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逐渐导致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文化专制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儒家在汉武帝时被定于一尊后，基本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具有孕育各种先进思想可能的名家、墨家以及荀子、韩非子等的思想遭受排斥，没能发扬光大。春秋时儒、墨两家的思想十分盛行，曾被称之为“显学”。墨家这个学派是和小手工业生产密切相连的，十分重视生产劳动和实践经验，因此它很自然地重视形式逻辑和产生原子论的思想，汉统治者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墨学日益衰微，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就没有得到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以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因为，在古代，自然科学是以初级的综合知识为主的，这种初级综合的形式，表现在自然科学知识还包容在“自然哲学”之中，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是非常笼统的，对其部分和枝节几乎还没有什么了解，到了近代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来，对自然界的各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各种独立学科相继出现，这时的自然科学就从初级的综合走向初级的分化的阶段。近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思想都起源于古代自然哲学中的原子论，自然科学在欧洲的迅速发展与希腊发达的自然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许多基本问题，不仅是哲学，而且也是理论自然科学一直追求解决的问题。他们冲破宗教迷信的束缚，向往自然，研究自然及其所体现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奠定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他们的许多观点至今仍使人们受到极大启发。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说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页）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们认为汉后含有丰富自然哲学思想的墨家等学派的衰微，原子论发展的停滞，是自然科学在中国难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翻一下科学文化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学术的民主气氛是密切相关的。两千五百年前奴隶制的古代希腊国家，对奴隶虽然没有任何民主可言，但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及自由民中间，在奴隶社会的城邦之中，却实行过古代式的“民主共和”制，从奴隶阶级中分化形成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却有相当程度的进行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的“民主自由”，并形成了各种学派，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贡献。据科学发展史书的记载，在公元4世纪以前，全世界有近200项较大的科学发现，其中古希腊就有近60项，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4世纪的近130项发现中，古希腊就占50多项，接近二分之一。（参见《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并且，在位于古希腊亚历山大城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里所藏的手抄书就多达50万册。古希腊如果没有那种一定的学术“民主”，要取得这些科学成就就难以想象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春秋战国之交，封建主们运用“招贤纳士”的政治手段，吸引知识分子来为他们出谋划策，相对来说“民主”的程度就比较大一些。于是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讲学，自然科学开始萌芽发展。墨家就研究过一些数学、力学、光学和某些工程技术。但是，自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学术风气骤变，形成在思想信仰上“罢黜百家，独尊一家”，在学术研究中禁区林立，没有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自由，不允许一切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见解的长期存在和自由发展，只有人们迷信、崇拜、无条件地盲目服从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虽然在汉代、唐代、宋代的鼎盛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圣明”，在不妨碍他们的统治利益的前提下，也曾经允许过一定的“自由”和“民主”，技术曾得到较快的发展。但“独尊儒术”的政策发展到明清演变成了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宿命论和复古主义泛滥，知识分子只读“圣贤书”，在故纸堆里研究经学，无人去问津科学领域，不少重要的发明、创造和科学著作遭到鄙视和摧残。明代，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铜活字、铅活字、锡活字和套版印刷，明人陆深《金台纪闻》自序中记述弘治、正德年间“昆凌人用铜、铅为活字，视版印尤为巧变”。这在印刷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发明，然而，它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和推广，反而在顽固派的封建官绅的反对压制下销声匿迹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是总结我国各种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所罕见的系统的科学巨著。该书不为政府和知识界所重视，印本甚少，后来在国内寂然无闻，一度失传。无独有偶，当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遭受了与《天工开物》差不多的厄运。可见文化专制对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推广有着多么大的危害。
综上所述，由于封建统治者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规定了教育的单一内容，限制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使自然科学的萌芽发展极度缓慢，科学理论被排斥出学术研究领域，因此中国不具备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应该指出，影响科学发展的因素是诸方面的、复杂的，本文论及的只是其中之一。
（原载《抚州党校学报》1986年第3期；1984年4月初稿；感谢汤树森老师、胡青老师指导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