥。经过一定的整合，两者是能够相辅相成的。正因为这批经济学家都主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所以他们后来就把自己称为“新古典综合派”。

1948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初步分析»一书中，终于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宏观经济学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而且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总体整合的完成，从而宣告了一个具有完整体系和结构的现代经济理论的诞生。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广泛欢迎，半个多世纪以来，该书作为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教材，不断再版(现已再版19次)，并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该书完整中译本于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翻译出版；在此之前，商务印书馆曾于1964年摘译了该书第5版的部分章节)。1970年，萨缪尔森因其对现代经济理论建设的卓越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都面临着恢复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缓解社会矛盾的急迫任务，凯恩斯关于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于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尤其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成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流学派。另一方面，众多追随和推崇凯恩斯主义的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继续在各个方面对其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日臻完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杜森贝里(James Dusenberry)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一书中，根据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收集的长期消费统计资料得出的长期消费倾向稳定性结论，提出了相对收入假定；1954年，意大利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一书中提出了消费支出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丰富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提出的货币需求平方根定律，1959年马可维兹(H.Markowitz)提出的资产结构理论，托宾等人提出的资产风险选择理论与资产平衡理论，弗里德曼提出的新货币数量论，丰富和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20世纪60年代，希克斯提出的存货投资与超级乘数理论，托宾提出的投资q 系数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投资函数理论。

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通论»一书虽然有所涉及，但因凯恩斯当时关心的主要是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故未能充分展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马克卢普、萨缪尔森、索洛等人在凯恩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通货膨胀理论。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58年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则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对减少失业的有效性，并得出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互为消长的结论。菲利普斯的理论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但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会提到的)也为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理论危机埋下了隐患。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一派独尊、一花独放的时代。但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Stag Flation)，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极大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霸主地位。上面介绍菲利普斯曲线的时候曾经提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互为消长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必然的逻辑推论。而“滞胀”导致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对被尊为“正统”的新古典综合派来说，面临着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夹攻。

从“左”的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一分为二。一边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托宾、索洛、奥肯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他们不断吸收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修改自己的理论，试图建立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综合的、折中的理论体系。另一边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英籍匈牙利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oldor)和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L.L.Pasinetti)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The New Cambridge School)，或称后凯恩斯学派或凯恩斯左派。在补充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新剑桥学派强调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的对立，认为要坚持和发展凯恩斯主义，就必须批判新古典理论，并与之彻底决裂。他们以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自居，认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是冒牌的或异端的凯恩斯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又兴起了以格雷戈里·曼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The New Keynesian School)。他们一方面批评新剑桥学派割裂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又批评新古典综合派全盘继承新古典传统的立场，企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微观基础。

从“右”的方面看，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的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则以“滞胀”作为突破口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发起全面的、凌厉的攻击，企图全盘否定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

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The Monetary School)是当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强有力的对抗。货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美国经济舞台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大有取代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气势。

供给学派(The Supply-Side Economics)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它以阿瑟·拉弗、罗伯特·芒代尔、万尼斯基为代表。针对“滞胀”现象，供应学派提出了减税减支、增加供给、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该学派的观点，曾经作为里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又被称为“里根经济学”。

理性预期学派(The 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它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E.Lucas)、萨金特(T.J.Sargent)、华莱士(N.Wallace)为核心。该学派以其理性预期假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面貌，并批评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的新兴经济学派，它致力于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构成和运行，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道格拉斯·诺斯(Doglas North)和约瑟夫·斯蒂格勒(Joseph Stigler)等。

除了上述这些理论流派外，还有像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英国的激进主义经济学等流派，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并提出了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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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经济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相互论战的局面，似乎预示着由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正在走向衰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形势，打破了“一派独尊、一花独放”的沉闷气氛，形成了“流派纷争、群雄四起”的新局面，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提供了某种难得的契机。对于学术进步来说，争论自古以来就是新学派、新理论宝贵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