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求学之路略作叙述。

我的求学道路可以说是有些坎坷的。我虽然自幼就生长于史学世家，但是初入小学不久即逢“文革”爆发，直至中学毕业，那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无缘进入高等院校进行系统的学习。不过幸运的是，在进入中学后，先父黄永年教授就有意在史学方面引导我，给我购买了中国近代史中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的通俗读物，供我阅读，培养了我的史学爱好和兴趣。

记得后来他老人家还命我阅读宋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传世文献以及著名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南明史略》等名家著述，还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对我多加指教，让我见识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清人纪昀主持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些都为我以后从事历史研究及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中学毕业之时，虽然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可是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学之门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是关闭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好在当时国家出台了独苗不用下乡的所谓“免下”政策，于是我就进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年多以后“文革”结束，随后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这些人也有机会参加高考，可是由于我当时畏于先父因言招祸之鉴，没敢报考文科，结果屡屡受挫。

此后几经周折，直至1994年才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隋唐史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民族史专家马驰教授，才算正式进入学术的门墙，1997年毕业后留校在历史系任教。此后深感学识的欠缺，于是在2002年又开始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贾二强教授。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并未撰写研究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课题。

而这部著述的写作又实在是有些偶然的。三年前在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曹旅宁教授与我谈起先父曾收藏有一部清光绪三年( 1877年)由湖北崇文书局刊刻的乾嘉时期学者章宗源所撰写的《隋经籍志考证》，清末被誉为“苏州四才子”的王颂蔚还在书中做了大量的批校，并说起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对于此书的批校极为重视，称此批校本“对于地理古籍批校尤多，还辑录了许多佚文，十分珍贵”。于是我萌发了整理研究此批校本的念头，并于2012年以“清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整理与研究”申报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此后得到各位评审专家的厚爱，此项目获得立项资助。

此项目我最初申报时，只打算对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做点校整理，然后在撰写一两篇研究小文附于书后，名为“整理与研究”，可是真正做起来了，却感到这种计划实在有些欠缺，对于“整理与研究”之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仔细阅读此书，并初步点校一遍后，觉得书中有许多问题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分析。而且自清乾嘉以来有关《隋书·经籍志》研究的著作颇多，甚至还有日本人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这就引起了我对此书深入研究的兴趣。

这部著述的篇章架构分为内篇、外篇、补篇三部分，首先是针对此书本身做了些研究并撰写了五六篇论文作为内篇，随即又将此书与姚振宗、兴膳宏、张鹏一、汪之昌有关的《隋书·经籍志》的增补研究著述加以比较分析并成文数篇作为外篇。令人遗憾的是清代名儒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不知下落，故无法将此二章之书加以比较分析。最后再加上订正光绪刊本《隋经籍志考证》及王颂蔚批校所出现的讹误以作为全书的补篇，最终完成这部有关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的研究著述。

是为序，我诚挚地期待着学术界师友们对这本著作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