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本有关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或学术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其身份的合法性似乎一直受到某些专业人士的质疑。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都尚且成为问题，遑论所谓的中西哲学比较这样的问题。然而，尽管面临诸多非议，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日渐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事实。几代海外学者在这方面结下的累累研究硕果自不待言，近些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国内的悄然升温便是其有力佐证。在国内从事比较研究的治学者当中，既有一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又有像张世英教授这样一批老一辈的长期致力于西学研究的学卓诣精、德高望重的专家。而国内老一辈学者这一“出入佛老，又返之六经”、从西学转向中学的学术经历表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学术运动已呈欲罢不能之势。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所以在今天依然使很多学者难以释怀地涉身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该研究所特有的和至今未能解脱的问题情境。这种问题情境就是，由于人类的看似不可逆转的所谓“现代化”进程、由于西方文明的几乎所向披靡的胜利，东方文明的创巨痛深和其所处的危若累卵、岌岌可危的历史处境。它不仅使具有黄金般古老而自信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使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开始致诘自己长期浸淫于其中的业已习成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特定的解释学语境，使中国学人开始以西方文化文本为理论参照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文本给予重新的定位和解读，借以重新为整个民族也为自己的个体生命寻找安身立命之基、精神和心灵寄托委任之处。因此，中西哲学比较之治学之初衷与其说是由于一种知识论的致思兴趣，不如说是更多地出于一种切身的存在主义式的忧患意识，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心思及境界迥非那些习惯于从知解上入思的所谓专业化的学问家们所能领悟。

其实，动力还来自西方文化一翼。中西哲学比较之所以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今日之显学，除源自东方文化的危机外还得力于西方文化本身不可救治的衰落。诚如施特劳斯所说，西方文化“大难临头，依然歌舞升平”。尽管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已成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话语，尽管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业已取得了似乎不可逆转的骄人的胜利，但以古希腊的知识论取向为其主要传统的该文化却盛极而衰地日渐暴露出其自身深层的矛盾和内在的不足，在历史辩证法的鞭策下同样难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其实际上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从近代就开始的西方蜂拥而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对古希腊单维的哲学传统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和检讨即是其困境的印证。因此，实际上，正如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我们看到一种对其传统的生存论的反思那样，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我们亦看到一种对其传统的生命根基的质疑运动；同时，正如时代正在召唤着中国文化走出“中央之国”的自恋误区以把自己纳入世界性的视域中那样，时代亦开始召唤着西方文化克服其旁若无人的私语症时而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从事“两造之至深根源的会通”（施特劳斯语）。

这种文化的双向互动运动表明，中西哲学比较已不再是以个别民族为单位的微观的比较，而是基于普遍人类族类的立场的宏观的比较，其所涉的思考也已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技术性的思考，而是一种浸濡着生命感和历史厚重的攸关整个人类命运的根本性思考，即担荷起人类终极关怀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更具普遍性的比较、这种更具终极性的思考也正是本书的主题。本书之区别于其他中西哲学比较专著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不仅试图从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宗教学、语言哲学及政治哲学等多个层面对中西哲学给予一种全方位的比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比较中，通过对诸如现象学、舍勒哲学、对话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施特劳斯哲学、阿佩尔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深入解读和思考，通过一种从中所透显出的与西风东渐相对应的堪称东风西渐的当代哲学运动，在一种中西哲学双向互动之中以揭示中西文化会通之旨，即不同民族之于共同的普世性的类哲学的趣向之旨。

因此，本书显然并不忽视中西哲学之间存有的巨大差异，并指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的）基于主客维度的真值取向与（中国的）基于主体间维度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但与此同时，本书更多关注和强调的不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而是中西哲学之间的会通。本书旨在说明，就其实质而言，上述两种取向并非可以独立自存而是恰恰内包在一种互涵的机制之中，而无论是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实际上都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的方式、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为这一互涵机制做出了说明。就此而言，中西哲学双方毋宁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其区别仅仅是话语形式的不同而非言说实质的不同，其区别仅仅是“流”的不同而非“源”的不同、“途”的不同而非“归”的不同，或换言之，无论二者所表现出的历史上的取向多么不同，它们都最终异流而同源、殊途而同归地终于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类的“大一”生命的不息流行之中。

这是一种堪称“消解比较”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提出并非旨在反对文化上的多元论，而是在希冀根除文化上的不宽容主义的同时，旨在捍卫实际上为每一种文化、也为每一个人所共同支撑和共同依据的类的普遍价值、类的普遍理想之无上尊严。因此，这种“消解比较”意味着本书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就其方法论而言，这种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也即被今天后现代主义所力斥的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它以“一”取代“多”、以“我”取代“我们”，以一种“举一废百”方式实现着对并行不悖的人类之大道、普世的天下之公道的思想上的僭越和强暴。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坚持“语言是存在的家”一样，语言同样也可看作是文化的家，“实际上正如人类语言中没有一种所谓的‘私人话语’，任何语言的自身的‘现实价值’都有赖于语言社会的‘流通价值’那样，在人类文化中也不应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独白主义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语言的建构，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中使自己赖以成立，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中维持了其活的生机”。（参见本书“从阿佩尔哲学看中西文化的会通”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在今天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似乎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原来的西方文明中心说演变为种种新形式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其在“全球一体化”这一时代大旗下继续维护着其对其他民族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而原来的东方文化本位说则以所谓的“亚洲价值特殊论”披挂登场，其已不加掩饰地和不可救药地沦为一种辩护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袒，并以之为遁词公然地为肆意践踏普遍人类价值这一行径而张目。其实，正如作者一再指出的那样，一种文化就其作为文化而言，就其作为普世人类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而言，它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并且更为深入地研究将会发现，像“民主”“科学”“法制”等这些素被人们视为舶来品的理念，也并非仅仅为西方文化所独具，而是其作为一种普通之人性规定、普遍之社会理想，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文化中亦古已有之。因此，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之最重要的工作并非不无决绝地推倒“孔家店”，并非之于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借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和以新的可公度性语言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予一种现代化的诠释和解读。

张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