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时代的三副面孔：混合所有制、移动互联网与21世纪的青年问题

孙佳山[1]1

一　“库兹涅茨曲线”与微文化时代的历史发生学

微文化,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微”,也是描述、概括、把握我国当前社会症候的一种特色鲜明的认知方式。能否准确理解当下种种的微文化现象,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微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

在文化艺术领域,2008年以来,在《蜗居》《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青年》《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代》等影视作品中,蜗居、裸婚、蚁族、屌丝、微茫、重走青春、重回体制内、逃离北上广,成了描述青年以及青年自我描述的重要症候,而这一切又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等重大历史事件是同步发生的。这与21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理论照耀下的日常生活领域的白领想象,那种以“大国崛起”为高潮的全社会乐观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也许是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文化艺术领域,最为深刻的断裂。

蜗居、屌丝、微茫、重走青春等关键词,是标识这个时代面孔的突出特征,它们也成了理解微文化时代的有力抓手。为什么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相比而言如此迥异的分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重新梳理20世纪的历史演化脉络。

1955年,后来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倒U形曲线断言：贫富差距的加剧,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半阶段的暂时现象,是由城乡差距和快速城市化等因素造成的。一旦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超越峰值而越来越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经济的持续增长,凯恩斯主义、后福特主义下劳工工资、福利不断提高,GDP和公民收入中的劳工份额稳步上升,中产阶级比例急速增加等,这些数据都在支持着以“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为代表的,劳资双赢的“良性资本主义”话语。这一理论假说,也是苏联解体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核心理论基础和理论起点。我们今天的大量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甚至生态学理论,也都是以“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为前提。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和大衰退,使得包括欧美在内,最长也尚未过三代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被主流秩序所抛弃,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大量破产的中产者和“新穷人”。2013年,在我国,同时有约70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问题,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而在国际上,《华尔街时报》和《经济学人》,面对全球范围的失业潮,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失业的一代”这个概念。无疑,这也将对新世纪的青年文化形态产生极为复杂的影响。因此,20世纪中后期风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良好资本主义”话语,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开始全面失效,就连当年红得发紫的福山,也开始撰文,有模有样地分析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着怎样的缺陷。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目标,也是充分汲取了“库兹涅茨曲线”为代表的“良好资本主义”话语的历史教训,针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出现的全新历史挑战的整体顶层设计。

当然,对于这种长历史周期的判断,恐怕还一时难有定论,但无疑,这种全球性的时代变迁,整体性话语的失败和退场,构成了微文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发生学根源,中国的上千万高校毕业生和全球的失业青年一样,都是构成这个微文化时代的主体和主力。只不过,以此来解释微文化时代的复杂面庞,未免简单,尚不足以精细地描摹出其精微的样貌,微文化时代有着极为复杂的脉络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