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致堂读史管见》史论因由
胡寅对史论产生浓厚的兴趣，是有着许多重要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家学的渊源与时代的逼迫。
一 胡寅家学渊源
胡寅生长于一个学术思想深厚的家庭，其父胡安国崇尚二程理学，虽没有亲灸二程，但自己以私淑二程相待自认，而且他与程门弟子交游甚密，特别是与游酢、谢良佐、杨时三人更是“义兼师友”。胡寅曾对父亲与程门高弟交往的情形作过描述：“公之使湖北也，杨（时）尚为府教授，谢（良佐）为应城宰，公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来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28]胡安国对二程弟子恭敬之情溢于言表。胡安国以治《春秋》闻名于世，他自称“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发”[29]。因受当时统治者宋高宗拳拳寄意，胡安国积三十年之久终于写成了《春秋传》，对《春秋》历史事实加以申发议论，并以儒家义理为准绳衡断是非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确实没有辜负当时统治者的殷殷期待。
因意在时政，从而使胡安国《春秋传》“事按《左传》，义采《公羊》《谷梁》，未能一一悉合于经旨”[30]。正是因为胡安国治《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针砭时政，借《春秋》以寓意，从而使得他的著作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价值倾向鲜明。胡安国不像汉唐的经学家专守一家之学，而是不拘经传，超越汉唐注疏的局限，综合三传来阐发《春秋》经的义理。胡寅在其《先公行状》称：“盖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讨乱贼、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术，必再书屡书，恳恳致详。”这与朱熹论《春秋》大旨在于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朱熹尚言：“某生平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31]可知他对胡氏《春秋传》是极为推崇的。这本书后来更是成为明朝、清康熙之前科举考试内容所必读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讲：“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于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遂独用安国书。”[32]后世统治者与学者之所以如此重视胡安国的《春秋传》，主要在于胡安国揭示了为政者治《春秋》应当理解《春秋》之法的要义：“圣人以天自处，贤者听天由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义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33]这就是说，圣贤懂得遵循天命而为，世人则应当法天而不任于天，立命而不委于命，兴衰成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反映出来的是重视主体作用、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即是紧接着其父《春秋传》所记载的时代而写，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依据，展开了从周威烈王至后周世宗时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品评议论，其中多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影响深远。
胡氏家庭中另一个重要成员就是胡寅的弟弟胡宏。胡宏字仁仲，生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胡宏继承了其父开创的湖湘学派思想，并进一步为这一学派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一方面把目光集中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而不是追求外在超越的世界，保持一个儒家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体现积极入世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把儒家对社会人生的历史使命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中，并指导自己身体力行，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胡宏自始至终不愿意同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势力同流合污。胡宏勤于著述，其最重要的反映其基本思想的哲学著作是《知言》。这本书包含了胡宏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以及教育理念。朱熹对这本书却颇有微词，他与张栻、吕祖谦反复讨论辨析，写成《知言疑义》，指出《知言》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众多，大要概括起来有八个方面：“《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34]朱熹与胡宏甚至整个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存在差异，便可以从朱熹对《知言》的评述中得以管窥。由此也可证明湖湘之学自成一派，不能归为朱学。胡宏一方面在《知言》中建构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还对历史加以考证，提出自己的历史见解，写成重要的历史著作《皇王大纪》。这本书基本上弥补了其父《春秋传》所记载的周朝历史之前的基本情况，其中也穿插阐述了他对自三皇五帝至周平王之时的历史政治观点。
有着理学世家的背景，胡寅、胡宏兄弟成长为理学家也就不足为怪。具体而言，胡安国对胡寅、胡宏兄弟为人处世、治学行政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胡安国的家教方式、个人操守、反佛决心、《春秋》学旨趣等几个方面。
胡安国家教甚严，且自己身体力行，树立起良好形象。胡寅记载：“丁令人忧，公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丧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35]胡安国修身齐家出于至诚，事亲尽孝真切感人，真正做到了身正为范，使胡寅及其弟胡宁、胡宏深受教育。他们后来在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方面，始终能保持应有的节操，做到了不为功名利欲所惑。后世记载胡安国言行举止是“辞受取舍怀介之微必度于义，恬静简嘿寡于言，动虽在宴闲独处，未尝释礼，每晨昏子弟定省，必问何所业，有合意则曰：‘士当志于圣人，勿临深以为高。’见怠慢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无为小人之归。’子弟或近出燕集，虽夜已深，犹未寝，必俟其归，验其醉否，且问其所集何客，所论何事，有益无益，以是为常”[36]。胡寅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自是谨遵父命，恪守父学，终身不改。
从当时与胡安国交游共事之人及后人的评价中，胡安国立身处世循理而行，遵义而动，有着很高的声誉，受到交口的称赞。如二程弟子谢良佐曾对自己的弟子朱震说：“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37]《宋史》本传中记载程门弟子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而富且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胡安国的声誉上达圣听，即使遭到政敌攻击，他也能泰然自若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看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君子小人之别自不容间。如果自己是君子，终会受到昭雪赢得尊重。靖康元年，胡安国遭门下侍郎耿仲南谤讪诋毁圣德，有不臣之心，宋钦宗询问群臣了解实情，中丞许翰评胡安国：“臣虽未识，然闻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入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胡某者有几？”[3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评价胡安国时说：“安国风度凝远，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燕居闲处，未尝怠慢，而与人谈论，气怡词简，若中无所有。……自登第及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实历不登六载。虽数以罪去，其爱君之心，远而逾笃。由中兴以来，诸儒之进退最合于义者，安国与尹焞而已。”[39]翰林学士在胡安国去世后奏：“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晚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40]胡安国“功不在先儒之下”，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综观胡寅一生为政，忧国爱君之情、济民利物之志始终不变，且出于赤胆忠心。这一点跟胡安国对其循循教导分不开。胡寅被召造朝，其父安国戒之曰：“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诚恳恻、忧国爱君、济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身，不可有分毫私意。议论施为、辞受取舍、进退去就、据吾所见义理上行。勿欺也，故可犯。至诚而不动者矣，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轻慢之；恶人小夫吾悯怜之，不憎恶之。天下事犹一家，如仲举于甫、节，元规于苏峻，皆怀愤疾之心，所以误也。诸葛武侯心如明镜，不以私情有好恶也，故黄皓安于卑贱而不辞，李平、廖立甘于废黜而不怨，马谡入幕上宾，流涕诛之，不释也。孔明此心，可为万世法。”[41]胡安国指出，作为臣子，当至忠至诚，以忧国爱君、济民利物之心事主，而不可有分毫自私自利之意。综观历史可知，凡以私意事主，如南北朝时期江仲举于甫、节，东晋庾元规逼反苏峻，无不误国误君，而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尽忠报国，则感天动地，可为后世臣子效法的榜样。胡寅一生最崇拜的历史人物，莫过于诸葛亮，他特意为诸葛亮作传，以彰显他大公无私，忠君报国的情操，并以之自勉。
因为胡安国家教之严，家风之正，从而使得其后人都能表现出超群脱俗的高风亮节，不为权势所倾，不为名利所惑。朱熹曰：“此老（秦桧）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笼出去，多坠家声。独胡明仲兄弟却有树立，终是不归附他。”[42]胡氏父子与秦桧的交往历来受到学者诟病，事实上其中有许多曲折复杂，但整体的实际情况则如《四库提要》所论：“其父安国与秦桧为契交，桧当国日，眷眷欲相援引。寅兄弟三人，并力拒不入其党。寅更忤之，至流窜立。其身固具有始末者。”[43]而且当胡安国去世之后秦桧赠金胡寅：“桧知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寅之贫，因其往剑州省觐世母遗以白金。”但胡寅却报书曰：“‘愿公修政任贤，勿替初志，尊土攘狄，以开后功。’桧以为讥己，始怒之。”[44]得知秦桧的真正面目之后，胡寅与之划清界限不与交往，拒金弃官在所不惜，其坚定立场自不待言。
正是从小就在这种理学氛围浓厚、严于律己的家学环境下耳濡目染，胡寅兄弟逐渐对二程理学产生兴趣。再加上胡安国在教导胡寅兄弟与学生之时，有意识地予以引导他们钻研孔孟儒学与二程理学，从而进一步坚定了胡寅兄弟致学的基本方向。胡寅记载胡安国教学之时：“士子问学，公教之，大抵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45]教学内容的选取，不仅是教者本人学术修养与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且将影响到受教育者成为怎样的人。如果教育者学术修养是异端邪学，个人道德品质又卑劣，那么受教育者必将被其误导，危害终生。胡安国教学以立志为先，所立之志当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非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而兼济天下”之志；而实现志向的途径与方法也不外乎儒家致知穷理、主敬持养之道，舍此别无他途。胡寅兄弟受其父为学之志影响深刻，所立之志亦如张载一样“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胡寅所经由之道，则是正心诚意以致知穷理、凭经论史正三纲人伦、批异端之学以崇儒之正，开物成务创经世致用之功。
对待佛学，胡寅兄弟都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这也深受其父影响。意识到佛家之心与理学家之心存在着根本区别，胡安国曾论述理学家所操存之心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他说：“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能操而存者，动亦存，静亦存。虽百起百灭，心固自若也，放而不知得，静亦亡，动亦亡。”[46]“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始于程颐在其著作《伊川易传》序中所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47]程颐所谓体，即是本体；所谓用，指显现、作用。他认为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不可分开。无形的理，当以物象显示其存在与意义，而有形之物，则本于无形之理。后来朱熹详尽地解释并发挥了程颐的这一思想。他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源’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48]朱熹指出，事物本体在作用之中，事物作用不离事物本体，实际上是强调理在物中，物不外于理。朱熹把体用显微的关系，更严密地建立在以理为本的基础上，深刻地体现了理学体用相统一的关系。佛家讲起灭之心，理学家胡安国也讲起灭之心，但佛家此心无体常空，只会因缘起而显用，故会因缘去而寂灭。理学家胡安国则认为，此心是有体常存，并不因外界事物变化而消亡。所以人人都应该操此实体之心，“能操而存者，动亦存，静亦存。虽百起百灭，心固自若”。存心即成为理学家胡安国最重要的修养工夫之一。
理学家胡安国批佛崇儒的态度自然深刻影响了胡寅。作为当时的儒家学者，胡寅明白儒学需要面对佛教理论的挑战，因此，他自觉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在对待佛学问题上，紧跟其父批佛步伐，表现出义正词严的坚定立场。胡寅与胡宏都对佛学加以批判，且彼此相互激励，在致思方向与理论旨趣都带有胡安国批佛思想的痕迹。如胡寅说：“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几于具体而实无用，乃心之害。”[49]胡寅也是通过对儒佛两家“心”之不同内涵予以对比，揭示两家主张差别之所在。他否定佛家梦幻人世的消极态度，肯定儒家对现实生活的正视，并对儒家义理极力推崇，以之作为现实历史、政治存在判断的价值根据，非常重视义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
胡宏批佛则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正本清源，直指其思想要害处，与其父兄非常相似。他在给原仲书中指出：“今释氏不知穷理尽性，乃以天地人生为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灭者，则以为妄想粗迹，绝而不为，别谈精妙者谓之道。则未知其所指之心，将何以为心？所见之性，将何以为性？言虽穷高极微，而行不即乎人心。”[50]为了更有力地回击佛学思想对儒学思想的冲击，胡宏比他父兄走得更远，认为只要挺立了儒学本体，则对于佛家思想，完全可以洞察秋毫，化腐朽为神奇。胡宏与其兄原仲（胡宪）之书曾说：“若大本既明，知言如孟子，权度在我，虽引用其言，变腐坏为神奇，可矣。”[51]孟子以知诐言、淫言、邪言、遁言为知言。所以胡宏以这“知言”作为自己著作的名字，目的是辨析异端思想与儒家孔孟之道的差别，以正后人视听，以指引为学致思的用心处。由此可见，在对待佛学问题上，胡安国父子是一脉相承，前后相继，有着共同的忧虑与识见。
在治学旨趣上，胡安国继承宋代理学不尚经注考证而尚经义阐释，立意针对现实做有补于当时之弊、康济时艰的学问。他出入于四书五经孔孟之学，尤其对于《春秋》流连忘返，寄意深远，认为《春秋》所载是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经孔子删定之后可以作为后世治国平天下的法典，对现实政治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因而他对之用力最久，从他开始着手著述议论《春秋传》到最终书成呈献给高宗皇帝，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公自少留心此经，每曰：‘先圣亲手笔削之收，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岁在丙申，初得伊川先生所传，其间大义十余条，若合符节，公益自信，研穷玩索者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春秋》，喟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52]他治《春秋》就是要借此来针砭时政，借《春秋》以寓意。胡安国在自敘自己著作《春秋传》时也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图：“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噫！至此极矣。仲尼亲手笔削拨乱反正之书，亦可以行矣！”[53]胡安国重视《春秋》，有其历史时代背景：宋代自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三经新义》而废弃《春秋》，胡安国认为因为王安石这一做法，使得人欲日长，天理日消，乱伦灭礼，夷狄乱华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标准加以指引，无疑将陷入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
胡氏父子认为推崇《春秋》可以褒忠抑邪、奖善罚恶，使乱臣贼子知有所惧，这样逐渐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因此胡安国以一个儒者身份勇担此道义上的重任，来著书立学，以启君主，以导群氓。具体而言，他所要倡导的思想无外乎古代礼制：
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淳，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54]
由此可知，他明确表示自己治《春秋》是以继承孔子儒家伦理思想，弘扬儒家天理，恢复古代礼制为己任，因而非常用心，不敢懈怠。胡安国《春秋传》思想中的“大一统”和“严夷夏之防”“正人伦之统”“讨乱臣贼子”、崇君子“复仇”思想尤为突出，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胡寅的思想。胡寅秉承家学，对胡安国所著《春秋传》十分推崇。绍兴五年胡寅的《乙卯上殿札子》便引用《春秋》之章句，以其大义明示高宗。因此这个奏议得到胡安国的赞赏，在胡寅的集子中，这一奏折的标题下注有“文定公（胡安国）云：‘此章深得敷奏之体’”。可见胡寅受其父影响之深，因此胡寅一直坚持罢和议的主张便不显突兀了。胡寅秉承其父《春秋》家学治史议论，在晚年贬谪新州之时奋笔直书，一年时光即依据《资治通鉴》论史十余万言，可谓胸有成竹畅快淋漓。后世史家认为：“寅作是书，因其父学，弥用严苛。”[55]是否弥用严苛，同他父亲《春秋传》中议事论人一样颇伤深刻则另当别论，而认为胡寅写作这本书的精神主旨是继承其父之学，则是非常恰当准确的。可以说，在以经论史，以史证经的理学与史学相融相合的治学方向上，胡寅获益于家学甚大，并在其父思想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使其天理价值史观普遍化与具体化于历史政治事实之中。为历史政治演变树立起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胡寅功不可没。
胡宏也深受其父兄治史兴趣的影响，借历史来阐述其政治思想，究竟乱亡之征验，来印证儒家王道之理想。胡宏在《皇王大纪》序中指出：“我先人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无极者也。愚承先人之业，辄不自量，研精经典，泛观史传，致大荒于两离，齐万古于一息，根源开辟之微茫，究竟乱亡之征验，事有近似古先而实恠诞鄙悖者，则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义者，咸详而著之，庶几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诸史，祖《春秋》载纪，所谓史也。”[56]胡宏编辑撰写《皇王大纪》意图说明得非常明显，他是要借古史以为鉴，申扬儒家王道义理于当世而已。他又说：“因秦焚书，后世竞传古先事，纷乱怪诞，迷误后生，无所考正。其有能不悖于理者，可不采拾乎？其有显然谬妄、背义而伤道者，可不剪削乎？其有诬罔圣人者，可不明辨乎？或谓有欲正人心、息邪说之志。愚敢僭孟轲氏之名乎哉！考其事、穷其理以自正而已。”[57]综上所述，胡氏父子对历史的兴趣，无疑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所致，而家学渊源的深厚，为造就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胡寅兄弟作为真正的儒家学者，处在两宋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强烈的救世济民的情怀，自是在情理之中，完全可以理解，也理应受到尊敬。
二 时势逼迫
胡寅治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时势逼迫。他生活在两宋之交，主要思想与政治活动却是在南宋王朝初步建立的非常时期，当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怎样才能摆脱金辽夷狄威胁，早日实现国家统一；怎样才能结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早日实现国泰民安的稳定局面，是当时学者与士人共同努力的方向。胡寅希望从历史演绎的过程中抽取出有益的治国安邦的思想，能为当世统治者所借鉴吸取，以改变残酷的现实。他又不像司马光那样注重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带有强烈的儒家正统观念与入世致用的思想，往往联系史实提出尖锐的批评与主观色彩强烈的价值判断。因此使得他的《致堂读史管见》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回到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与作者一起重新感受一下那个时代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现实，也许更能理解思想家内心深处的忧患与创痛。北宋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同样逃脱不出封建王朝盛衰更替的历史宿命，到宋徽宗时期，北宋中央政权已经积重难返，濒临崩溃的边缘。崛起于中国东北边陲的女真族，却迅速强大，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灭掉大辽，并且趁着北宋虚弱疏于防备的时期不断向南扩张。当时宋金两国的形势非常严峻：金兵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大有吞没中原灭亡宋朝之势。而软弱的宋王朝统治者虽拥有一百多万大军，但绝大多数不过是在军队编制里吃皇粮混日子的冗兵冗将，不堪一击，无法与金兵铁骑对抗。在与金兵交锋过程中宋王朝一败再败，统治者本来虚弱的本质被打成神经衰弱，只好一味采取屈膝投降的政策，毫无羞耻之心。赵宋王朝大国尊严丧失殆尽，华夏颜面在女真面前一扫而光。那些平日在政治斗争中争权夺利，钩心斗角不遗余力的宋朝臣子，一旦面临国家危急君主有难，鲜有铮铮铁骨死义者。以致金人相与言曰：“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吏部侍郎李若水）一人。”[58]北宋王朝终于在自己的积弱积贫和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贪图享乐中寿终正寝。而其结局却是悲不可闻、惨不忍睹。金人在洗劫北宋都城开封之后，尽取诸王、皇孙、妃子、公主，凡三千余人北上。素称“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推崇“三纲”伦理特别是君臣伦理的泱泱大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道德失序。赵宋王朝士民在精神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南宋王朝建立之初，高宗皇帝表面上表现出要励精图治以图中兴，誓死报仇以迎请二帝的姿态，实际上却是惊弓之鸟，不断割地赔款乞和，目的也不过是想偏安一隅以贪一晌之欢，并无真正北伐以图恢复的决心和信念。国耻家仇就在这种庸庸苟且之中逐渐淡化，以致有诗人林升讽刺南宋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样态：“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北宋到南宋，虽然儒者辈出，学派林立，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精神信念在当时许多士大夫心中，因为受所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的影响，已经暗而不明，隐而不彰。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精神支柱，没有自己的道德信念，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下去的结果必定是整个民族都会变得软弱可欺，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最终将沦为奴隶，过着连禽兽都不如的生活。胡寅生活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亲身体验着家破国亡之辱，感受着华夏民族的切肤之痛，常常忧愤难当心急如焚。他屡次直言上书陈时弊，出谋划策图恢复，发愤著述，以彰显儒家伦理，匡正世态民情。
残酷现实正如胡寅之弟胡宏所述：“及今柄臣擅国，违天逆理，专事阿党，利惑君心，阻塞义理之路，而汲引庸佞，戕伐国本，以奉事仇敌，袭旧京败亡之道。”[59]因此每一个作为生当乱世的有良知的儒家学者，忧国忧民之心常在，必要去精忠报国，以经世济民，拨乱致治。胡宏说：“然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以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60]这表明胡氏兄弟考古论今，笔耕不辍的用心之所在。当代学者章权才认为，积弱积贫的国势，分裂割据势力的发展和朝廷实施委曲求全的政策，导致两宋《春秋》之学的兴盛。而在两宋之际，随着民族矛盾的发展，《春秋》之学的重点是强调大一统，强调严华夷之防，强调攘夷。到了南渡之后，中原一带沦陷，南宋偏安江左，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当时当地，《春秋》之学在攘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了“恢复”“复仇”的宗旨。[61]胡寅治史之学《致堂读史管见》，就是在这种时势的逼迫之下而写出的呕心之作，目的即是想重新唤醒最高统治者明《春秋》微言大义自立自强，号召南宋臣民尊王攘夷实现南北统一。其侄子胡大壮在其《读史管见序》中指出：“伯父用《春秋》经旨尙论详评，是是非非治乱善恶如白黑之可辨。后人能法治而戒乱，趋善而去恶。人君则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为明君；人臣则能致其身尽其臣节而为良臣；士庶人可以不陷于不义而保其家于天地间，岂小补云乎哉！”他以儒家天理人伦指引人心、衡断历史政治，重新诠释“三纲五常”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可谓用心良苦。
从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看，在汉唐时期，儒学崇尚五经，对经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章句训诂，而不重义理的阐发，因而使得儒学的基本精神——内圣外王的伦理道德精神与政治上的王道理想得不到应有的彰显。儒学失去这一基本精神，一方面使其在历史的传承之中得不到广泛的认同，其理论显示出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另一方面也使其无法凸显出自身的理论特质与思想魅力，从而在面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精于形上思辨又易于人伦日用的佛学思想挑战时，显得软弱无力。儒学的历史命运由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流思想，经由汉武帝时定于一尊而达到极致；武帝之后因统治者“阳儒阴法”的统治术，更重要的是儒学本身致思方向发生改变，自身不断学究化；到唐末时期，儒学甚至于沦落为佛道思想的附庸。胡寅对此曾作出过深刻反思，他说：“盖自书契已来，上下数千年，纸墨之传以万号卷，不知其几也。则有溺于名教者焉，则有囿于训诂者焉，则有役于记诵者焉，则有耽于文辞者焉，则有惑于异端者焉，夫是之谓五失。”[62]这五失，是对儒林的批判。历史上许多以儒家自我标榜的学者，他们或者沉溺于名教之辨，或者局限于词句训诂，或者拘泥于科条记诵，或者热衷于玩弄文辞，或者迷惑于异端邪说。而对于儒家义理的阐发与宣扬，却并不用心，这在胡寅看来是本末倒置，误入歧途。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统治者身上，统治者放弃对儒学的尊重与身体力行，其结果往往是被异端邪说所惑而为所欲为，导致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如胡宏描述的南宋现实状况：“今关、河重地，悉为敌封；园陵暴露，不得瞻拜；宗族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鸠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63]支离破碎的故国家园，是北宋末年统治者不以儒家之道修身、齐家、治国造成的后果。残酷现实不断激起像胡寅兄弟这样的仁人志士深重忧虑与无限感慨。
儒学的萧条在唐末就已经引起了如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进步思想家的警觉，并试图作出重建儒家道统的努力。这种现象在进入赵宋王朝之后，宋太祖崇尚儒学，想通过振兴儒学来实现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儒学发展相对而言进入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历史时期。后经“宋初三先生”对儒学致思为学重阐发经义、重经世致用的转向和周、张、二程对儒学的形上重建之后，儒学才初成体系和规模，影响也日渐扩大。但佛学思想经几百年之后的渗透，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信仰者大有人在。而佛老之学的继续盛行，无疑使得儒家人生观、伦理观、历史政治观等都必须面临严重挑战，有可能将导致威胁其学说存在的危机。虽然在胡寅之前许多学者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思想与之对抗，但这种对立始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而是长期存在。对于儒家来说，批判佛老，肯定自己思想理论价值所在，并且言之有理，言之成理，使上下之人都信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达到。
胡寅思想，也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而产生的。其所著的《崇正辩》所崇之“正”，自然是儒学之正，与之相反，佛学则是邪。对佛学的批判即是对儒学的推崇，胡寅认为这是一事之两面，目的无外乎是想承周、张、二程理学思想之余绪，继续把儒家思想特别是重“三纲五常”的人伦道德与经邦济世的政治思想发扬光大。他重点在批判佛教违背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道德本性，漠视“三纲”之客观存在，否定“四端”之与生具有等方面。他在《崇正辩序》里明确地说：“《崇正辩》何为而作欤？辟佛之邪说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谓之邪也？不亲其亲，而名异姓慈父；不君世主，而释其师为法主，弃其妻子而以生续为罪垢；是论三纲也，视父母如怨仇，则无恻隐，灭类毁形而不耻，则无羞恶；取人之财，以得为善，则无辞让；同我者贤，异我者即不消，则无是非，是绝四端也。”[64]他对异端之说的批判并不局限于《崇正辩》一书，也散见于他的历史著作《致堂读史管见》。另外，因胡寅力主抗金而反对和议，往往在论史过程中选取相似的人物与事件大加议论，目的是想在行文中借古讽今，规劝当朝最高统治者宋高宗不应委屈求和、讥刺秦桧等人的卖国行为。从朱熹的记载可知，胡寅在撰写这部书时，因为遭受秦桧集团的陷害而贬谪在广州新州。根据宋代制度，谪臣是不允许随身携带书籍的，因而受此条件限制，他只能凭借自己记忆立论，故书中史实方面偶有不确切之处，但议论却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表现出前后一致，有着强烈的正统儒家的坚定立场。