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美学(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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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恋与升华:大众文化对个体意识的戕害

第二,阿多诺将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对于大众文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对文化工业之所以发挥社会水泥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解释。虽然阿多诺究竟是否像马尔库塞那样,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融合成一种新的理论,抑或只是对他们进行双重批判地继承,但并未构建一套新理论体系,学界尚莫衷一是,[40]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显然会赞成弗罗姆这样的说法:“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寻求理解某个群体的本能机制,其利比多以及大致的无意识行为。”[41]但笔者在这里打算侧重探讨的是,阿多诺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化的弗洛伊德理论,来论证大众文化何以具有精神鸦片的作用。考虑到篇幅,笔者不再讨论许多学人已经关注较多的阿多诺对大众文化中常常出现的多层结构的无意识机制的揭示,[42]主要结合两个心理学概念,即自恋与升华,来阐述阿多诺是如何在研究大众文化的时候借助于弗洛伊德理论资源来进行深入论证的。

阿多诺认为,在资本主义盛期,在个体的成长中,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形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拥有的经济权力要求着孩子们的尊重,他理性、独立的判断力、他的意志决断力,他所尊崇的价值、标准,所表现的习性、趣味,被孩子们内化了,虽然这种内化既伴随着模仿,又伴随着反抗,因为他们在模仿过程中所逐渐生成的自我自主性为他们提供了反抗的主观条件。但从19世纪末以来,市场经济取代了产业经济原有的地位,可以把所有质转换成量的交换原则获得胜利,原子化的社会开始形成,这样,在个体的自我发展中,曾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也随之被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化机制所取代,父亲的权威光芒衰减的结果,使家庭不再是培养个体自发性和主体性的基本单位,人际关系全面物化,个体之间不再发生具体的有生气的互动,他们被抽象的同一性原则所操控,只能沦为交换价值的匿名代理人。阿多诺如是说:“在完全物化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且每个人已被简化为一个社会的原子,简化为纯粹的集体的功能。心理的过程虽然仍旧存在于个体身上,但已不再表现为社会过程的决定力量。因此,个体的心理已经失去了黑格尔原先称之为实体的那种东西。”[43]

显然在此情境下,健康的个体自主性是很难形成的。如今冒牌的个体自主性可以称之为自恋。自恋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成熟的自恋形式中,自我在自身的自我理念(即超我)的召唤下追求对自身的完善和提升,并激活自身的潜能。但是一方面,如果个体关注自身的时候,不再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孤立的主体吞噬了客体,他无法达到认识的客观性,那么,这样的自恋乃是物化的自恋,因为此时个体成为自身欲望的客体,这一客体就是我自己。[44]另一方面,缺乏自主性的个体通过对于群体心理的自居作用,而将自我理想转换为外在的群体信念。这样的群体信念既明显地表现为法西斯主义人格,也表现为对文化工业的认同。库克指出:“正是自恋,而不是极权主义个性,才是理解社会经济因素对个体所造成的损失的心理学关键所在。因为这样的假设既解释了个体很容易整合进系统,以及为什么他们又基本上是对立于该系统。”[45]个体是原子化的存在,因此很容易被整合进系统;但又由于他并非此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会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之下,对系统产生不满。

借助于电台、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阿多诺似乎很少谈及报纸、杂志),文化工业激活了父亲的形象,大众开始自居于文化工业所传播的感知、价值或鉴赏标准,他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利益或经验来独立自主地作出选择,而是驯服于文化工业的商品意识形态。[46]文化工业把文化包装成符合大众自恋消费的商品,它关注的是原子化的商业效果,作为被肢解的文化,它是对原子化个体的回应,它让自恋的个体对于利比多化的、高技术水准的文化工业痴迷不已,它阻止个体自主意识的形成,使其屈服于外部的集体性符号暴力。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并不是时下人们对iphone、ipad的追逐,因为这样的追逐还是高度物质化的;最合适的例子是大众自以为在追求精神文化时的附庸风雅过程。人们在消费文化的时候,并不打算进入艺术品深处,对艺术品的特殊结构有所领会,他们满足于了解勃拉姆斯作品的概念史(例如把本是其作品资料的主题等细节当作把握它的全部),关心毕加索绘画在市场上的最新价格,讨论卡夫卡不幸的个人遭遇,或者告诫自己正在见证着一个伟大时刻,例如《尼伯龙根的指环》正在上演,等等。谈论这些意味着获取了某种文化资本,标志着自己的文化地位和贵族身份。阿多诺以下这段话说得最直白、最不中听因而也是最常被引用的:如果人们去音乐会,那么,他们并不是去进入某种艺术体验,“消费者其实崇拜的是他自己为托斯卡尼尼音乐会的门票所付出的钱。”[47]阿多诺后来在《伪文化理论》一文中,进一步把文化工业,尤其是挪用、收编真实文化的那种二手文化称为伪文化,他指出了其功能性机制乃是集体自恋:“文化的声誉已经不再得到体验,甚至很少得到呈现。提升它,以及提升对它的失败的自居,其提升的机制是主观的,是某种集体自恋。伪文化已经创造了适用于任何人的私人领地。集体自恋是这样的:人们补偿了社会上的无能为力。这样的无能为力通达个体内驱和意识动机的根源,通达内疚感,这种内疚是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应该所是,而且不再根据他们的自我形象来从事他们所应该从事的事情。通过把自己要么是事实上要么在想象里转变成(他们赋予诸多品质于其上的)某种更高和更具全局性的某东西的成员,而这些品质他们自己是匮乏的,而通过替代性的参与他们可以从中受益。就此而言,文化的理念是预先注定的,因为像种族神话一样,它要求的只是集体自恋赖以满足的绝对最小值。”[48]人们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某种更高层次群体的成员,或通过对自己不具解码能力的高级文化的消费,补偿了自己不能够实现自我理想的挫折感,而在对这个更高群体或高级文化的拜物教化的推崇中,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或至少参与构建了文化资本,因此也可以沾沾自喜。

文化商品对人们自恋心理的满足,何以会瓦解人们的自主意识的形成?自恋何以会成为驯化大众的助推器?阿多诺认为,秘密就在于在文化工业提供的娱乐或想象中,已经提供了逃避的解决方式。[49]这里就涉及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关键概念即升华。阿多诺研究专家派迪森正确地指出,关于如何理解艺术的社会维度,以及理解创造性个体在本能动力的水平上如何调节社会趋势,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作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50]何谓升华?一部心理学词典将其基本含义列举如下:1.其特征为它是有动力的、发展的和演化的;2.它涉及的是源于纯本能活动的能量的释放,张力的解除;3.本能驱力以本质上是非本能的活动的形式得以展现;4.潜在具有破坏性的能量,从起初是基于性兴趣的活动和对象,转向主要不再是性的、社会可接受的、创造性的活动和对象;5.就其性质而言,它基本上是积极的,非神经官能症的。[51]本能内驱力在回应现实的压力的时候,它转化成种种上层建筑或者意识形态,从而在个体的内在性与社会过程之间建立起了津梁。这里比较关键的是,升华不仅意味着愿望的满足,而是将不见容于社会的生命能量,转换成正面的阳光的具有生产性的,简言之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作品。但是,对阿多诺来说,如何定义对社会有用,这本身就是一个暧昧不清的问题。就个体发展而言,升华既可能意味着以想象或者逃避的方式来适应现实,也可能意味着发展出具有否定性自我功能的、保持着与社会的距离的自主性个体。阿多诺在谈论音乐才能的时候如是说:“生产性并不纯然是升华,它也与退步的要素,如果不是说与幼稚的因素的话,缠夹在一起。”[52]要消除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通过完全抹杀自己的主体性,通过回到童年的幼稚状态,以达到直接满足的方式来回避严酷的现实,同时也释放利比多能量。阿多诺把这种形式的升华称为“去升华”(Entsublimierung)。这正是大众文化普遍应用的形式。爵士乐的潜台词不过是这样的宣示:“我一无所是,我是下流胚,随便他们怎么对待我,都没什么不对。”[53]或者是:“服从,然后你才可以获允参与。”[54]而电视节目,无论是综艺、歌舞、小品等娱乐节目,或者是电视连续剧,其智力水平必须要降低到老幼皆宜的程度。[55]

自恋和升华的理论,前者指向虚假的自我满足,而实际上听命于外部的意识形态或力量;后者指向本能冲动的钝化也就是反对自身,实际上产生的结果是适应、顺从于异己的外部世界,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对内拒斥个体的自主意识的形成,对外俯首帖耳,大众文化因此变成了社会水泥。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各种类型进行了猛烈抨击。关于电视侦探剧,阿多诺指出:“电视神秘片的每个观众都会以绝对的确定性知道故事将如何结尾。紧张只不过是在表面上维持着,已经不再可能有一个严肃的效果。反之,观众始终都感觉处在安全地带。得到迎合的是对于‘处在安全地带’的渴望,这种渴望反映出需要得到保护的婴儿的需要,而不是对于兴奋震惊的渴望。”[56]关于感伤主题的电影或者流行音乐,阿多诺认为,当观众欣赏此类大众文化产品时,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幸福的巨大可能性,他们敢于向自己坦陈当代社会秩序禁止他们承认的那些东西,也就是他们实际上与幸福无分。但是人们依然还可以痛并快乐着。因为当个体瞥见幸福的瞬间认识到他错过了实现的时候,他压抑的激情获得了暂时的畅然一泄,然而,“哭泣的人并不会比行进的人做出更多的反抗”,其结果却会使得大众更坚定地维护现存秩序。[57]这正是阿多诺之所谓升华。对于如今中国现在也开始流行开来的典型的自恋时尚即星座八卦,阿多诺也严厉地批判其驯化个体的内在机制:“人们相信,他必须服从某些高度系统化的秩序,虽然系统和他自身之间并无明显联系。在占星术那里就像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那里一样,人们必须严格坚持某些规则、命令或忠告,却从未能说明理由。正是这样臣服的‘盲目性’,才会显示出他与命令压倒一切的、令人恐惧的力量水乳交融。群星在占星术中被视为某种可行与不可行的复杂系统,就此而言,这一系统似乎是对于强迫性系统自身的投射。”[58]占星术的信奉者通过理解群星而获取忠告和建议,自己在社会的无力、无助和无能被升华为一种得到天上的星辰所救赎的机会。在缓解自己内心焦虑的时候,他们也得到被匿名的总体性关照的尊严和满足,虽然这些建议不过是诸如“小心驾驶”之类正确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