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追求出世与入世之相谐，崇尚生命存在与诗性超越之统一，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在哲学维度上的基本立场。

无论是梁启超、朱光潜，还是丰子恺、宗白华，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人生审美哲学的浓厚兴趣。梁启超“生活艺术化”的命题首先是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生活艺术化”的基本前提就是贯彻“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这两种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都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1]梁启超以“无所为而为”来界定“生活艺术化”的基本精神，也开启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基本诗性传统。[2]朱光潜《谈美》一开篇，就结合情感与理智、实用与理想、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明确提出“无所为而为”是艺术的根本精神，并将其进一步阐释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强调这种精神是成就“伟大事业”的人格基础。同时，朱光潜将人生分为“整个人生”与“实际人生”，指出艺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和整个人生无隔阂，从而进一步拓深了“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审美哲学根基。丰子恺则把人生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在他看来，层次越高，离人的本能越远，而“人生欲”越强。他虽把宗教看作人的生活的最高境界，但他并不弃世厌世。他认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3]艺术的低层次是艺术的技巧，而艺术的最高点就是艺术的精神，也就是“化无情为有情”的“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对万物饱含真率童心的万物平等的境界，即破除我执私欲、弘扬众生平等的深厚情感与灵魂超越。因此，攀升为宗教的最高层，也就是达成了精神的超越，实现了艺术的情怀。这正是丰子恺的独特之处，把内在的宗教情结融入深厚的艺术情怀之中。也因此，他的宗教超越最终又回到了他所深沉挚爱的活生生的生活。让生活升华到艺术，在生活中实现艺术的精神（也是体会宗教的精神），这既构成了丰子恺“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很有特色地丰富拓展了“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哲学思辨。宗白华则明确提出了对人生真相、目的、意义的拷问，主张建设一种“超世入世的人生观”，以此出发来达成一种大宇宙的人格和新生命情调，那就是“至动而有韵律”的艺术化生命。入世与超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关于生命问题的核心。梁启超的“无所为而为”更准确地说，就是不有之为，也就是不沾功利的实践精神。它以无功利性接续了康德审美判断的无利害性，又以实践精神与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美感相区别。在本质上，“生活的艺术化”是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境界，是“宇宙未济人类无我”[4]的生命精神。它是充满了生命的实践趣味的，它的落脚点是“为”。尽管梁启超把这个“为”更多地理解为生命的奋进与创造，朱光潜把这个“为”更多地理解为生命创造与欣赏的统一，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的主要拥趸者在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上，几乎无一例外都把生命自身的活力与活动视为生命的首要本质与生命存在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是入世的哲学，而非出世的哲学，因为它对生命的热爱本身在本质上决定了它是非厌世非弃世的。丰子恺深具佛家意味。1927年10月21日，29岁生日那天，丰子恺皈依佛门，成了佛家居士。但丰子恺又是最爱惜生命、最热爱生活的。仅仅时隔一年多，1929年2月，丰子恺即绘制出版了《护生画集》。而他一生中写作发表的满溢温情与幽默的生活散文、生活漫画更是令人叹止。没有对生命的深挚的爱，没有对生活的真诚的体验，是不可能流溢出这样恬淡纯真的文字和画面的。因此，丰子恺既是“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力行者。

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的视阈中，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主要在于人生命的精神性。朱光潜说：“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5]梁启超说：“人类所以贵于万物者在有自由意志。”[6]人的生命的精神性及其所达到的自由境界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所追寻的人的生命根本性指征。朱光潜主张“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7]梁启超把人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他认为人首先是动物，因此，人首先就要有物质的生活，需要“穿衣吃饭”等，以“求能保持肉体生存”。同时，人又不甘于做物质的奴隶，因此，他又要追求精神的生活。精神的自由就是不受物质的牵制而独立。“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在梁启超看来，这是最悲哀的。人格的提升就是要养成自由意志，“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8]

正是在对生命精神的理解中，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产生了对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诗意追寻。康德哲学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要素，相应地也就有了科学（理性）的判断、道德（意志）的判断和情感（美）的判断。康德的观点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论者所普遍接受，主张“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9]但是，他们与康德将美视为理性与意志的中介不同，他们直接将美与情感的要素上升为人类生命的最高本质，认为唯有情感与美才是真正能够体现人类生命的精神品质的核心要素。梁启超提出“爱美是人类的天性”，[10]“‘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11]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12]朱光潜认为美的追求就是人类异于饮食男女的更高尚的企求之一，是人的“精神上的饥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13]通过对生命情感本质及其美学意义的哲学思考，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主要确立了生命的情感本质、自由价值、诗性精神的哲学向度，集中体现了对于心灵提升、人格升华、生命诗意的向往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