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价值意义

深入研究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可从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个方面概述如下。

（一）理论意义

深入研究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推动插花地研究的深入发展；第二，有利于编绘更精确可靠的历史地图；第三，可为其他地区的插花地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1.有利于推动插花地研究的深入发展

插花地研究可上溯至沿革地理学，因为在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及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一般都有各有关政区沿革及“四至八到”记载。

插花地的研究历史虽然十分悠久，可至今仍然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不仅没有一本专著问世，专题研究论文也屈指可数，并存在着不少缺陷与不足（详见本书第一章）。因此，深入研究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问题，有利于推动插花地研究的深入发展。

2.有利于编绘更精确可靠的历史地图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十分悠久。西晋时期，裴秀不仅主持、绘制了中国最早的一套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18篇，而且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尺）；准望（方格定位）；道里（测算两地间的距离）；高下（高低）；方邪（测量直角和锐角）；迂直（测量曲线和直线）[37]。唐代贾耽不仅撰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录》等图，而且采用朱墨两种颜色来区分历史地名和当代地名。[38]南宋税安礼编绘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表现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大势的历史地图集。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既是传统历史地图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传统历史地图的终结。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地图编绘的最杰出成果。[39]

影响历史地图编绘精确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不能忽视插花地的重要影响。因为对某一行政区域内的插花地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编绘出更精确、可靠的历史地图。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所编绘的明代贵州地图就明显有误，因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前的贵州实际上是由三大块插花地构成的（详见本书第三章），而该图并没有将这一情况反映出来。因此，深入研究插花地有利于编绘更精确、可靠的历史地图。

3.可为其他地区的插花地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插花地不唯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所独有，在西南乃至全国其他不少地区，插花地现象都十分普遍地存在着，可由于对其的研究极其薄弱，绝大部分地区的插花地研究都是空白（详见本书第一章）。因此，深入研究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问题，可为其他地区的插花地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现实意义

深入研究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可以为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决策参考依据；第二，有利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

1.可以为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正经界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行政区划工作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是政权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团结等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40]。故《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41]孟子亦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并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42]

中国省制改革之呼声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末年，面对积弱积贫的客观形势，著名“维新”运动改革家康有为便对中国的省制提出了质疑并力主废省。民国时期，中国省制问题之讨论规模更大，但逐步从“废省论”转向“缩省论”，主张缩小中国省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省制问题研究被列入“禁区”，省制改革之呼声暂时沉寂了下来。改革开放后，省制问题研究又引起了专家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缩小省区”这一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43]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调整，往往都极不重视行政区域划拨的合理性，“举其所有而归之”的现象十分普遍，即将某一行政区域划隶另一行政区域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该行政区域所辖之领地通通划入。如此做法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不仅无法确保政区形态的优化，相当一部分插花地也因此产生。如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时，便将原四川省所属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整体划入，使新的重庆市呈现出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政区形态优化程度极低。据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的研究，其政区形态优化系数仅为0.41（基本内涵与计算公式详见后文），在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列第18位（见表1）。如此之政区形态对行政管理、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等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4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45]。这表明中央已将行政区划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政区形态优化程度与插花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插花地越多，就越难确保政区形态的优化，就必然要求我们对中国现有插花地进行全面、深入的清理。不进行全面、深入的清理，就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无数，决策就不可能科学、合理。因此，加强对插花地问题的研究对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为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2.有利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虽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对经济基础又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它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制约着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形式，如国土资源开发与管理、产业布局和城镇发展等。因此，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46]

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说明，行政区划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行政区划是否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自应成为检验行政区划科学与否的重要依据。“虽然行政区划不等于经济区划，但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以后，国家的主要职能便是指导经济活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7]

检验行政区划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标准虽然很多，但插花地的广泛程度应该成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因为理论与实践都充分证明，插花地的广泛存在，不仅不利于行政管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

在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赤水河流域犬牙交错的政区格局是最突出的表现（详见本书第六章）。“加强理论研究，是将行政区划工作从经验决策上升到理论决策的重要基础”[48]，深入研究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问题是科学拨正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基础。因此，本书研究有利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尤其关于建立赤水河流域经济特区的基本构想，对推动赤水河流域乃至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是极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