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收入分配实践与历史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收入分配领域不断探索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允许市场调节工资，企业自主分配，充分发挥企业、劳动者等市场主体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优化再分配格局，使社会保障机制持续完善。

一、收入分配发展40年：实践演变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过程，也是收入分配实践探索与发展的历史。

1.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和弊端

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初步形成、逐渐固化的。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把“按劳分配”看成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唯一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在农村和城镇实行不同的模式：在农村实行以“工分制”为特征的分配方式，在城镇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以“工资制”为特征的分配方式。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方式。这基本上是一种名义上实行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二元化、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高集中，即在城镇企业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工资等级、水平、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在农村中实行工分制，工分由生产队根据经营状况定，由于农产品价格是国家定的，因此收入水平也受国家控制。二是低收入，即1956年制定的企业工资标准，以北京地区为例，按照不同行业，最低为30~36元，最高为100~120元。直到1985年制定继续执行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统一工资标准，最低仍为34~38元，最高为102~114元。三是大平均，即传统收入分配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工资制度，包括全国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度、奖励和各种津贴，脱离经济效益和个人努力程度。如工人实行的八级等级工资制度，高低比仅为3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80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处于极度平均水平。

传统收入分配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仍存在必然的内在弊端。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的共性特征，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消费资料短缺的条件下，为满足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而形成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几乎集中了全部剩余，为超常发展重工业提供保障，对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日益扩大的根源之一。

但高度集中而又过于平均的低收入状况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在于：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因此不可能发挥分配对生产应有的积极促进作用。如果说这种分配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还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端就日益暴露了出来，并且成为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障碍。

2.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实践发展

根植于中国城乡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实践变迁也是沿着农村和城市两条线索来展开。

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主要是在按劳分配框架下，对按劳分配的调整，有代表性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克服平均主义”，并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有步骤地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与成果分配直接联系起来，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体统一经营时分配与个人劳动贡献脱钩的状况，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1979年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安徽部分农村实行试点；1980年春，试点面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至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由改革试点转向全国推广。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也得到迅速提高。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城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政府在改革城市收入分配制度中，强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也提出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城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工效挂钩”的工资制度改革，为企业内部提供激励。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把如何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对改革城市分配制度做出了若干具体规定。随着改革的进行，企业内部的激励、奖励分配形式得以恢复并不断发展，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改变过去高度民主集中的管理体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企业之间因经济效益的不同，工资水平也可以不同，即“工效挂钩”。“工效挂钩”是我国工资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尽管在实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作用仍是很大的。1986年6月，国家还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国家从分配制度改革上的“利益刺激”起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阶段：深化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调动企业积极性。改革初期国家放权让利，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1983年、1984年分两步实行“利改税”，1987年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不断调整。1994年，与财税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实行了“税利分流”的改革，即国有企业和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向国家缴纳所得税，取消原来承包上缴所得税办法。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实际是对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在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政分配上划清了国家与企业以及国家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不同的权益关系，其实质是谋求分配机制的转变。

二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注重保障劳动者生活水平。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工资分配改革，主要是在企业工资、奖金分配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进入90年代以来，主要使市场机制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逐步实现市场调节工资，企业自主分配，国家宏观调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1994年7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对企业工资分配做了更加充分的规定，《劳动法》的颁布施行使我国的企业工资分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其对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的规定中，企业不仅有权自主确定内部工资分配方式，而且有权自主确定工资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符合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方向。随着《劳动法》的进一步贯彻和实施，在工资分配方面，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全面实行。在保障劳动者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顺应市场化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再分配机制。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1991年6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1995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模式，是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个人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1998年，初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框架，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国家对原有失业保险办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第四阶段：实施劳动合同法，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用工情况多样化，劳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劳动关系，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已不能满足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及现实存在的问题的需要，因此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符合当时我国劳动关系需要调整的现状，特别是当时劳动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诸如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短期化、滥用试用期等等，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这一法规的颁布实施，虽然无法在短期内使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成灵活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但是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标志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五阶段：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居民收入增长模式。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针对历年来劳动者报酬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等问题，收入分配调整的实践开始转向宏观分配格局的调控：2008年国家开始明确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2009年继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但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冲击，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企业生产利润逐渐下降，经营困难不断增加；从2009年开始相关文件的表述变成“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实际上，从过去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目标已经从2012年之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转变为2013年到2015年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最近三年相关文件的表述则是从“同步”调整为“基本同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政策与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和同步发展。

第六阶段：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收入分配政策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除了探索各种分配关系如何更加合理，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以外，也逐渐开始加强收入分配管理，优化收入分配秩序，创造公平、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秩序。政府从提出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到领导干部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到反腐倡廉等，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提高收入来源的合法性、透明性、规范性，不断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收入分配发展40年：成效发展

40年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实现同步，经济高速增长成就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同时，收入分配改善又为加快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城乡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激励。中国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进步呈现出内在的一体化互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和成绩。

（1）4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为收入增长和分配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从1978年到2016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7%。与此同时，名义GDP总额从1495亿美元增长到了11万亿美元，其占世界经济比重也从1.8%增长到14.8%；如果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GDP增加了31.3倍。我国人均GDP从156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8123美元，增加了50.9倍。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规模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

（2）4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规模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在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层面，尽管绝对差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增速在逐年下降，从1979年的36.5%下降到2016年的1.1%，其次城乡可支配收入倍差（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峰值3.3下降到2016年的2.7。

（3）40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十分显著的提高和增长，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格局不断优化，各方利益主体基本实现多赢格局。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劳动和资本等基本要素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劳动力要素基本实现城乡流动，资本要素也实现自由流动，要素流动加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政府税收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特别是税收体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收入也明显增加，这也为加快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体制机制完善奠定了基础。总体上，劳动者报酬占比出现先增后降，政府所得和企业收入出现稳步增长，可以说各类市场主体在40年发展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共赢发展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收入差距虽然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而扩大，但没有产生所谓的基尼系数超过临界点后的矛盾和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国年鉴统计数据，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经历一定的上升阶段以后，从1983年56.5%的峰值持续下降，2007年为40.5%，在此之后，又逐年上升，2016年为50.0%，呈现正“U”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中国广大劳动者以低劳动报酬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资本的高回报做出了贡献，为国家财力的增强做出了贡献。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扩大内需，我国劳动者收入又得到不断改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一般性政府预算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从1132.3亿元增长到16.0万亿元，增加了14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其中连续22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峰值为2007年的32.4%，这为中国加快政府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提供了重要保障。

（4）4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大幅度提高，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与40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情况相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和快速增长，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根据中国年鉴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居民年消费支出从1759亿元增长到了29万亿元，增加了165.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4%。同时，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下降到29.3%和32.2%，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

（5）40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变化，也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快速成长。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和发展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其中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1985年首次超过农业增加值占比，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其增加值占比从24.6%增长到51.6%，我国经济结构也从以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体。从长期走势来看，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同时内部结构逐步得到改善；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工业内部结构得到升级，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水平；第三产业一直处在不断上升过程中。

与产业结构变迁相伴发生的，则是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发展至今，我国科技实力步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年达38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达1.5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已超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到2016年，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从世界第八位提升到第二位，被引用次数从第19位上升到第二位，材料领域论文引用次数列世界首位，还有八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世界排名第二位。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

（6）40年间中国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也大幅度推进了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进步。40年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有机统一，互动发展，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加注重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政策，更加注重减少贫困人口，推动减贫事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与人类发展指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有约20%的就业人口享有社会保障。现在，以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支柱的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根据我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文盲率从1982年的22.8%下降到目前的4.1%；我国每年有数百万高等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市场的生力军；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5岁。同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3.5%增长到了2014年的5.5%；高等院校入学率从1978年的0.7%增加到2015年的43.4%；弱势群体失业率从1991年的73.4%下降到31.6%等。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都为中国加快减贫、提高发展程度，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极端贫困率（标准为每天1.90美元）从1990年的66.5%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1.9%，使得东亚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60%下降到3.5%。我国中产阶级人数（年收入在11500~43000美元之间）从2000年的500万增加到2015年的2.25亿人。我国越来越重视改善公民的教育和健康状况，我国HDI排名在1990年到2015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为1.57%，是排名进步比较快的几个国家之一，其中仅2010年到2015年期间，排名就上升了11个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