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网络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媒体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将深入地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相比较传统的传播媒介，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多样化、便携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信息可以通过网站、论坛、贴吧、邮箱、微博、微信以及即时聊天软件等渠道进行传递，这使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加便捷，使用群体也大幅度增长，也使网络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信息获取和信息交流的重要阵地。网络传播视域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充分利用网络这一前沿阵地和重要载体，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覆盖面，增强其影响力。
一 网络传播的特征与优势
传播一词译自英文communication，源自拉丁语communicare，意思是“公用”“公享”，中文译法有很多种，如交往、交流、交通、通信、传播等。就传播一词的定义来看，它也是不确定的，主要有“共享说”“交流说”“影响（劝服）说”和“符号说”。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等人认为，传播即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的分享，是一种“共享”，“交流说”则强调传播过程是有来有往的、双向的活动；“影响（劝服）说”认为传播是传者欲对受者（通过劝服）施加影响的行为；“符号说”强调传播是符号（信息）的流动。[1]在此，我们将“传播”理解为传受信息的行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的信息传播和处理提供了崭新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了人类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时空边界。以网络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传播区别于传统信息传播，而且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以其巨大的优势对传统媒介构成了威胁并改变着整个大众传媒的局势。网络媒体凭借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两大技术优势，使传统媒体孜孜以求却难以达到的境界变成了现实，因而形成了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崭新特征。
（一）信息容量的无限性
传统媒体中，纸质媒体有版面和出版周期的限制，广播和电视有节目时段和播出时间的限制，而网络媒体则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分分秒秒发布和翻新信息，而且它一改传统媒体线性述事的方式，借助网络的“超链接”功能，即时地、无限地扩展内容。受众只要点击有关链接，就能从相关条目中看到详细内容，并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也可以查询、检索过往的信息资料。
（二）传播反应的即时性
“今天的新闻是明日的黄花”，传统媒体时效性的要求对网络媒体已不再适用。网络媒体传播过程大为简化，既不像报纸需要排版印刷，然后发行送达读者，也不像广播电视需要编辑制作，它可以随时更新网页，随即让受众看到，中间几乎没有时间差。网络媒体的时效性达到了即时和实时传播。
（三）媒体功能的融合性
网络媒体凭借网页多种数字功能，集报纸、广播、电视三者之长于一体，实现了文字、声音、图像等传播手段的有机结合，受众在显示器上可以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特别是流媒体技术的出现，让受众一心多用，可以边上网边下载、边收听边收看。
（四）传受双向的互动性
传受双向的互动性是网络媒体最突出、最具革命性的特点。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传者—受众”的单向传输，媒体主动发布信息、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网络媒体彻底颠覆了这样一种传统定位，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的特殊介质，如论坛（BBS）、邮件、跟帖、拍砖、博客、播客、微信等，向社会发布信息、表达观点，使他们拥有了受众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网络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大众共同发言的公共信息平台，从而使人民群众的话语环境实现了重大突破。
（五）发布主体的开放性
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有比较严格的准入“门槛”，记者、编辑的证件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并委托省级新闻主管部门年检。而网络媒体让每一位网友不论年龄、性别、职业、民族、信仰、党派、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无条件地成为记者、编辑或评论员，发布信息、发表言论无须经过任何审查。不仅如此，网友的身份也是隐匿、虚拟的，署名既可以真实，也可以虚构；既可以有时真实，也可以有时虚构。这种开放性特征，使信息发布主题没有顾忌，少了约束，能够放心大胆地表达个人意愿。
（六）休闲文化的创新性
互联网不仅开发了网络银行、交易、炒股、预计、购物以及无纸化办公等工作、生活功能，而且创新了休闲文化，如网络游戏与对弈、网络聊天与交友、网络文学、网络歌曲，已成为当今社会新的文化现象。因此，上网也成为大众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已展开，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与工人运动结合而产生，并在指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不断被工人理解和掌握从而走向大众化。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普及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为中国的广大群众所理解、掌握和运用，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个过程就是大众化的过程。[2]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及其界定
1.大众化的涵义
“大众”即“群众；民众”[3]。《辞海》中“大众”解释为“泛指人群”[4]。“化”古语为“生成、造化”，现今意为“转变成某种性质和状态”[5]，“大众化”就可以理解为使之成为或转变为群众性质和状态，即群众化之意。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大众化”一词首先出自文化领域，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大众化”的文化运动。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6]，这里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就是一种群众化、大众化的文学。五四时期，一批有开拓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茅盾等试图把文学改造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化形式，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民众文学”等口号。“平民文学”运动只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学贵族化的格局，使之在内容、形式、语言、服务对象等方面贴近社会大众，这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初次启动，它开启了中国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先河。
随后，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拉开了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帷幕。当时以陈西滢、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和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人，围绕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文学是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相关、是否和无产阶级大众相关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30年“左”联的成立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全面展开。在“左”联成立伊始，文艺大众化就成为它的一项主要工作，建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后来还出版了《大众文化》刊物。在“左”联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概括说来，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二是文艺作品本身的大众化、三是读者对象的大众化、四是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围绕着文化服务方向和对象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受大众化潮流的影响，艾思奇大胆进行哲学大众化的尝试，并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大众哲学》一出版，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之先河。《大众哲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用最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解出来。艾思奇从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讲起，说明在日常生活里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哲学并不神秘，破除了人们对哲学的神秘感，在阐述哲学道理时，密切联系社会，注重选取有典型意义的、生动的、为大家关注和熟悉的事例。艾思奇以“一块招牌上的花样”“牛角尖旅行记”“天晓得！”“笑里藏刀”“在劫者难逃”“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大众熟悉的、风趣幽默的语言作题目，吸引读者的兴趣，进而生动活泼地阐述某一哲理。《大众哲学》的另一特点是强调哲学理论的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联系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叶青的经验主义等错误哲学思想，注意解决人们认识上和思想上普遍存在的困惑和疑难，引导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树立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洪流中去。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读完《大众哲学》后，称赞是“真正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并把它推荐给延安的干部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吸取了《大众哲学》的优点。《实践论》在结束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总规律的论述时，就借鉴了《大众哲学》关于认识论的有关表述。1939年，毛泽东揭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就是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大众化”时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7]虽然当时是针对文艺工作的“大众化”而言，但是，这里也明显看出“大众”与“群众、民众”“大众化”与“群众化”是相同之意。1963年，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8]这里所说的“群众化”与“大众化”也是同义的。
近年来，“大众化”一词不断被人们提起，它已经成为一个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常与教育、文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学者根据其研究领域的需要，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我国不少学者最早是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领域作了深入研究。相继在传播媒介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提出了大众化的问题，如文艺大众化、传播媒介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等。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实践中，大力宣传普及、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涵义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界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由此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0]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的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掌握、所认同、所运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界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所指的范围，即外延，要大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所指的范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这里要区分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具体讲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观点、社会理论和政治学说，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创新发展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学说，也包括他们的继承者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建军所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包含特指和泛指两重含义，前者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后者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最新研究成果的大众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而不是强制人民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11]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理性转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所理解和掌握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使它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过程。本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是泛指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可以概括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能将其运用于实践。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含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转化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向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第三个层面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生产、生活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三个层面是层层推进、不断深入的，有着密切联系。第二个层面是指马克思主义普及程度的提高；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的前提和实现条件，是提高马克思主义普及程度的途径；第三个层面是最终目的，而第二个层面是第三个层面的理论基础。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但是，实际上二者的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来讲仍然基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3]毛泽东也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4]“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5]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与群众有着内在联系，而且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联系还体现着一个动态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这一动态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丰富内涵。
首先，从构成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的主体自然应该是指提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国共产党，具体而言就应该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或素养，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等；第二，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还应该是掌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因为只有大众既作为实践主体又作为理论主体，才能算真正地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永远只发挥着权威传播者或执行者的自发出场的地位和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应该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而言，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这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具体是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民群众。
其次，从过程上来看，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理论与群众相结合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如何掌握群众”，即理论如何被群众所理解，所掌握；二是“群众掌握理论”，即群众如何自觉地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实践的指南。由此，从过程上看，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普及到群众中去，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社会生活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运用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至少也包括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理论掌握群众，也就是理论从抽象到具体、从深奥到通俗、从少数人理解和掌握到大多数人理解和掌握的过程；二是群众掌握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所掌握，并自觉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过程；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也就是说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通过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将其提升为理论，创造出新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与发展的过程。
概而言之，从动态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反映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认同、信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推广普及过程。从静态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的程度和人民群众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它以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话语体系为表达形式，以提升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同、信仰程度为基本目标。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要求，才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践行。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
当我们从构成和过程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时，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却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偏差。[16]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大众”的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7]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1942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9]在这里，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方法”与“教条”，还是毛泽东提到的“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东西”，实际上这些阐释不仅在纠正着我们认识上的偏差，而且也一再强调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理论品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同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同时还要能够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创造出新东西，丰富和发展理论，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群众相结合。其次，就是“大众”，显然，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在作为少数理解和掌握的权威者进行的传播活动，或者说“大众”仅仅是作为理论的理解和接收者被动地接受，那么，他们都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由此马克思提到的“绝大多数人”才是真正的社会实践主体，即“大众”，并且这里的“大众”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实践的主体，而不仅仅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只有群众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作为实践主体的大众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众的真正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相结合，首先有一个宣传教育的过程，然后必然又包括一个群众掌握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总结和提升经验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由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应该是理论掌握群众，再到群众掌握理论，并在实践中以理论为指导，自觉运用理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不断丰富理论的活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丰富与发展的过程。
三 网络传播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网络传播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技术支撑的现代传播，当网络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逐步渗透到人类文化信息传递的各个层面时，网络传播就已经远远超出技术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存在方式和文化信息传播方式，这种以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文化就是网络文化。从生存论的角度看，信息时代最大的变化是文化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命题的解读
1.关于传播的定义
“传播”在汉语中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其中“播”多半是指“传播”，而“传”是具有“递、送、交、运、给、表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这就指明了“传播”是一种动态的行为，所以在汉语中常作为动词而使用。英语中的“传播”一词是从英语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在英语中这是个名词，原意中包含着“通信、通知、信息、书信；传达、传授、传播、传染；交通、联络；共同、共享”等意思。据考证，传播学中关于“传播”的定义来源于1945年11月16日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宪章，其中曾经这样写道：“为用一切‘mass communication’手段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协同努力。”其中的“mass communication”一词就被翻译为“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专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所以，这些媒体也就被统称为“大众传播媒体”，简称大众传媒。
关于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它们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强调传播是信息的共享；强调传播是有意图地施加影响；强调传播是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强调传播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强调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对传播下定义，其基本意思是与他人建立共同的意识，是带有社会性、共同性的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和活动。因此，“所谓传播，即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21]。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传播有两类构成要素，一是基本要素：信源、信宿、信息、媒介、信道、反馈；二是隐含要素：时空环境、心理因素、文化背景和信息质量。
2.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讲述、传授、对话、文字、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或媒体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传播普及活动的过程。思想及其客观符号化形态是通过文化信息系统或者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积累、改进，并成为具有进化意义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信息。在传播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客观符号化的过程，是通过承载者符号化的信息载体对社会各阶层群体心理和行为模式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传播者与受众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最新研究成果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信息共享过程；其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传播者有意图地对社会大众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作为符号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信息系统中进行信息交流与互动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目的性，其目的是让社会大众认知、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达到信息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互动性，是大众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交流与互动，达到信息的分享与扩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社会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是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人本质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体现，其实质是信息的统治。
3.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构成要素
传播系统是由传播者、受众、媒体和传播信息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由传播主体、受众、传播信息和传播媒体四大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其中每个要素根据其功能与其他的要素相区别，同时又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各种关系处于一个互相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中。
（1）传播主体。传播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系统的控制者，各种传播活动的安排者，也是传播信息的发送者。包括国家、政府机构、政治人物、各种学术机构、军队系统、教育机构及个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系统中，其重要职责是选择和传递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为受众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传播中充当组织者、引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其具体工作有：一是向受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传播主体只有系统全面地掌握理论，深入浅出地传播理论，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二是控制传播过程。传播主体必须按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受众的身心发展规律，有效地调控整个传播过程，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各种信号传递出去。为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一个传播者一旦被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者，其言行举止都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信息。
（2）受众。受众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包括以青年学生和党员干部为重点群体的所有大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系统中，受众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转化、认同马克思主义，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如下：一是及时把接收到的信号转化为可阅读和理解的传播信息，并结合自己的经验体悟和认同；二是在自己的知识、思想和行为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把自己的思想变化通过一定方式反馈给传播主体，或者以传播者的身份把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再传播给其他受众。在社会转型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也在不断发生分化，因此，必须树立分众传播理念，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期不同受众的具体特点，掌握不同受众的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接受特点和价值取向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分众化传播，这对于提高大众化的实效性至关重要。
（3）传播信息。传播信息就是传播的内容，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网络传播视域下不能直接传播出去，必须由传播者转变为某种符号，然后通过网络媒体才能传播出去。当前，要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网络，通过网络更好地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面。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信息进行数字化转化，建立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数据库。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信息具体化，即根据网络技术的特点和受众的接受特点，把一般传播信息转化为适合不同受众接受的具体传播信息。最后，要尽可能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信息的竞争力，以积极抵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传播信息的干扰，引领各种网络文化健康发展。
（4）传播媒体。传播媒体是文化信息的传递工具，是连接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通道，包括传统传播媒体和现代传播媒体，其功能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各种不同的传播媒体都有自己的特性与功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传播主体要根据传播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性质、受众接受特点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体。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用好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和使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使网络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新载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系统四大要素之间存在着六种关系：传播主体和受众的关系，传播主体和传播信息的关系，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体的关系，受众和传播信息的关系，受众和传播媒体的关系，传播信息和传播媒体的关系。每种关系内部，都存在着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从质上讲，表现为和谐关系和对抗关系两种不同情况，前者对传播活动起积极促进作用，后者则起消极阻碍作用。从量上讲，表现为密切、一般和疏远三种不同＇情况，关系密切可以增进传播效果，否则会弱化传播效果。质和量的不同规定性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网络传播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生态的变革
当前，各种文化信息借助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传播，在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民众积极参与中，网络文化已经深入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的网络文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取向；政治形态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各国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制度形态的网络文化导致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规范化；精神形态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总之，网络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形态，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生态的巨大变革。
1.传播观念的变革
传播观念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由主体中心论转向受众中心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念以传播主体为中心，把满足传播主体的需要作为衡量传播的标准，传播内容的确定、传播方式的选择和传播目标的确立都是从传播主体的需要出发，严重忽视了受众的合理需要。传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育者和受众双向互动规律，在实践中由于传播的单向性和操作的主观性导致传播效果不够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价值的大小优劣，主要看在什么范围内和在什么层面上满足了受众的合理需要。网络传播视域下，网民的合理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需要。物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满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动力源。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2]这就要求网络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与解决网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二是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精神需要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超越性需要，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3]这就要求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满足网民的超越性精神需要，引导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精神生活。三是个性发展的需要。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包括满足网民的个性发展的需要，只有不断满足网民的个性需要，才能更好实现网民的全面发展。为此，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要把先进性与广泛性、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性与层次性结合起来，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中弘扬主旋律教育。四是对最新理论动态的需要。网络传播视域下任何人的知识结构都面临着三大挑战：无限的书籍对有限时间的挑战；几何基数膨胀的信息对人的原有接受能力的挑战，大量新知识对人的理解能力的挑战。这就要求“在学习中可以大胆采用‘跳’‘跨’‘绕’手法，以避免在外围知识上兜圈子，而集中精力捕捉最新最需要的信息知识。”[24]对传播主体来讲，必须及时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传播给受众，满足受众对最新理论动态的需要。总之，自觉地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在满足受众合理需要的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网络传播视域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2.传播要素的变革
在网络传播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系统的构成要素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传播主体由信息把关人向信息引导者转变。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受到空前挑战，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控制力弱化，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从考虑受众的合理需要出发，传播主体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导受众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和培养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传播信息由过去的模拟信息向数字信息转变，各种网络文化信息以快捷化、海量化、流变化的态势传播，信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随着网络文化信息趣味性和新鲜性的不断提升，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却有所下降，因此，在网络传播视域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除了传播正面健康的信息外，还要警惕错误或不良信息的渗透和介入。三是传播媒体的互动性增强。互联网以其集图、文、声、像、视频、音频于一身的巨大优势，极大地增强了传播的双向和多向互动性，大大提升了网络载体的理论教育功能，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覆盖范围。但是，网络的功能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彻底代替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在挑战中将会得到新的发展。所以，必须把传播媒体和现代媒体整合起来，才能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四是受众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其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在网络传播视域下，受众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论兴趣和理论需要，主动选择网络文化信息内容和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时间和顺序，甚至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网络文化信息的传播活动中，同时具有受众和传播主体的双重身份，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也要善于把受众转化为传播者，形成巨大的传播合力，增强传播主体力量，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
3.传播方式的变革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现代信息技术和文化互动的产物，改变着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也改变着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内在结构方式和运行方式，把人类推向一个崭新的文化信息传播时代。文化信息传播就是把各种现实形态的文化经过现代信息技术加工和转化，生成新型的文化信息，利用数字化方式进行传播。数字化传播使人类文化信息传播由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传播方式变为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更加复杂，传播形式更为多样。数字化传播使人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变革，数字化学习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人们的主流学习方式。在网络传播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人们传播方式革命带来的学习方式革命，加快研发和建设各级各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软件、平台、交互工具、网站，抢占传播阵地，扩大受众面。传播主体要积极为传播活动营造优质的传播环境，为受众提供便利的传播条件，引导各类受众自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新型主体，不断扩大传播主体队伍，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队伍保证。
4.传播信息的变革
网络促使人类文明向着一种全新的文明——数字文明转变。这一转变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而产生：一是个体信息能量的深度开发。主要表现为以子机短信、微博、博客、BBS等信息传输方式的出现，为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搭建了新平台，极大地方便了个体信息的获取、选择、传播和使用，使个体信息的能量进入了一个新的核裂变时代，这种巨大的能量必然催生个体信息发展的新形态，为数字文明的生成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二是超大规模的全球网际信息能量群的形成。以维基（wiki）为标志的网络信息工程的技术原则和技术模式，正在迅速地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网络信息，强化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网际协作，使不同的网络信息的全程联通、全程采集、全程分析和全程使用逐渐成为可能，从而在个体信息迅速膨胀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超大规模的社会信息网络，构成了数字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个体信息和社会信息共同构成数字信息的两种基本存在和运行方式。前者反映的是数字文明以满足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功能，后者反映的是数字文明以强化社会信息关联能力的基本诉求，两者结合起来共同营造着网络信息的生产机制、获取机制、整合机制和使用机制，主导着数字文明的内在运行逻辑。
可见，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采集、整合、诠释和控制技术，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技术层面，具有了数字文明的深层次内涵，它使人类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给其他国家和民族，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对和谐世界建设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大转型，即传统现实文明向现代数字文明的转型。当然，这种转型不是对传统现实文明的彻底否定，也不是对其简单地复制、存储和备份，而是在新的信息运行平台上的一种融合、重构和超越，它包含着传统文明的延伸，更有自己独特的物质存在形态、信息运行规律和能量繁衍范式，这种文明范式仅仅是初见端倪，需要我们去不断认识。在人类历史上，信息传播的革命往往伴随着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革命，互联网这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已经带来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这不仅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见证，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的发展所证实。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见证者的角色，探索数字文明的运行规律才是我们应对网络挑战的真正使命。
（三）网络传播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优势
如今，网络已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参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良好契机。“网络传播所具有的互动性、主动参与性、超时空性、多媒体性等特征，给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优势。”[25]
1.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效性[26]
时效性是网络媒体区别与传统媒体的首要特征。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通过网络传播，任何事物都可以在顷刻间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网络媒体的“即时性”是其优于其他媒体的重要利器，这使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上具有了其他媒体不具备的速度优势，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时效性。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传播中，网络媒体以其快速、滚动、海量、互动的优势在传播领域展现出特有的活力，影响与作用与日俱增，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伴随着一些大型的网络平台社区的成熟，我国网络环境日益出现热点聚焦的情况。在一些事件被报道后，或一个新的理论被提出后，其往往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成百上千的网站转载，有成千上万的人发表评论，之后才引起传统媒体如报刊和电视的关注并进行报道。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能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地提供最丰富多彩的信息给读者，从事件的发生、发展，到事件的背景资料、相关事件等；从文字、图片，到音频、视频、漫画、动画等，使读者在最短时间内即可对事件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了解，并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有侧重点地关注一些问题，这是任何一种传统媒体都无法独立完成的。同时，网络媒体又给广大网络用户提供了一个互动和交流信息的渠道，方便读者意见的表达和集合，网络媒体既可从这些信息中甄选出有价值的线索，也可根据反馈的信息调整宣传内容，这些都是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特点最集中的展现。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特点在迅速改变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不断扩大网络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网络传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高效、快速的特点，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2.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空局限
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大大加强了整个世界的关联程度，网络传播不仅可以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交流渠道，而且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时间限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空间范围。
第一，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传播主体可以“随时”——不受时间限制地通过网络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网络使用者可以在需要的任何时间登录网络，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可以在拟定的时间利用网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客体可以在愿意的任何时间通过网络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这里，“世界时间”已不是阻碍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信息传播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链接，用户只需简单地点击鼠标，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并获得进一步的查询需求，甚至重复观看，不再严格受到观看时间的限制。
第二，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可以“随地”——不受空间限制地通过网络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世界变为小小的村落，缩短了全世界网络使用者之间的空间距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空间区域。任何人在任意地点通过上网，便可以了解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信息，掌握世界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空间得到无限延伸。
3.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
在传统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手段主要采取书面传播、散发张贴标语、口口相传等途径。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经典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学习。但是，由于传统条件下的传播技术、手段有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面临着来自受众层面的制约，导致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范围不大，同时也由于“传播链条的拉长”而使党的先进理论、政策主张面临着传递过程中信息衰减和变异的可能，同时，传播主体的个体差异也使在编、译、解码过程中造成信息缺失，从而可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
网络传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丰富了其传播形式。网络传播是多维传播手段，它能将文字、图像和声音有机组合起来，传递多感官的信息，在创造的虚拟世界、三维空间中给网络使用者全新的感官体验，以此增强信息的实效，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性。这种将文字、声音、画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传播形式，能将抽象的理论创制为亲近性读本，网络媒体创建的三维空间可赋予晦涩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艺术感染力，使严肃的理论传播变得活泼、生动，使枯燥的理论学习内容变得喜闻乐见，使一成不变的理论传播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形象、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给大众以影响，增强普通大众的学习兴趣，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实效。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体能通过网络虚拟社区和各种马克思主义网络平台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供更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当前理论热点和传播客体的思想动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将网络热点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突破口，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深入分析热点事件，以现实案例促进普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使他们明白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提高他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改变传统的“灌输方式”，达到良好的理论宣传、普及效果。
4.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模式
传统媒体条件下，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早期成立工人学校和举办农民讲习所，还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运用标语，以及遵义会议后成立研究院和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27]
现代网络媒体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双向互动。大众通过网络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行信息反馈，多种途径凝聚而成的网络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这使它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单向传播，使信息在传播主体与受众间互动传播，提高了大众的认识与实践能力，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展。互动性是网络传播的又一主要特点，比如网上论坛的蓬勃发展，给广大网络使用者提供了发表观点、言论的平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自主性、互动性，有利于调动网络使用者的参与积极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网络使用者中的自觉、广泛传播，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
同时，微博、微信的广泛应用，其独特性使其成为创新报道方式的理想平台。近年来，微博、微信用户迅速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影响力以几何倍数增加。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声音，经过不断转发、评论，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广泛的范围在网络使用者中间进行传播和互动，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声音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意见有了一个交互的平台，迅速拉近了主体和客体的距离，拓宽了官方听取民意、集纳民智的渠道，获得了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效果，营造了更加自由、宽松、民主、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网络舆论气氛。微博、微信以“秒互动”的传播优势，日益成为重要的信息表达和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方式。[28]
[1]王子薪：《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传播方式创新》，《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23期。
[2]高洪力、李秀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及实现方式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3]《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9页。
[4]《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9页。
[5]同上书，第589页。
[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10]同上书，第12页。
[11]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3]同上书，第1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16]参见马传谊《网络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邮电大学，2013年，第12—1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2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24]南国农、李运林主编：《教育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5]杨娟：《利用网络传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农业大学，2012年，第23页。
[26]同上书，第23—25页。
[27]马惊涛、李永枝：《传播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导刊》2010年第2期。
[28]杨晓燕：《新媒体介入对传统重大主题报道的影响》，《新闻实践》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