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研究理论
本书主要的理论是社会文化变迁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现代化与文化传播。
社会文化变迁是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无论是早先的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还是历史学派或文化生态学派,都将文化变迁作为研究的重心。进化论学派认为,人类自从与动物分离以来,在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婚姻、法律、宗教、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在不断地进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蒙昧、野蛮的原始社会逐步走向19世纪的文明社会；并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有独立创造发明的能力,都大致经历了或将经历相同的一系列发展过程。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文化主要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强调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而历史学派既看重社会内部因进化、发现和发明所引起的变化,又重视外部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民族间的接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文化生态学派把文化变迁看成对环境适应的结果,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程所引起的,越是简单的社会受环境的影响越直接。同时,技术与环境之间也具有相互制约和促进作用。功能学派则从社会文化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来探讨文化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时,认为生产方式是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决定的作用,而物质生产本身又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对矛盾和另外一对矛盾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恩格斯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合力的作用,但更强调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社会文化变迁理论认为,按分类来讲,社会文化变迁可以分为无意识变迁和有意识变迁。无意识变迁是完全遵循自然变迁的规律,没有任何方向和目的性的变迁。有意识变迁又包括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变迁三种类型。有意识变迁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
文化变迁的主要机制为创新、传播和涵化三种。创新,通常包括发现和发明两种。涵化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接受、适应（同化或融合）、抗拒。传播依形式的不同而分直接传播、间接传播和刺激传播三类。民族学人类学认为,传播是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要内容,是创新的普遍形式。早期进化论者不仅强调发明和发现,也指出了传播的作用。摩尔根说,“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泰勒也讲“文化的传播法则”；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不同文化接触产生的文化变迁则是由于传播,他甚至把借用看作与其他的文化创新形式一样具有创造性。传播有几个特点：（1）传播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被接受或抗拒,视其对接受一方的效用和适应性而异,传播的速度各不相同。A.M.罗杰斯等认为,对某一特定的创新所采用的速度,取决于创新在接受一方文化中的相对优越性、适应性、复杂性、可行性和可鉴性,即新的文化特质与旧特质相比的优越程度,与现存的价值观念、经验和需要的适应程度,被理解和应用的难易程度,能够进行试验的范围大小,其结果的可见程度,等等。（2）传播是互相的,双向进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触,文化的传播一般是相互的、双向进行的,它们有选择地互相采纳对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3）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
金耀基认为,现代化是社会文化变迁理论的一种,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从历史上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以西欧及北美等地国家近现代以来形成的许多价值为目标,寻求新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四个亚过程：技术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生产更多是用来作为商品,而不是自己使用；工业化；都市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官僚政治逐渐发展；学习的机会扩大；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力减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增加；技术的大爆炸,它使人类思想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增长和传递；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在缩小,而专业技术领域的差别却在扩大。
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第一次现代化,又称经典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对发达国家而言,第一次现代化的大致时间是1763—1970年；发展中国家,迄今还没有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又称新现代化、后现代化、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对发达国家而言,第二次现代化的大致时间是1971—2100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挑战。第二次现代化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将来还有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现代化等。
几乎与现代化理论研究同步,西方学者对发达工业国家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种新理论。例如,后资本主义社会（达伦多夫, 1959）、后工业社会（贝尔,1973）、后现代主义（Lyotard,1984；Rose,1991；格里芬,1997）、后现代化理论（Crook,1992；Inglehart, 1997）、知识社会（莱恩,1966）、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社会等。其中,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是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紧密相关的,后现代化理论则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对应。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根据韦氏辞典,后现代（postmodern）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艺术、建筑和文化等领域兴起的思潮,它分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反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和实践,主张复兴传统要素和技术。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对现代思想的否定和解构；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比较重视后现代社会的建设和创造；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关于“后现代”的时间含义,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是一种文化思潮,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有些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阶段称为“后现代阶段”；有些学者提出“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思潮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都有反映。有人认为,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是后现代化理论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后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反映。
后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经从现代化阶段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在今后30—50年,发达工业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殷格哈特（Inglehart, 1997）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
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后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克教授在1976年出版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中谈到,有大量文献讨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往往把它们称作“后工业化社会”。
大众传媒是兴起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现代化理论把传媒的高度发展看成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对传媒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寄予很高期望。美国社会学家勒纳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就提出大众传媒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的限制,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培养现代性格,从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美国现代化专家阿历克斯·英格斯在《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一书中也认为,社会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使用一架收音机很可能是他真正参与这个世界的开始”,“在我们看来,一个现代人应当经常与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如报纸、电影、收音机,如果有,还包括电视”,“较为现代的人对于新的大众传播工具较为信任,而不太现代的人则信赖传统的消息来源”。[15]其实,在现代化研究中,对大众传媒一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条是以传播学的四大奠基者（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卢因）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色彩的传媒效果研究,认为大众传媒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现代化加速发展的缩影和助推器。另外一条则是源自欧洲（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媒批判研究,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现代化目标,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与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和内在规定性[16],或者说,“所谓现代化,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性生长和构成的过程。……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开；现代性代表着与‘传统性’不同的理念和因素,现代化代表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崭新时代和社会形态”[17]。
西方现代性概念与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17世纪笛卡儿时代,现代性的核心是数学,期望以数学的原理解释社会和宇宙。而到18世纪,“现代性”内涵已经有所改变,此刻“现代性”指的是启蒙运动,它关注的是人权和社会解放。哈贝马斯谈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指的就是启蒙运动。而到19世纪,现代性主要指的是工业化运动。可是到了20世纪,它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工业化后果的一种抗议,站到了科学和技术的对立面。作为现代性论述的经典代表,马克斯·韦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将如下概念构成其核心范畴：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全球化等。[18]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性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当代知识话语中,现代性指的是：以文化为意义和意识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为社会意义和意识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指的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性’的上述形式。此一西方文明的现代形式不乏其他特征,诸如资本主义、世俗文化、民主、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等。这些特征分散来看,本身很难说是史无前例,唯有当它们与科学、技术、工业和自由市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构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代性。”[19]
其一,“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或‘现代世界’”。将其“等同于现代社会（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形式”。其实也就是将“现代性”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其二,“将‘现代性’理解为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精神或体现、反映这种精神的社会思潮。从这种角度来加以理解的‘现代性’,往往成为‘现代主义’或‘现代精神’的同义词”。其三,“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质或品质,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殊性质或品质所获得的某种体验”[20]。
现代性有两种同源而又彼此相互冲突的类型。一是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是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中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它的旗帜是科学和技术进步,它是工业革命即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二是文化现代性,或者叫作美学现代性,它本身构成对先者的反叛和超越。制度层面的现代性的主角是资产阶级,这正是文化现代性的批判对象。我们今天谈论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是资本和制度上的现代性,它延续启蒙运动的传统：坚信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人类,“时间就是金钱”替代了“时间就是力量”,崇拜进步和理性、人文主义、自由理想、实用主义,崇拜行动和成功,等等。它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失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主导理念。而文化的现代性,“首先,它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21],“其次,文化现代性意味着艺术是大众的艺术,而不复是天之骄子们的专利”[22]。“最后,文化现代性意味着对我们日常生活常新不败的‘审美化’倾向,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批判意识。”[23]
（二）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湖南侗族核心聚居区的芷江、通道、新晃、靖州、绥宁、会同等县为田野调查点,对田野调查点的新媒体发展情况进行了解,总结该区域的新媒体发展现状与特点；同时对田野调查点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现状、特点与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新媒体对调查点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影响方式、规律与特点,并指出新媒体时代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具体影响方式和特点提出新媒体时代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主要措施与对策。同时,总结新媒体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影响机制,为其他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和传播学量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托,从微观层面对新媒体时代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现状、特点与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媒体对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影响方式、规律与特点,进行定性研究；同时,辅以传播学量化分析方法,从宏观层面对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现状、特点与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媒体对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影响方式、规律与特点进行量的考察。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图对新媒体时代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问题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把握,通过探索新媒体对湖南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方式、规律与特点,总结其影响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新媒体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策略和措施,并将其推而广之,为其他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调查分田野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形式。
田野调查。课题组成员分别于2012年7—8月、2013年7—8月、2014年7—8月三次深入湖南侗族比较集中的芷江、通道、新晃、靖州、绥宁、会同等县田野调查点进行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回收652 份,回收率93.14％；其中有效问卷615份,占全部问卷的87.86％。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328人,占全部人数的53.3％；女性287人,占全部人数的46.7％。男女比例跟湖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比例基本一致。[24]从民族构成来看,侗族437人,占全部人数的71％；苗族168人,占全部人数的27.3％；汉族人数占全部人数的1.7％,基本反映了湖南侗族地区侗族苗族聚居的特点。当然,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民族成分认定与认同方面的新问题,留待讨论。从年龄分布来看,41—55岁的339人,占全部人数的55％；56岁及以上的130人,占全部人数的21.1％,基本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留守、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情况[25]。另外,受客观因素影响,年纪较大者接受访问的情况较少。从职业分布来看,农民528人,占全部人数的85.8％。明确自己为打工者身份的15人,占全部人数的0.02％。其实,农民中也有很多人为打工者,打工者同时也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具有双重身份。
网络调查。课题组在问卷星官网发布“侗族文化传播问卷调查”的互联网调查问卷,发布地址为http://www.sojump.com/report/3604406.aspx,发布时间从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月3日共50天,回收调查问卷197份。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124人,占总人数的62.94％；女性73人,占总人数的37.06％。从民族构成来看,其中侗族89人,占全部人数的45.18％；汉族67人,占全部人数的34.01％；苗族28人,占全部人数的14.21％。从年龄构成来看,20岁及以下的7人,占总人数的3.55％,21—30岁的55人,占总人数的27.92％；31—40岁的74人,占总人数的37.56％；41—50岁的54人,占总人数的27.41％；51岁以上的7人,占总人数的3.55％。
本书田野调查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 19.0,主要用于计算频率、百分比、相关性参数等。其中多项选择都为值为1时制表的二分组统计结果,百分比均为相应百分比。网络调查的相关统计数据由网站自动生成。
[1]方朝晖：《多元现代性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2]龙运荣：《新媒体时代党报创新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4页。
[3]庄晓东：《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庄晓东：《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6]王真慧：《市场经济背景下畲族文化现代性建构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年。
[7]海阔：《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性：一种传播人种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
[8]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现代建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崔榕：《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10]李春霞：《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与变迁——电视对彝族乡村传统的影响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11]刘鹤：《抗战时期湘西现代化进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2]陆汉文：《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3]钱春莲：《幻影年华：跨越时空的影像作者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14]田中阳：《双轮：本土与现代》,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1页。
[16]刘建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载《求实》2006年第8期。
[17]周穗明：《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175页。
[18]海阔：《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性：一种传播人种学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第7页。
[19]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0]参见金岱《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
[21]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22]同上书,第39页。
[23]同上书,第41页。
[24]湖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33768248 人,占51.41％；女性人口为31915474人,占48.59％。
[25]调查发现,受访的侗族农村,由于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十多岁外出打工者较为普遍,二十多岁结婚生子者较多,所以农村四五十岁就当爷爷奶奶,留在家里照顾小孩而成为“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