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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文化民族性的体认与一个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一个民族处于发展的兴盛时期，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高度文化认同，也就常常无法真正认识自我，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都是如此。相反，当一个民族陷入危机的时候，其文化认同也面临危机，此时更能引起人们放眼世界、反躬自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强烈担忧和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人们开始走出虚骄自大的心态，在中西文化不断冲击与碰撞中，寻找自身不足，学习西方以达救亡图存之目的。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民族性意识达到空前觉醒，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中国文化建设，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文化民族性思想。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历史，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

第一节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同时，也是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思想智慧的集大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历史背景——民族危亡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1] 近代以来，中国人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背景下逐渐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文化的民族性认知奠定了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担负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当中，向世人大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

（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百年屈辱史。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两国也乘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连续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大规模侵略战争，中国的首都三度被列强占领，泱泱大国一步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侵略，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勒索巨额赔款，掠夺中国财富。仅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失去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仅南京大屠杀，中国死亡人数就达30多万。另据有关资料显示，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额达到十几亿两白银[2]，仅《辛丑条约》清政府就向西方八国赔款四亿五千两白银；政治上，帝国主义不仅控制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而且扶持、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经济上，他们控制着中国的通商和关税，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疯狂掠夺中国资源，操纵中国经济命脉，从而使中国的经济丧失了独立性，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民族资本无法正常地生存与发展；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外，甚至在文化上也不断加强渗透，大力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和精神，摧毁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大举侵华，瞬间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并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100 多起惨案，特别是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以及在沦陷区实施的“三光”政策导致中国军民大量伤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之多。[3]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正如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所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变成亡国奴。”[4] 总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是一场全面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是亘古未有的危机，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危机、政治上的危机，也是民族文化上的灾难与危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5]。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的危机极大地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9年讲话》中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危机的不断加深而向前发展的，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6]

第一次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表现为近代民族意识的萌芽。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主要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观，表现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天下观，具有浓厚的文化优越感。这种观点认为，华夏中国不仅是世界地理上的中心，更是文明的中心，它将天下区分为“华夏”与“蛮夷”[7]，按照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一个中心—边缘的开放性的差序体系，天下即是一个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文化教化、文明传播过程。鸦片战争第一次给中国人以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摆脱盲目自大的心态，走出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放弃了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民族观念。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传统民族观念的破除以及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屈辱意识的产生，表明鸦片战争后近代民族意识开始萌芽。

第二次为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的覆没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再一次深深地刺激了先进的中国人，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初步觉醒。正如亲历其事的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一战而人人皆醒，一战而人人皆明矣。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直接激起了康有为联合各省会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维新变法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正如他在1898年保国会上的一次演说中所言，“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8]。然百日维新，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历经103 天就夭折了。继甲午中日战争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可谓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积淀已深的华夷防线。秋瑾的《宝刀歌》抒发了这样一种觉醒意识，“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9]。

第三次是“五四”运动期间中华民族意识的升华。这次的导火线主要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早已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性”[10]，从巴黎和会决议的会议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国各阶层的人都受到了影响”[11]。“五四”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主体已经从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广大的社会大众，实现了普遍的觉醒，而且表明中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危机根源的认识以及对于民族出路与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上都更进一步，使这种民族意识达到更加深层次的觉醒。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觉醒，新文化运动则把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反思理路深入文化心理层面，标志着中国人的民族自我认识大大深化，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四次是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觉醒的程度与民族危机的程度往往是呈正相关关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此后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1937年，日本又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在短短的16个月中，日本控制了华北、华中、华东等大片国土。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已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组织和领导下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族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总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达到空前觉醒。

毛泽东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恰逢中华民族备受凌辱的时期，因而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具有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出乡关之前，毛泽东读到一本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时，他开始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湖南一师时，当他读到一本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时，奋笔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2] 的感言。1916年7月，日俄再订关于瓜分满蒙权益的日俄协约，毛泽东敏锐地发觉“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强调“注意东事”，“磨砺以待日本”。“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更是直接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发出“为了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先进代表人物，毛泽东一生时刻关注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把救亡图存，实行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总之，近代以来，民族的危亡极大地刺激和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体和独立意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实践基础——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

1963年，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产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但是更直接地来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离开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是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各种诘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开始了他救国救民的实践探索，他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积极宣传和筹划“驱张运动”、倡议湖南“自治”。在毛泽东这一系列实践活动中，他始终认为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是最为根本的。因此，他大力倡导要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教育、政治、思想等领域内的各种强权，主张对传统文化弊端进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实行决裂，以解放国人的思想、道德。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确立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早期文化民族性的基本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是，究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当时仍然是一片空白。中共一大虽然提出了党的纲领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但实际上这个纲领对中国革命并无太多的实际或具体指导意义。中共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开始有了初步的判断，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应该说这是重要的进步。中共三大则正式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但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我们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呢？还是应该积极地掌握领导权？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又应该如何看待农民运动？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能不能实现向科学社会主义模式转变。[13]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考验。首先，面临一个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的问题。其次，迫切地面临着研究中国国情，把握中国各阶级状况，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革命道路的考验。最后，面临如何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原则与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的关系问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相结合，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在同教条主义不断斗争中，自觉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认识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适合不同国家具体国情、适应不同民族文化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与实践迫切要求全国人民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致保家卫国，这就促进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科学地解答人们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关系问题上、在无产阶级道德（共产主义道德）与民族道德关系问题上的理解困惑，以及解决运用民族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化的问题。

实践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过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由于我们一开始缺乏经验，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4]。正是在摆脱苏联模式影响，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如何既学习国外又保持好自身文化特点，维护好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等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三思想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党内外知识分子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5]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毛泽东认识和处理民族文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早期唯心主义民族文化观进行了清理，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文化观。毛泽东还运用所掌握的唯物辩证法自觉地分析和指导民族文化建设，使早期民族文化观上的朴素的辩证思想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毛泽东早期民族文化思想强调“观念造就文明”，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某种精神即宇宙真理。他又认为，宇宙真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16] 所以，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同时，他又认为各人心中所具有之真理有偏全之不同，圣人即得大本者，贤人略得大本者，愚人则不得大本者。因此，必然出现“小人累君子”现象，但君子、圣人不应独善其身，主张“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因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早期民族文化观包含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当毛泽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民族文化观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他对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认为文化根源于经济与政治。此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的毛泽东也逐步摒弃了原初那种君子救小人、居高临下的英雄救世主义，而是开始把自己融入民众之中，成为一体。1922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批判“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训诫的口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和教训民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17]。

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基础，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特别是辩证思想必然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在那样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互交杂的时代，文化选择上比较容易产生偏激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论都是害了这一毛病。毛泽东早期民族文化思想强调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主张批判对待，特别是强调融合中西文化，为我所用，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考。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民族文化到底该如何批判继承，毛泽东并无深入思考和解决对策。他与同时代思想启蒙家一样，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力图冲决一切网罗，但总显的批判有余而继承不足，带有“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通病，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后很长一段历史。直到1927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在党内的传播和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对待中外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和方针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这从毛泽东的下面论述就可见一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18] 在辩证分析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民族文化方针，而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中西古今文化的成功杰作。

（二）同时代知识分子思想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不断汲取各种思想智慧成果，并进行消化和吸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曾有过不少人物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或轻或重的影响，在这些人当中，有良师，有益友，有党内志同道合的同事，也有党外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思想都对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由于处在成长时期，因此对其思想曾产生过影响的人物特别多，其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他的老师杨昌济，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毛泽东最初一度“崇拜康梁”，把他们立为“楷模”。尤其喜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以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9] 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转而推崇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人物。他说“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20] 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并直言不讳“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早期人物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观上。毛泽东秉承了杨昌济关于不同民族文化有自身特性，不能盲目加以移植，而是应当从自身国情出发加以选择和取舍以及“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等思想观点，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在东西文化观上，陈独秀于1915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也于1918年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他们对于东西文化都进行过分析和比较，提出了“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文明既衰退于静止之下，而西洋文明亦疲命于物质之下”等观点。毛泽东的东西文化比较观与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极力主张“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并希望以此入手来实现救亡图存。这种观点显然也是深受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无论是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还是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以及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都是主张从思想观念着手破旧立新。

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党内外理论界的积极探索成果。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等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问题都有过探讨。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提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21] 恽代英也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22]。瞿秋白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23]。这些为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提供了思想资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期由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文艺“民族形式”的争论和学术“中国化”讨论，对于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抗战前夕爆发的这场新启蒙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新启蒙者呼吁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整个中国自己的文化”，提出了辩证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和主张。诚如张申府所强调，“今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乃是为的自己，并不是为的他人。因此必须估计自己民族的需要，适应自己民族的传统”，“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24]。新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与抗日救亡政治主题相适应的文化上的爱国救亡运动，新启蒙者的思想主张不仅从文化上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对随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应该具有民族的形式，对于外国文化采取鲁迅的“拿来主义”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等一系列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当中，张闻天是被公认的文化问题方面的专家，他长期负责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对文化问题有许多深刻见解。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张闻天则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随后，毛泽东参考了张闻天等人的文章，对其报告又做了认真的修改，并把它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因此，毛泽东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凝聚了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党内文化理论家和广大文化工作者共同的智慧。

第二节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

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早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大阶段。其中，早期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产生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则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三大阶段各有其鲜明特征，又彼此密切联系，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向上发展的趋向。

一毛泽东的早期文化民族性思想

毛泽东早期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这里，孔夫子的书主要是代指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或称为“旧学”，资本主义的书主要代表西方思想文化或称为“新学”。正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比较中，毛泽东对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有了初步的认知。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封闭的韶山冲度过，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六年私塾中，毛泽东熟读了“四书五经”以及《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这为毛泽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古文功底，这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但是，毛泽东对这些经书并不感兴趣；相反他却对《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造反的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其实也构成了毛泽东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另一渠道。其间，他还读到郑观应《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之危险》《新民丛报》，这些书籍第一次打破了毛泽东与外界隔离的封闭视野，使其意识到民族的危难，对民族前途开始担忧，毛泽东的民族意识开始萌生。

湖南省图书馆的半年自修生活，是毛泽东世界观发展的重要一环，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全面接受新学洗礼。在此半年，毛泽东可谓如饥似渴，广泛涉猎了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这些反映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西方文化使他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次受到猛烈冲击。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和地理书籍。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感到无比震撼，“原来世界如此之大！”对西学的全面接触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深深知道中国之外，尚有发达之西方。在他的世界观中，开始形成了一幅宏观的粗线条的世界历史文化图景，这对后来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积淀作用。

从湖南一师到“五四”时期是毛泽东早期文化民族性思想产生的重要时期。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更是兼收并蓄，博览广学。毛泽东并没有像“醉心欧化”者那样盲目地“隆西抑中”，而是孜孜于国学传统，甚至曾提出要舍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启发下，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学友经常一起研讨宋明理学，致力于“大本大源”的探讨。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王船山、谭嗣同的著作，他都有广泛涉猎。他还认为，国学深邃广博，“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25]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对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作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并写下了上万字的批语。此后，对西方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也都有涉足。伴随着中西文化的学习，毛泽东还从梁启超那里学到了按地理进行文化分类的方法。梁启超在1902年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在文章中，他按照地理的差异对文明之种类进行了考察。毛泽东十分重视地理的学习，在1915年9月6 日给萧子升的信中，他就提到“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26]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正是将文化与地理相联系才形成了关于地域性文明或文化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随后他常使用到“东西文明”“文明各国”等表述。1920年，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他还提出要建造“湖南文明”“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的观点，以与大一统的腐败的中国相对抗。

把文化与地域相联系，把东西方文化看作为两大异质性的文化体系，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形成了毛泽东早期关于文化民族性的基本观点。

（一）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

文化的民族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由于受到其语言、地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必然形成一种属于自身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这已为文化学家们所公认。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思想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杨昌济曾先后在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留学考察近十年，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又深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不同民族文化各有其特点，“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置于他国”[27]。因此，必须按照每一国家的特殊情况，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28] 同时，他也认为“吾国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遍地宝藏”。[29] 所以，我们应当输入西方文明以自益，也应输入中国文明以益天下，既要广泛汲取世界知识，也需要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先民所遗传下来的学说，并把它发扬光大，“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30]。杨昌济从文化的民族性存在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当中的地位和价值。受杨昌济影响，毛泽东也认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31]。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又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32]。因此，在学习计划上，毛泽东也是从广博的角度以把握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为目的。在1920年2月致陶毅的信中，他说“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33]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谈到自己选择不出国的原因时，他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34]。这些均表明，毛泽东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是把它们置于一个平等的平台，视为两大平行的文化体系加以对待的。正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35]

（二）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具体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将中西文化置于同一平台基础上，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对中西文化两大体系进行比较。他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36]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体系。毛泽东正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更好地把握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具体表现在：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中国文化比较务虚，西方文化比较务实；中国文化重综合，比较含混，西方文化重分析，有条理；中国文化奴性十足，缺乏民主，西方文化个性有余，讲求民主；中国文化迷信盛行，西方文化重视科学；中国文化重静，西方文化主动；中国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质；等等。我们将这些特点大体上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的基础为家族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所以性质迥然不同，最根本在于两大文化体系的基础不同。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的基础上，而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中国人只知道有家族，而不知有国家，只知道有群体，而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四千年文明古国等于没有国，国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空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人民罢，人民不过是散的。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连一块有组织的地方都看不见。这种家族主义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中国文化闭塞保守、泯灭自我、奴性十足、愚昧落后。与之相反，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国家的要素包括土地、人民、主权，其中主权是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按照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点，那么意味着国家主义的要点就在于民众，在于个人。因此，个人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使得西方文化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性。毛泽东通过中国家族本位主义文化与西方国家本位主义文化区别分析，张扬了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重要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可谓危险极了，这种危险不在于兵不强，财不足，不在内乱，而在于思想界的空虚。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37] 因此，他极力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对人的个性压制和摧残，“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38]。

第二，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毛泽东看到西洋学问“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39] 也就是说，西方学术分门别类，有条理，重分析，划分科学，井然有序。而中国文化当中，明显缺乏这种思维，中国文化只重资料收集，而不重分析和综合。毛泽东认为，吾国古学的弊端，“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40]。在《反对统一》一文中，毛泽东又说，“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脑才有大的肌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41]。毛泽东十分赞同罗学瓒的观点，认为中国人重文字的功夫，把研究科学之时光，消磨在研究文字学，所以在自然知识方面特别贫乏。此外，他还认为中国人看上不看下，注重务虚而不务实，把全部精力放置于“道”的研究，而遗忘人生社会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第三，中国文化缺乏民主精神。毛泽东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以及西方伦理学中的意志自由说出发，认同民主是自由和天赋人权的保证。毛泽东认为，西方社会人的权利和意志自由首先体现在家庭组织关系中，“在西洋，一个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响的。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42]。这种权利和意志自由更体现在社会上，“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43]。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在中国只有君权、父权、夫权，而无民权、子权、妻权。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造成民主的局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为专制，群众心里根本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

（三）站在文化时代性角度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病

文化的民族性当中既包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也包括糟粕部分，毛泽东所主张的是“挈其瑰宝，绝其淄磷”。毛泽东早期深受梁启超、陈独秀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很快也踏上了“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启蒙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几千年传统使国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人们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早在1912年，当毛泽东读到《史记》中关于“商鞅徒木立信”一事时，就破题三叹，一叹吾国国民之愚，二叹执政者煞费苦心，三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儿蹈于沦亡之惨境。[44] 此时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提出了他早期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变化民质”的问题。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通过改造哲学、伦理学，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也就是进行“精神革命”。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45]。为此，对于“中体西用”的思想和维新变法的主张，他均持批判态度。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他嘲笑那些所谓的“西学新法”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棍棒罢了”。他批判维新变法只不过是“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46] 所以，他主张从“大本大源”入手才能达以变革社会。“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47]如何把握“大本大源”？他认为应该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探求“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并将它在大众中加以普及，从而最终达到动天下之心的目的，也就是实现改变全国之思想，进入“人人皆君子”，“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世界。

总体而言，毛泽东早期文化民族性思想带有鲜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差异，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点。在这一点上，他与近代以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有一些共同性。另一方面，他又站在先进文化或者说文化的时代性角度主张对民族传统文化弊端进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实现决裂，以解放国人的思想、道德。在他看来，中西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48] 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点。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已不再是从中西文化一般性比较中展开，而是走向更具体化，主要是围绕“作为西方文化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实际问题展开。一方面，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因此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是否会出现所谓的“水土不服”现象？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移植到中国并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是否会破坏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导致中国文化发展的断裂？这两个方面都引起各方诘难，特别是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和质疑，遭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非难和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文化民族性思想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

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近代以来形成了一条思维走向，那就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9]。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然而，当历史的步伐迈进20世纪时，两件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选择方向。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使中国人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其二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生长出一种新的文明即所谓的“第三新文明”，它给苦苦探寻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曙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毛泽东通过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和分析，通过对新村实验、湖南自治运动等失败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后，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毛泽东认为，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50] 在同一时间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更为明确地道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的根据”[51]。这些表明毛泽东已最终转变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开始致力于中国的政治革命，并将文化变革与政治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作为政治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诸多观点都反映了这一思想特点。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提出了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与文化革命深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武两条战线（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思想。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政治革命视为建立和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手段，把发展民族新文化与谋求社会变革相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首先通过政治革命解决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改造，摒弃封建思想，建立新的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这与其早期致力于文化革命，希冀通过改造哲学、伦理学以重塑国民性，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的思路显然是不同的。

政治革命的开展与文化革命的大众化都意味着革命主体已从知识分子精英转向广大群众，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正确认识，特别是对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进行正确的评判。毛泽东秉承了早期注重研究国情的特点，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2] 1925年，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各阶级进行了客观具体的分析，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它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3] 毛泽东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农民运动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针对当时党内外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一些责难。1927年，毛泽东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作了一次为期32天的实地调查，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运用翔实的材料反驳了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谈到文化运动时，专门剖析了农民看不惯的“洋学堂”现象，认为其原因不在于农民反对新文化，而在于洋的东西不能进入农民自己的生活，不能成为农民意识的需要，得不到农民的文化认同。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毛泽东也说道“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毛泽东赞赏彭湃以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的方式发动农民。这两件事表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新文化的传播和大众化必须重视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心理，特别是在教育农民问题上，尤其要考虑农民的特殊性。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在破除旧文化上，就十分强调注意耐心引导，反对采取武断形式。在宣传新文化时，也特别注重利用民间文艺形式。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和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4] 在1937年7、8月间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也为文化的民族性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并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为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组织全民抗战，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民族性意识也达到了空前觉醒。这一时期文化民族性认识的高涨，除了民族危机因素外，也与当时国内“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的争论以及1936年下半年开始的新启蒙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出现的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反思和总结的结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作了充分的肯定，强调要学习历史文化遗产，不应当割断历史。他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5]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闪耀的思想是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经典表达。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直接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和学术界关于“中国化”的讨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乃至整个进步文化界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

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民族性认识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不否认学习外国进步文化，但必须以我为主体、为我所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如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56]。诚如胡绳同志在《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所说：“20多年来，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方向一直是朝着民主与科学的方向，但是也曾有过一个错误，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煞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煞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一方面克服了抗战初期的一时偏向，并与倒退的民族思想坚决对立，一方面又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懂得了中国新文化的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一定的民族的形式，民主科学的内容。这样就解决了文化的民族特征的问题。”[57]

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不断得到深化和展开。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有大量关于文化民族性的具体论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以反对主观主义为目的，从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入手，对那些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现象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积极倡导全党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中国史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展开研究。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批判了那种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即认为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并进一步提出了“宣传的民族化”问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58] 他重点论述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内含着文化的大众化与文化的民族性的内在统一性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只辨文化的时代性、不辨文化的民族性的局限。一方面，始终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的指导，另一方面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正如1943年中共中央所明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5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认识上显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水平，他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问题上的困惑，澄清了马克思主义者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观点，而且在对文化的民族性产生的根源认识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环境论的认识水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产生的根源。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对近代以来持续长久的“古今中西”之辩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思想家、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毛泽东向来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汲取前人的文化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批判的改造和利用。毛泽东的这一特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每事问”反对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风，他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大小也能解决问题。”[60]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一词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从而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深入人心。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学说和矛盾学说所做的批判继承，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军事方面，毛泽东熟读《孙子兵法》《战国策》等中国古代军事论著，并批判地继承了它们的精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特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善于对中国古代兵法活学活用，以至于还遭受到一些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嘲笑”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在史学方面，毛泽东读过大量史书，在延安时期，他不断委托别人购置历史书籍就可见一斑。例如，他曾致电李克农帮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委托谢觉哉寻找清代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不仅如此，他还积极鼓励和支持范文澜等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开展史学研究。总之，毛泽东思想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是中华文化民族性的真正维护者和发扬者。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体现在文化上，就是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并“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6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民族性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方向，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民族化发展方向。然而，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过程中，如何坚持好文化的民族性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可以将前者公式化地照搬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主客观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很自然地会选择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学习和效法苏联。从客观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对我国实行包围封锁，资本主义阵营的大门向我们关闭；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经过三十来年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新生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又无任何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62] 从主观方面来看，由于中苏两国所要建设的文化体系都是人民大众的，因此容易得到我们的认同，更具亲和力。所以，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认为“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6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出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64]，并希望全国上下都要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统计，1954年到1957年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译自俄文的书籍占到了38%到45%，而其他语种的译著则只占了3%到6%。到1956年，译成中文的俄文教科书就有1400来种。[65]

然而，这种原本十分有必要的学习，经由全面的学习后，逐渐发展为忽视中国实际、走向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全盘苏联化的歧途。无论是在国民经济布局还是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无论是在文艺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都深深地打上了全盘苏联化的印迹。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问题和错误，这就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打破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也促进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过去建设道路的反思，开始了独立探索符合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66] 与这种全面反思相一致，在文化领域，毛泽东着眼于强调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提出了繁荣民族文化的基本方针，这些新思想突出地体现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十大关系》等论述之中。

（一）既反盲目排外主义（保守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向国外学习，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67]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一边倒”，一些人便产生拒绝学习资本主义文化的倾向。毛泽东指出：“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68] 针对国内外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缺点，毛泽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强调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这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短处，认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69]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意，也不敢提出向国外学习的口号。而我们的方针则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70]。

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照搬照抄。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和需要出发，有选择、有分辨地学，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要学苏联，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的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71] 文化上对外来的东西采取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过去不加分析，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72]。毛泽东指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73]，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毛泽东这种学习国外，但以我为主的思想，并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二）从基本原理与表现形式的辩证关系出发论证文化的民族性存在

毛泽东认为，不同事物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相同方面，也有相异方面，这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举了大量例子加以说明。例如，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不同的。打仗的原理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在具体打法上各有不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74] 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学习国外医学的原理，学习外国的艺术的基本原理，等等。

在强调学习一般原理的同时，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形式的多样化，强调要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他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75] 又说：“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76]

毛泽东认为，民族化不等于简单的形式化，民族形式上并不存在多少高低之分。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应该提倡民族音乐，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提倡民族音乐，并不意味着在军乐队中采用唢呐、胡琴。穿军装中，仍然穿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毛泽东还以中西方用餐工具作为例子，说明民族形式上并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三）重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新中国成立以前，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毛泽东高度重视增强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更好地战胜我们的敌人。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高呼：“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77]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向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那份神圣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毛泽东同样坚定地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78]。毛泽东不仅号召中国人民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而且号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人民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者看成纸老虎，不算数”[79]。

针对有些人在学习国外的过程中失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毛泽东同样有敏锐的观察。他说，有些人学了外国，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就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来。就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因此，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80]

（四）提出繁荣民族文化的基本方针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民族文化发展上又一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繁荣民族文化的基本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一方针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当时主要是针对戏曲创作和发表而言。“百家争鸣”最初则主要也是针对历史研究中的分歧问题而提出来。因此，最初都还没有上升到普遍性指导地位的高度。1956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将两者合在一起，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从而正式成为指导文化建设的一般性方针。“双百”方针的主要内涵包括，“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81]“双百”方针的提出既是对于苏联模式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一次总结，“双百”方针充分遵循了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体现了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原则。

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上，毛泽东此期有过许多具体的阐述。1964年，在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中，毛泽东首次把它精练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个字。在此之前，也就是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他曾提出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1966年，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强调，“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8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辩证思想。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探索，并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新的认识。但由于“左”的错误及其干扰，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简单化认识与处理，使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民族文化遭受严重的破坏，党的八大前后关于文化问题的许多正确思想和方针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文化思想和方针。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2]王年咏：《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3]张宪文：《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人民日报》2015年8月20日第7版。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519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页。

[6]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3期。

[7]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就指出，中国古代天下观认为：“天下以华夏为中心，其中包括了蛮夷，而蛮夷又分为内蛮夷和外蛮夷，内蛮夷在中国疆域之中，外蛮夷不属于中国，却是中国的属国。”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处理外蛮夷事务时，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而是由“理藩院”和“礼部”管理、接待藩属朝贡。

[8]陈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9]《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86页。

[10][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4页。

[11][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5页。

[1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