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

我年幼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为我父亲承做靴子。他和他哥哥开了一家店，铺面是伦敦西区一条小侧街上的两间打通的小店房。那一带如今已大不如昔了，当年却是很时髦热闹的。

他的店铺毫不招摇，却自有特别之处；门面上只有他的德国姓氏“盖斯勒兄弟”，没有标榜本店为王室成员服务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记得当年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橱窗里的靴子为什么从不更换。他只定做，不卖现货；而我简直不能想象他做的鞋会不合适。莫非是他买来摆在那儿的吗？这似乎也不可思议。让那些不是他亲手制作的皮鞋摆在自家店里，他肯定忍受不了。何况那些鞋太美了——那双轻便舞鞋精巧得不可言传；那双有布翻沿的漆皮靴叫人看了垂涎欲滴；那双褐色的长统马靴闪着神奇的幽光，虽然是崭新的，倒像是穿了一百年了。这些是体现了一切鞋的本质的典范，只有亲眼见过靴子的灵魂的人才做得出。当然，这些念头是后来才有的。不过，我大约十四岁起有资格到他那里定做靴子，就对他们兄弟二人的尊严有了模糊而又强烈的感受。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对我来说，制作靴子——做他所做的那种靴子——是神奇美妙的。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小脚丫伸到他面前，羞怯地问：

“盖斯勒先生，做靴子难极了吧？”

他回答道：“那可是艺术！”说着，他那透露着讥讽意味的红胡子里突然荡开了微笑。

他本人也有点像是皮革制成的：脸黄黄的，皱皱的，红色的头发和胡须拳曲着，面颊和嘴角间有一道道清晰的皱纹，话音单调，喉音浓重。皮革是一种冷峻的物质，有点死板迟钝，而这也是他面部的特征——除了他的眼睛。他的蓝灰色的眼睛现出朴实的严肃态度，这神态每每表示其人私下里迷恋着理想。他的哥哥十分勤劳，比他平淡一些，各方面都略逊一筹。他们兄弟二人长得极为相像，所以早先我有时要等到会面结束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谁。到那时，如果他不说“我要问问我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便是他哥哥了。

人长大了，荒唐起来，开始赊账；但不知怎的，我绝不拖欠盖斯勒兄弟的款子。如果欠他——比如说吧——两双鞋的钱，倒还可以心安理得，因为那只表明你仍然是他的主顾。但若欠了两双以上的钱，却仍走进他的铺子，把自己的脚伸到他那戴铁架眼镜的蓝眼睛下，就未免太不像话了。

人们不会常常到他那里去。他做的靴子仿佛具有某些超越时间的东西，非常耐穿，好像他是把靴子的本质缝了进去。

人们进商店时一般都怀着“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快点了事”的心情，然而进他的铺子就像进教堂一样心静神安。来客坐在那把唯一的木椅上等待着，因为他的店里总没有人。店里黑黑的，像口井，弥漫着好闻的皮革气味。不一会儿，他或他哥哥的脸就会在上面的井沿边出现，向下张望着。随后响起一阵喉音，一阵韧树皮拖鞋敲打狭窄的木楼梯发出的踢哒声，最后他来到顾客面前，不穿外衣，背微驼，系着皮围裙，袖子卷起，眨着眼睛——仿佛刚刚从某个靴子梦中醒来，又像是一只被晨光惊起的烦躁不安的猫头鹰。

这时我说：“你好呀，盖斯勒先生？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

他会一声不响地走开，回到楼上去，或者到店铺的另一边去；我就坐在木椅上继续休息，呼吸着鞋铺的气味。不久他就会转回，枯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的皮子。他会两眼盯着皮革赞美道：“多漂亮的皮子啊！”等我也赞赏了一番以后，他就又开口说：“你什么时候要鞋？”我会回答：“就你的方便，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要。”于是他说：“半个月以后？”或者，如果来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兄弟！”

然后我会喃喃地说：“谢谢你！再会了，盖斯勒先生。”他会一面回答“再见”，一面仍看着手里的皮子。我向门口走去时，就又听到他的拖鞋踢踢踏踏地将他送回楼上去做他的靴子梦了。但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以前他不曾替我做过的新样式，他就会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把我的靴子脱下来，长久地拿在手里，用又挑剔又钟爱的目光打量着它，好像在回想他制作那靴子时的激情；又像是在责备人们穿坏了他的杰作。然后他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贴着脚的外沿描上三两次，还用他神经质的手指细细摸我的脚趾，琢磨着我的需要的关键之点。

忘不了那一天，我因有双鞋不太称心，对他说：“盖斯勒先生，你知道吗，上次的那双市内散步靴走起路来咯吱咯吱的。”

他没回答，看了我好一会儿，好像希望我撤消或修正我的话，然后才说：“它们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不过，确实是那样。”

“你是不是没等靴子穿定型就把它们弄湿了？”

“我想是没有。”

听了我的回答，他垂下眼睛，好像在搜寻有关那双鞋的回忆。我有些后悔，真不该提起这桩如此重大的事件。

“把它们送回来！”他说，“我要看一看。”

对那双吱吱叫的靴子，我心里涌起一阵怜悯之情。因为我可以栩栩如生地想象出他将如何用伤心的探究目光长久地埋头查看那双鞋。

“有些靴子，”他缓慢地说，“根本就不行。如果我不能把它们修理好，就不收这双鞋的钱。”

有一次（只有这一次）我心不在焉地步入他的铺子，脚上穿的是应急在某家大公司买的靴子。他接受了我定的活儿，却没给我看皮子，我觉得出他的目光在穿透我脚上的次等皮革。最后他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轻蔑，但却有某种平静而又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为了追求时髦，那只左靴有一处做得不大舒适；他把手伸下去，用指头在那里按了按。

“这儿挤脚吧，”他说，“破烂儿！这些大公司一点自尊心都没有。”随后，好像是心里的什么东西决了堤，他说了一大段愤恨的话。听他议论制鞋业的状况和困境，这在我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生意都抢走了，”他说，“他们靠的是广告，不是做工。我们热爱我们的靴子，可他们把生意从我们手里抢走了。到如今——我眼看就要没活儿可做了。买卖一年比一年清淡，你会看到的。”望着他满是皱纹的脸，我看到了以前所未曾注意的东西——那些痛苦的事物和痛苦的挣扎。他的红胡子突然花白了多少啊！

我尽力地解释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买了那双倒霉的靴子。但他的面容和声音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在此后几分钟内我定了好多双靴子。这下可遭了报应！它们更是永远穿不坏了。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都不能问心无愧地上他那里去。

等我终于再去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的两面橱窗中有一个漆上了别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那几双熟悉的旧陈列靴不再气度轩昂地各据一方，而是被统统挤到了一个橱窗里。里面，那井一般的店堂收缩得只剩一间，比往日更加黑暗，更加气味扑鼻。等待的时间也比以往更长，好久才出现了一张面孔向下张望，才响起了踢踏的韧树皮拖鞋声。最后他站到了我面前，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望着我，说：

“这位先生是——？”

“啊！盖斯勒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但你知道，你做的靴子实在太好了！瞧，这双还满不错的呢！”我把脚伸到他面前，他看了看。

“是的，”他说，“人们好像不想要好靴子。”

为了躲避他责难的目光和声音，我赶快问道：“你的铺子怎么了？”

他平静地回答说：“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我定了三双，尽管其实我只需要两双。然后我就匆匆离开了。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觉得在他的心目中我参与了阴谋和他作对，或许不是和他，而是和他关于靴子的理想作对。想必人都不愿意有那种感受，因为我又一连好多个月没去他那里。记得我后来再去时是这样想的：“不过，我总不能不理那老伙计了。去一趟吧，说不定这一回是他哥哥接待呢！”

我知道那位哥哥性情柔弱，不会责备我，就连无声地责备也不敢。

在店里出现的果真是哥哥，他摆弄着一张皮子。我心里顿觉轻松。

“盖斯勒先生，”我说，“你好吗？”

“我很好，”他慢慢地说，“可是我的哥哥死了。”

我这才看出面前的是他本人——但却衰老了许多。我以前从没有听他提到过他的哥哥。我很惊愕，喃喃地说：“啊，我真难过。”

“是的，”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做的是好靴子；可他死了。”他摸摸自己的头顶，我猜是想要说明他哥哥的死因。他的头发突然变得稀疏了，像他哥哥的一样。“丢了另外那间铺子，他怎么也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中的皮革举起来，“这一块皮子很漂亮。”

我定做了几双。过了很久鞋才送来——但做得比以往更好。这些靴子简直就穿不坏。不久后我出国了。

过了一年多我重又回到伦敦。我去的第一家店就是我那老朋友的铺子。我离去时他是六十岁的人，回来时他像是有七十五了，皱缩，虚弱，颤颤巍巍。这一次，他起先真的没认出我来。

“哦！盖斯勒先生，”我说，心里十分难受，“你的靴子真是出色！我在国外时几乎一直穿这一双，可它们简直没怎么磨损，不是吗？”

他对着我那双俄国皮靴看了好一会儿，面孔似乎恢复了镇定。他把手放到我脚背部的鞋面上，问：“这儿合脚吗？记得做这双靴子时可真费了点事儿呢。”

我对他说，那双靴子非常舒适。

“你要做靴子吗？”他说，“眼下生意不景气，我很快就能做好。”

我回答说：“有劳，有劳！我正需要靴子呢——各种的都要！”

“我得做个新模子。你的脚一定会大些了吧。”他照我的脚画了样，又摸了我的脚趾，动作迟缓不堪。这过程中他只有一次抬头对我说：“我哥哥死了，我告诉过你没有？”

他变得那么衰老，看着他真叫人痛苦；我不无慰悦地离开了他。

我根本没指望他能完成这批订货，可有一天傍晚靴子送来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行，然后一双一双地试穿。毫无疑问，不论是式样还是大小，不论是做工还是皮革品质，在他为我做的靴子中这几双都是最上乘的。我在一只市内散步靴的鞋口处发现了他的账单，价钱和过去的一样。我大吃一惊。过去不到季度结账日他是绝不送账单的。我飞快地下了楼，开了一张支票，并立刻亲自将它寄出了。

一星期以后，我路过那条小街。我想我该进去告诉他，新做的几双靴子是多么的合适。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的地方时，却发现他的姓名不见了。依然留在橱窗里的是那精巧的轻便舞鞋，那有布翻沿的漆皮靴和那幽暗的马靴。

我大为不安，走进门去。在那两间小门面的店堂里——如今又打通了——有个年轻人，一副地道的英国人面孔。

“盖斯勒先生在家吗？”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又是惊异，又是巴结。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不过我们很愿意为您提供各种服务。我们已经把这间店盘过来了。您一定已经看见隔壁门上我们的名字了吧。我们为不少非常有身份的人做靴子呢。”

“是的，是的，”我说，“但盖斯勒先生呢？”

“噢！”他回答，“死了。”

“死了！可是我上星期三还收到了他为我做的靴子呢。”

“啊！真不可思议。可怜的老头是饿死的。”

“上帝！”

“医生说，是慢性饥饿！您知道他是怎么干活儿的。要维持铺子开业。除了他本人，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每接一份定货，要花好长的时间做。可人们不乐意等。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儿，做呀做呀——我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做的靴子在全伦敦是顶拔尖的。可也得看看竞争啊！他从来不做广告！非要最好的皮子不可，还得事事都自己动手。得，这就是下场。照他的死脑筋，您还能指望什么结果呢？”

“但是挨饿——”

“那可能有点夸张，按俗话所说——但我亲眼见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直到最后。您瞧，我常常留神看他。他从来不给自己留吃饭的时间，从来不在家里留一个小钱。全用在交房租、买皮子上了。我简直不知道他怎么能活到了这把年纪。他常常连火也不生。人是有点各别。不过他做的靴子真不错。”

“是的，”我说，“他做的靴子是好靴子。”

黄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