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领导的“三反”斗争，为我们党提供了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有效捍卫人民主权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糖弹”袭击而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开展“三反”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至1952年6月，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
这场反腐蚀、反腐败的伟大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反腐倡廉的严重斗争任务，虽然今天不再采用过去那种政治运动的方式，但“三反”运动在严惩腐败、防止蜕变、从严治党等方面所提供的基本经验，以及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其一，对反腐败斗争要高度重视，高度自觉，一抓到底。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是基于对“三反”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要求全党要严重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认定这“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明确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11]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从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及其纯洁性的高度，要求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正如当时具体负责“三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所回忆的，他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12]这反映了毛泽东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地抓出成效，否则只能是走过场，摆花架子。毛泽东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在这次反腐斗争中受到严惩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一个影响至今的典型案例。刘、张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历经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严峻考验，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对于他们的量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严格依法办事。有同志考虑到他们过去的功劳，希望给他们两个人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党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向社会表明：我们绝不会做李自成！绝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绝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其二，反腐败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与重调查证据、严密控制相结合，特别是要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要把“三反”作为一次大的斗争来处理，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反”斗争的胜利。这是因为群众是真正了解情况的，只有广泛发动了群众，才能把那些隐蔽的贪污违法行为揭露出来，而且“三反”也是一场伟大的移风易俗的斗争，只有广泛发动了群众，才能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也才能对后来者产生强大的威慑和警醒作用。
“三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已揭发出的案件，深感问题实在严重，“三反”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毛泽东在批语中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又一次强调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潮早日停止”。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但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贪污犯）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以至出现用逼供信的办法搞出了一些“假老虎”。这个问题一发现，毛泽东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他多次要求各地，如出现上述偏差，应予迅速纠正。他一再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13]所以，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注重调查相结合，是这场“三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保证了反腐蚀斗争的胜利。
其三，党内的腐败现象滋生是同资产阶级的腐蚀密切相关的，在反腐败斗争中，有必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三反”运动当时被看作是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种腐蚀，还主要指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腐蚀。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都同不法资本家的拉拢行贿、互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资财有密切关系。各地向中央的报告都指出了这一严重情况，因此，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于1952年初又作出一个重大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这种情况，充分证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弹”的袭击，有些人会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警告的正确性。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总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是资本的特性所决定；而其中不法的资本家为获取暴利，就会不择手段地拉拢腐蚀国家干部。这是一种钱与权，权与钱的交易。这种拉拢腐蚀可谓无孔不入，并能像苍蝇一样准确地盯上有缝隙的鸡蛋。当时有人概括不法资本家腐蚀干部的手法：一吃二请三送礼，四吹五捧六殷勤，七拉八打九攀亲，十全大补送女人。像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宣称：“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此人就是利用这种卑鄙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并丧心病狂地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因“三反”斗争而引发的“五反”运动，表现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彻底性。“五反”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削弱和铲除产生腐败的社会基础有重要意义。
在这里，毛泽东是把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同现行的经济政策作了严格的区分。“五反”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不法的资产阶级分子，明确指出大盗窃分子（即最猖狂最恶劣的投机者）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虽然运动触及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但这种斗争仍是属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行为的斗争。根据各大城市的定案情况，在私营工商业的总户数中，守法户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占5%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95%左右。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14]“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就要在社会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既不能因为对一部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而改变现行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因为当前的经济政策而放弃这种斗争，因为这样做都是错误的。
其四，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既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注重制度建设，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地遏制和治理。对于党内腐败的成因，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5]后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作了更加深刻的阐述，并把它作为现实的危险提到全党面前。这是党内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同时，由于一部分党员放松了自我改造，贪图享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失去了抵制诱惑的能力；也有的人是抱着投机的目的加入党内，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寻求好处，而党内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腐败滋生的主观原因。正因为这样，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下，有的却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浩然正气，拒腐蚀，永不沾；有的却追腥逐臭，陷入腐败的泥淖。这里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是本人的思想、情操和追求。因此，反腐败不仅是一个惩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央认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一是没有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二是没有特别强调通过斗争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这是一个教训。因此，“三反”运动一开始就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各级干部都要深刻检查思想，开展认真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还专门有一个教育建设阶段，进行系统地清算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广大干部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思想认识，同时争取把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意志薄弱者”中的某些人改造成为新人。而对于受到惩办者，像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置，也同样寓教育于惩办之中，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正因为这样，“三反”运动又被称为“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现实的深刻的整党运动”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不但保证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完全胜利，而且也使斗争成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巩固。
在“三反”运动中，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的任务。制度建设，主要是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强调了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三反”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回顾这场彻底的反腐败斗争及其促成的清廉政风，仍然令人神往。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保持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