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一直以来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评价体系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断突显，尤其是经济增长中消费的贡献率不足。2013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4％，而消费贡献率为50％，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消费贡献率差距较大；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我国的劳动力产出水平仅为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15％左右，而劳动力的成本却在不断上升，我国的小时工资已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邻近国家庭，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资源消耗过快，产出效率不高，单位能源所产出的GDP为发达国家的1/4—1/3，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的压力持续加大，依靠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受到环境意识不断觉醒的社会公众越来越大的抵制；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2013年我国的总体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9[1]，而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73。[2]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14年为2.88万元，年均增长率约为7％（图0-1），但是我国居民对收入的感知却在波动性下降，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的数据，2009年收入感受指数为50.5，2014年下降为49.3，这也表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客观指标评价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拉大。

以质量来看待我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得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就表现为居民对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的感知程度不高，出现了收入“被增长”。基于这一现象，相关学者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但国民并不幸福的结论[3]，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人们的实际福利改善并没有保持同步。经济增长“要速度更要质量”在现实中并没有实现，速度与质量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而是替代关系，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一定的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图0-1　2009—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图0-2　收入感受指数（季度数据）[4]

图0-3　2009—2014年收入感受指数（年度数据）

1995年我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目标，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将“提高发展质量”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此后经济增长质量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并出台了大量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措施。然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却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同一个政策口号提了近20年，实际也表明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并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对于这一现象合理的解释，就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政策本身存在着问题。有关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性的发展体制，以结构调整为主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政策其假设前提是政府能够通过政策的干预来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目标，并没有将企业作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主体，因而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质量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吴敬琏，2005）。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政策更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政策虽然找对了问题，但却没有找到正确的政策手段，其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微观基础（程虹，2014）。经济增长质量微观基础缺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主体并不是参与经济增长的一个个具体的微观主体，而是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投入产出等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这些指标虽然与微观主体的福利有一定关联，但并不一定是构成微观主体福利提升的充分条件；另外，政策主要是着眼于政府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行为，而没有充分考虑微观的经济主体——主体的内在发展激励，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等政策措施都是以政府投资驱动的，大量的政府投资挤占了市场主体的空间。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亟须要建立起扎实的微观基础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微观基础，是目前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政策所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在理论上，部分学者已经论证并提出了以居民实际感知为根本导向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框架（程虹，2014），在政策层面我国不断将经济增长质量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来，如改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改善住房条件、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等，提出要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这些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的呼吁是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必须从居民感知的角度来进行的重要前提，但从目前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来看，还没有真正将通过居民感知的调查来进行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这一方法加以实施，在实践中也还未得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之间数量关系，从而不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本课题不仅在理论上探究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维度和指标体系，还要从实证上得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影响效应，以及不同指标的替代关系，提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能够协调互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