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地方主义挑战国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认同的研究成了涉及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广泛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受到边疆省份民族冲突以及社会骚乱等因素的影响，围绕国家认同的研究更是迅速升温，其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为了了解与大学生国家认同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全面收集与整理。同时，通过阅读相关经典著作进行梳理。与本书相关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关于国家认同内涵和构成要素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认同问题的研究，但大多倾向于从宗教和法律的角度，局限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学科讨论范围之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开始从政治学角度的宏观层面探讨认同问题，分析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认同分化对民族国家带来的影响，如欧洲认同问题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等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对认同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等等。此时，对国家认同的研究才算真正起步。显然，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
近年来，国外学者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相关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而且从国家和个人层面，对国家认同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o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等等。弗兰克·琼斯（Frank Jones）和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将国家认同分为先赋性国家认同和选择性国家认同，即国家认同的文化和政治维度。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进一步将国家认同细分为民族属性、种族属性、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四个维度。[8]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安德烈亚斯·波尔曼（Andreas Pollmann）也将国家认同假设成四个维度：Civic national identity（国民国家身份）、Ethnic national identity（民族国家身份）、National pride（民族自豪感）、Supranational attachment（国家归属感）。[9]罗莎琳娜·拉奇瓦（Rossalina Latcheva）虽对国家认同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用调研的方法确定了国家认同的十个方面的内涵，学者从民族自豪感出发，对奥地利国家的民主工作、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奥地利的经济成就、社会安全系统、科学技术成就、体育成就、文学艺术成就、军事力量成就、历史成就、对其他国家态度进行调查。[10]莱奥妮和纳迪亚（Leonie Huddy & Nadia Khatib）认为，国家认同是“个人一种主观的或内在化的、属于某个国家（民族）的感受”。[11]
关于国家认同的内涵构成要素的研究，国内学者亦有不少真知灼见。台湾学者江宜桦指出：“国家认同可以有三种不尽相同的意义：（1）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同一性；（2）一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3）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12]陈达云从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属性两个层面概括国家认同。[13]郭艳则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来阐述国家认同的内涵。[14]苏晓龙指出：“国家认同指的是一国人民或因为对所属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的共有和分享，或因为对制度、法律、政策、领导人等公共形态权威的认可和接受，由此产生的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以及为了使其像自己期待的那样更加美好而为之奉献和效忠的心理和行为。”[15]曾竞对国家认同的层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既有物质基础，也有精神基础，前者如经济生活、体制等，后者如语言、风俗、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历史文化认同、经济福利认同和政治法律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主要方面。[16]刘向东则根据国家认同的基础不同，区分出了基于正义原则共识的自由主义式国家认同、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的社群主义式国家认同、基于共同民族性的民族主义式国家认同以及基于共同政治参与的宪法爱国主义。[17]吴玉军认为政治（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维度。[18]而殷冬水从主体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权力维度四个维度来分析国家认同。[19]姚文帅从意识建构的国家认同和社会现象的国家认同两种形态来考察国家认同[20]。李龙在研究港台青年国家认同时，分别从主权意义的国家认同、政权意义的国家认同和政体意义的国家认同三个维度来研究，以解释港台青年国家认同的复杂性。[21]值得关注的是，周光辉、李虎建构了“国家认同＝（领土认同×制度认同）＋（领土认同×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理论。他们认为，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领土认同是以制度认同塑造，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必要内容和测量国家认同的必要维度。[22]
（二）关于国家认同影响因素和国家认同感测量研究
国家认同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而言，国外学者基本上围绕种族和宗教的复兴、移民乃至各种跨国力量的兴起等这几个中心因素来分析。代表性的著作有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的《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g D.Smith）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普瑞斯通的《政治/文化认同——全球化时代的国民和民族》等。相关文献还对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测量进行了探析，比如罗莎琳娜·拉奇瓦认为国家认同受到社会规范、社会习惯、国家历史和宪法的影响，可运用访谈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来测量其影响因素，并说明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来确定其有效性和可靠性，但访谈法因为不理解国家认同的相关概念而影响了测量的有效性。[23]从国家认同的测量来看，一些知名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大多将“国家自豪感”作为国家认同的测量指标，也有以民族主义（Kosterman Rick）[24]、爱国主义（Schatz Robert T）[25]或国家荣耀（Roccas）[26]来测量国家认同。“9·11”事件后，社会科学界以“典型美国信念”对美国国家认同进行单一量化标准测量，如“你认为自己有多美国人”（Gong ＆ L.Ethnic）[27]。赫迪和哈迪布（Huddy ＆ Khatib）则是把个人对政治参与的投入程度作为测量指标来测量国家认同。[28]贝格和耶尔姆（Berg ＆ Hjerm）根据对欧洲18 个国家的调研，将国家认同的概念分为公民认同（civic identity）和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两个维度，较为系统地揭示国家认同对政治信任影响，即“公民认同越强，政治信任水平越高；族群认同越强，政治信任水平越低”的规律。[29]这些努力为我们研究国家认同开辟了新的测量和分析视角。
国内学者围绕国家认同的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代表性的成果和观点有：国家认同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到国际和国内、物质和观念、文化和媒介等多个因素的影响。[30]苏晓龙认为，国际规范、国内外环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历史经历都将影响国家认同的形成。[31]物质因素、观念性因素和历史实践活动也都会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带来影响[32]。高廉怡、郑富兴则认为，追求同质化的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消解，影响了国家认同感形成的基础。[33]全球消费主义网络中，青少年对民族国家的虚无主义态度，降低了其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政治参与，也影响了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国族性、多元文化主义削弱国家认同的基础；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削弱国家认同的实现能力；多元文化主义引起族群间社会隔阂与分裂。[34]姚文帅认为，影响国家认同的价值生成根源主要是内部决定因素——文化、外部保障因素——制度和动力驱动因素——需要。[35]王衡还从长期的殖民统治、非参与型的“政治冷感”心态、西方意识形态三方面对影响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36]
从国家认同的测量来看，近年来，有些学者意识到集体行为是国家认同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开始关注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如王嘉毅、常宝宁和丁克贤自行编制了调查问卷，对新疆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调查。[37]吕芳自编问卷，对北京高校部分大学生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全球化的认同、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等角度进行了调查，得出了大学生国家认同观的基本状况。[38]谢玲和秀梅等也自行编制了问卷对新疆多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至上的理念、国家责任感、爱国主义思想的现状及对新疆多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39]刘涵慧则用间接测量法，以大学生在具体领域的自豪感或在一般领域的自豪感来估计他们对国家的认同。[40]黄沙从政治认同、主流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测量纳西族民众的国家认同。[41]张阳阳、徐平则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测量西藏自治区民众的国家认同状况。[42]杨鹍飞基于甘肃、青海、新疆三地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变迁进行了实证研究。[43]郑航、颜小芳从自我归类、私人集体自尊、公共集体自尊、互依信念、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六个方面测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44]许亚锋也从自我归类、自我概念重要性、私人集体自尊、公共集体自尊、情感依恋、行为倾向六个方面对西藏大学生进行了实证调查。[45]
（三）关于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
从国外研究来看，埃里克森（E.Erickson）早就意识到研究青少年认同的重要性，他认为从青春晚期向成年早期的过渡时期是容易产生“认同危机”的关键期，[46]青春期的大学生正处于这一时期。而最早真正涉足青少年国家认同领域的研究，则是皮亚赫特和韦尔（Piaget ＆ Weil）在1951年对日内瓦青少年进行的访谈，其中涉及的了解青少年对祖国以及对本国与他国关系的理解等问题，开创了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研究先河，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有过少量的研究，但其着眼点仅仅停留在青少年的国家概念、国家认知能力和国家地理知识等几个层面，而此后该领域的研究出现断层现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巴雷特（Barrett）、里昂（Lyons）和钦尼雷拉（Cinnirella）等学者相继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泰弗尔（Tajfel）和亚雷达（Jahoda）等为考察青少年对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观念和态度进行了跨国研究，但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研究依然少见。帕特里克 W.C.劳（Patrick W.C.Lau）和米夏埃尔·H.S.拉姆（Michael H.S.Lam）研究得出国家认同会受不同时期的影响，比如中国三个地区的在校生，在奥运会召开之前，来自大陆的学生国家认同感强于香港和台湾的学生；但在奥运会召开之时，中国三个地区的学生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国家认同感。[47]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有学者已经意识到集体行为是国家认同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开始关注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但他们主要从少数民族或本地区出发，解读国家认同内涵，研究国家认同变迁过程，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王嘉毅、常宝宁和丁克贤的《新疆南疆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调查》，刘海涛的《论“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刘建红和张京玲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青少年自尊的关系》，陈达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初探》。吕芳在《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对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观进行了调查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可喜的是，除了笔者在浙江省11个地市30所高校1200名大学生进行大学生国家认同实证研究外，近几年大学生国家认同实证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卢守亭对国内9省市12所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进行调研发现，大学生的年级越高，国家认同水平越低。[48]许亚锋在对 912 名西藏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西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整体水平较高，但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认知矛盾，对国家的内在评价与外在评价不一致，有意愿践行国家认同，不同性别、民族、学历、年级、家庭所在地、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学习年限的认同水平不尽相同。[49]但是，如上这些研究对于大学生群体国家认同的系统理论研究框架尚涉及不多，这也正是本书的研究价值所在。
（四）关于国家认同培育对策研究
如何提升国家认同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主要从国家、高校等多维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从国家层面来看，近年来，国外学者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论著，主要有：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认同的力量》、洛威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等主编的《中国对国家认同的寻求》、保罗·库尔兹编著的《21世纪的人道主义》等。国外学者不仅对建构国家认同存在的困难展开了讨论，而且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如阿龙·K.马丁（Aaron K.Martin）认为，做好国民国家认同的构建应从E-Government（电子政务）角度出发，通过国民身份识别技术来构建国民社会。[50]
国内学者对于培育国家认同的观点也异彩纷呈。贾英健认为，培育国家认同除了要构建先进的民族国家理念外，还要重建民族国家认同的价值向度。[51]苏晓龙在参与建构国家认同的各种因素中，强调要突出国家主导，提高发展认识。[52]周平指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要将国家认同提升至国家核心价值的层面，构建具有统摄性的国家认同建设战略。[53]吴玉军则强调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在特定的话语中进行的，国家必须主导或垄断教育，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54]王海峰将塑造国家认同看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其行动路径是理念与制度的有机统一。[55]左高山指出，为了应对国家认同危机，我们要建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确立国家信念，要强化国家意识，建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安全，要加强国家忠诚的意识形态宣传。[56]韩震则从分析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的关系入手，提出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根基，强化“国家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全体人民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观。[57]周光辉、李虎认为，制度认同是塑造和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的传统路径之一，其主要的举措包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构建社会福利体系，而发展民主制度成为现代国家争取公民认同和忠诚的重要途径之一。[58]
从高校层面来看，尽管国外学者们对国家认同进行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但很少有学者以大学生或青少年这一群体为契合点，深入探讨国家认同在这一群体中的价值。而国内学者们却已经开始从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的角度关注国家认同问题。何佩群、俞沂暄认为塑造国家认同，应不断对大学生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59]陈达云认为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创新教育形式，增强国家认同教育效果，不断增进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热爱，还要注重节日等象征性符号在国家认同感建构中的作用，解决情感体验的问题。[60]吕芳在对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国家认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理念，提出应该强调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中国应该重视指向未来的公共价值的建构。[61]殷丽萍则提出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的实现，首先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其次是创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相关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62]
另外，许多学者也从其他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认同培育的相关对策。如马丁·巴贝罗（Martin Barbero）在分析拉美民族国家构建与媒介实践的关系中强调：“没有大众传媒则无法充分理解民族国家如何将‘群众转变成人民，将人民转变为民族，再演变成一个国家’的过程。”[63]刘燕也强调大众媒介与“想象社群”的形成是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途径。[64]刘国强从传统可以作为国家认同对全球化的抵抗策略的视角，提出必须重新阐释传统的意义，必须重新对全球关系中传统的概念进行对应和置换。[65]解志苹、吴开松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重塑要构建合理的利益体系、建立高水平的制度化体系和构建国家观念体系。[66]徐黎丽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融与提升的角度指出，各个民族与国家政权的共同利益是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共有价值观是国家认同的精神支柱；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载体。[67]苏守波、李涛指出当前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主要应在历史课教学、汉语言教学、学校德育课程教学这三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强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68]田圆针对互联网时代对公民国家认同的多重挑战，提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扩大“信息边疆”；进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建构网络秩序，实现网络的政治社会化。[69]
上述成果，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本课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国家认同理论研究还不深入，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内涵界定不够清晰，对影响因素和培育路径等探讨大都停留在学理分析层面，核心因素还没有抽取出来，更没有考察这些影响因素影响的强度，也没有考察大学生国家认同形成的内在机理、发展轨迹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二是以往研究即使有少量的问卷调查，但往往在设计样本时不够全面，而且样本数量规模也较小，没有充分的代表性；三是以往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相对都比较局限在某个群体，针对不同群体特质的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还明显缺乏。以上这些不足表明，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