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中的活动与运动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亚里士多德区分“运动”与“实现活动”的方式，我们就能看到，这二者之间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hama检验”所举的例子中，作为实现活动的“看”固然意味着“已经在看”，但“看”本身也包含着“眼睛从这里看到那里”的运动。在人类世界，几乎所有的实现活动都在自身中包含着某些运动的成分:人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他要发表演说(包含嘴的运动)和进行投票(包含手的运动) ;人在进行绘画活动时，他的身体始终处在运动之中;即使是在进行沉思活动时，他的大脑神经系统其实也在运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活动中，身体或生命的运动方面只是“质料”或“要素”，而活动的性质是由其进行统一作用的形式或目的来决定的。在活动中包含运动并不能改变它们的活动本质。在“看”这一行为中，真正重要的区分是“为了看而看”(如“悠闲时观看风景”)和“为了其他目的而看”(例如“为了学习而看”)之间的区分，前者才是“看”的活动(尽管它也包含着“眼睛的运动”)，而后者中的“看”由于只是其他活动或运动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再能被视为纯粹的“看”。例如，色盲测试中辨认图形的行为更应被认为是在“测试色觉”或“进行体检”，而不只是在“看”。

不过，倘若严格意义上的“实现活动”要求自身的自足、完备和不变性，那么，人类世界中的“活动”就仍然具有自身的模糊性，它们不仅在“包含着运动成分”的意义上与运动有关，而且在本质上与运动难以严格区分开来。这里可以提出两个决定性的理由:A.对人来说，许多行为同时具有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因而无法对其属于“活动”还是“运动”作出明确的界定(例如，“思考”既是为了思考本身之故，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某个现实中的问题”)。此外，一项活动在行为者那里的内在目的，与其实际上产生的结果(终点)可能是分离甚至背道而驰的，行为的结果可能完全在行为者预料或控制之外(例如，一位法官自以为对某犯人的审判是公正和尽责的，然而这场审判却导致了世界历史的转折)。B.其次，即使是在仅仅具有内在目的的行为中，人的秉性或能力也仍然在经历着变化，而不是处于不变的完备状态(例如，一个吹笛能手在吹笛活动中，他的吹笛能力仍然会不断加强，或者产生出一种新的吹笛方式)。人在发挥能力时，总是在变得更有能力。这样一来，严格意义上的实现活动所要求的不变性、完备性、目的的完全内在性，就与人类行为的实际状况产生了冲突。

因此，在人类生命的“实现活动”与“运动”之间虽然可以进行区分，但并不能划出明确的界限，二者往往是混合在同一项行为之中。这不只是意味着，一项“活动”在“另一视角”中是一项“运动”，而是意味着从本质上说，人的活动就是运动。人的任何一项行为，无论它是否出于内在目的，都包含、渗透着另外层面的东西，都可能指向行为者没有意识到的某个目的;同时，人对自身秉性或能力的任何一种实现或发挥，事实上都在改变、更新着自身原有的秉性或能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生命的历史性。亚里士多德只是从“自然”之目的论的层面来理解“运动”和“活动”，因而看不到人类生活所包含的这些“非自然”(=历史)的方面。而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任何一项行为，无论自觉与否，都被卷入历史的运动之中，因而其目的或终点通常是出乎预料的，它们指向某个“隐秘的目的”;人对自身能力的一切展现活动，都促进了人类能力的演进，属于人类能力的历史成长的一部分。这样，无论人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活动或运动，他都在发生着自我否定或自我改变。例如，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在从事认知时，总是在变得“更能认知”，这种能力的成长有可能会导致对以往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变(例如，相对论对经典力学的改变)。

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意味着，人所进行的一切实现活动都不是绝对完备的，他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实际上总是在变化。人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自然秉性”，或者说，人的秉性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改变和自我否定的。因而，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人性进行教化的历史，这种教化在今天仍没有终结。黑格尔将这一运动视为“精神”本身在历史中不断展开和实现自身的历程，精神的诸环节、潜能或级次在历史中依次地实现并将自身提升到更高的、更完整的水平之上，因而人类能力的不断提升实质上是精神自身的辩证运动。在科耶夫的黑格尔阐释中，人类历史的否定性起源于人类欲望(“被揭示的虚无”)对承认的要求。奴隶并不永远是奴隶，他的秉性会在劳动中被改变，他会获得自我意识因而会进行要求承认的斗争。[10]只有在所有人的欲望的合法性都被承认和相互承认之后，历史才趋于终结，这时，人又回到了“自然”之中，成为了“人类动物”(也就是享有“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欲望”之权利的存在)。[11]

然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理解是成问题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或精神的辩证运动是被理性或理念贯穿，这种理性固然也存在于欲望的运动之中，但“自我意识的满足”最终来说并不是指欲望的满足，而是指精神在最完备的实现活动(“绝对知识”)中的自我满足，这种满足的前提是精神的一切潜能或秉性在历史中得到了成全。因此，《精神现象学》并不能被理解为人类通过斗争使自身的欲望在历史中得到满足的过程，而只能被理解为精神在人类历史中获得自我意识和自我满足的历程。科耶夫把“自我意识”与“欲望”相联结，而黑格尔则看到“自我意识”的真理在于理性和精神(逻各斯和努斯)，二者的不同刚好体现了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区分。正如黑格尔的体系终结于“绝对知识”或“绝对精神”那样，即使黑格尔认为有所谓的“历史终结”，它也不会终结于“人类动物”(这种“动物”状态实质上是人类能力的全面退化，因为它放弃了逻各斯和努斯对人类生活的主导)，而只能终结于人类的精神潜能的全面实现。

我们必须承认黑格尔洞见的真理性。人的能力或秉性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同时也在历史中变化，因而人的活动总是被卷入历史的运动之中。人的潜能总是处在某种不完整、不安定的状态，它与既有的形式或秉性总是发生着冲突，因而总是会否定旧形式、并与新形式相结合。这一意义上的“历史性的生命”才是《论幸福概念》中将“生命”理解为“潜能与形式的不断斗争”的真正含义。人无法进行完备的、严格意义上的实现活动，就是因为他身上的潜能是不完整的、在历史中变化的。正如人的“看”无法像神的“看”那样完满、不变、不掺杂任何运动，因为人无法在一瞬间就看到全体，那种对整体的直观能力(“努斯”)是一种属神的能力;人的一切活动因为其能力的不完满和限制而注定同时是一种运动。人的实现活动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是接近于纯粹的，那就是整全或神在其生命中生成，他由此变得“完全”，因而不再需要任何变化。这也就是《论幸福概念:一个现象学的阐释》下面一段话的含义:

“生命的圆满实现”就是潜能与形式在爱(理性)的牵引下的完全统一，亦即整体或大全(以下称“整全”)在生命中的生成。只有在整全中，潜能才得到安息，而整体作为所有形式的统一也赋予每一特殊形式以其恰当的位置。生命的圆满指向的是生命与整全秩序的关联，只有当整全在生命中生成时，生命才获得其完满性，否则，潜能与形式、某一形式与其他形式的冲突永远不会止息。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作为否定性的、痛苦的领域，是没有幸福的位置的，除非那是“动物式的幸福”或斯多亚式的“内在幸福”。然而，历史作为否定性的运动，同时也是精神不断地成长、成熟并获得自身的完善性的过程，因而是一个整全本身不断显现出来的过程。在历史终结之际，也就是精神将自身的环节全部经历之后，精神本身才能开始其纯粹的实现活动，并获得最终的幸福。在黑格尔体系中，这一时刻就是精神变成“绝对知识”的时刻，只有在绝对知识之中，精神才摆脱了否定性的运动，而进入到绝对肯定的活动之中。对于我们来说，实际存在的历史未必像黑格尔体系中的“历史”那样是单线条地朝向绝对运动的，因而我们也不能把“整全”的生成寄希望于历史的辩证运动。[12]人的秉性的获得和改变，以及整全或神在人身上的临在，固然具有历史性，但这种历史并非单数意义上的“精神”的历史，而毋宁说是作为“共属事件”(Ereignis)的历史。

“共属事件”的历史性，主要体现于人在某个地方或某些事物中的长久居留所形成的秉性和习性(ethos)。在这种长久居留中，人与此空间中的诸事物进行着亲密交往，使得他能够自如地支配这些事物，仿佛这些事物构成了他的扩展的身体。一个吹笛能手和他的笛子之间就发生着这一事件，笛子好像就是他的一部分。这便是作为秉性或德性的能力的形成。在事物与人之间的相互适合、相互协调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它赠予人从事各项行为和活动的能力。一个历史性的生活空间因而便是在人与他人、事物与其他诸事物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的共属空间，海德格尔称为一个历史性世界的“调谐”或“基本情调”(grounding－attunement)。[13]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的能力的获得是一种“自然运动”，亦即合乎人和事物本性或本来倾向的一种养成运动。这种自然养成的能力包含着对事物本性的充分尊重，因为它是通过与事物的亲密交往才使得事物“适宜”于用来进行某种活动，其中发生着人与事物、人与材质的相互配合和相互适应，而非单方面的粗暴支配。每个吹笛能手都有一支他最喜爱的笛子，他通过长期与这支笛子的一起生活，而建立起了他与这支笛子的亲熟关系，他能感到自己很多时候是在顺从这支笛子的要求，尽管在另一些时候他也要将它引导到自己的轨道上，如同对待自己的弟弟或孩子。在任何真正的能力中都包含着这种对于事物的倾听和顺从，这样获得的能力才是合乎事物本性的能力。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也是如此，教育者必须在倾听和顺从儿童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将他引导到他本来就潜在具有的道路上来，这便是伦理德性在儿童身上的逐渐养成。因此，“共属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居留、学习、沟通的事件，是人在空间和事物中的不断扎根，通过这一历史，人成了有根基的人。

整全或神的临在，首先就体现为居留空间中人与诸事物之间的共属关联。因此，每一位与事物和他人建立起真实关联、每一位有根基的人，都事实上经验到了整全和神的在场。因此，有根基的人是幸福的并能感到幸福。而那些最清晰地经验到这一居留空间中的共属结构的人，或者那些能在一个新的共属空间创生之初就洞察到其结构法则(原初之法)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包括诗人、政治家、哲人和圣者)。这些人之所以具有对整全的深刻清晰的领会，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深广地扎根于这一空间，或者将根须伸展到将要到来的新空间之中。整全或神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最清晰地显现出来，他们由此获得了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那种与整个世界、与整全或神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他们进行的活动因而就是最高的、最完全的活动，并向人提示出什么是最圆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